明朝后期朝廷最大的心病就是财政危机，这个现象缘于多个因素同时作用，一是税收拮据，二是灾难频繁，三是通货膨胀，这些情况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尤其明显。
“税收拮据”主要因为税率一直很低，农业税本来就不高，商业税更是少得可怜，农民的负担本来不算沉重，但在朝廷收农业税时是收现银，所以收税期间往往会导致粮价下跌，从而导致农民贱卖粮食缴税，之后粮价恢复正常，如此一来即便不算重的税赋也会成倍增高，并且让商人从中牟取暴利，若是朝廷加农业税，那么只能导致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会导致许多拖欠的现象。提高农业税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对整个局面却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明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已经向工商业转移，农业发展处于停滞阶段而商业税收又实在少得可怜，所以朝廷要增加收入就必须增加商业税，但当时文官集团又和商贾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团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即便皇帝想加征商业税也会因为文官集团会的阻挠而难以达成，这就造成了明朝税收拮据持续的局面。
“灾难频繁”主要因为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正处于全球气候的一个“小冰河期”（littleiceage）。自1580年起一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是著名的小冰河期（littleiceage），几乎所有的太阳黑子消失了长达七十年之久，在这一段时间内宇宙射线的流量降低，而同时气候变冷，这是过去一万年间十数起类似情形中距今最近的一次，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酷寒必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轻易被攻占。
“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明朝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海外贸易庞大，出口的商品种类之多，数量之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形容中国如同一个“银泵”吸纳着全球的白银。《晚明社会变迁》中提到：“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相当于3亿3653万多两白银）。李隆生综合了庄国士、vonglahn、yamamura&kamiki、brading&cross、atwellreid、kobata等众多学者对于明季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的数量估计得出一个平均值的结果：“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亿7000万两”。综合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流量统计，明朝时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五亿两以上。如此多的白银堆积在中国，必然导致各种商品的价格飞涨，在灾荒频繁的年月里粮价也随之而飞涨，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这三种原因的相互作用下，明朝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形成了内忧外患的局面。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明朝富庶的南方大片的田亩被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产量随之下降，北方大旱则导致粮食更为匮乏，粮价开始节节攀升，海外贸易收入激增导致的通货膨胀也加剧了粮价的上涨，粮价飞涨带动所有物品上涨。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又由于从海外贸易中赚取了暴利的商贾们开始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发展，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大，导致官办企业纷纷倒闭，朝廷就穷的更为可怜了。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和粮饷都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饥民就起事，没有了粮饷军队就哗变，许多农民军正是饥民和散兵组成的，所以明朝末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说，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为了生存三番五次劫掠农耕文明的明朝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明朝后期边陲频频吃紧的根本原因。
这一系列问题加剧了明朝军队的压力，而明朝军队的问题却更为严重，明朝军队实行屯田制，明朝军队的重兵集中在九边重镇，这九个边镇都在北方，北方受小冰河期（littleiceage）的影响频繁发生大旱，屯田的庄稼颗粒无收，军队的粮饷就成了问题，缺饷导致战斗力下降，军饷问题必须解决，由于屯田没有收成就只有买粮食，可买粮食也需要钱，本来国家税收拮据财政就困难，灾民要赈济，军队要粮饷，为了备战蒙古和后金这些北方民族的入寇劫掠不仅要招募新兵，还得置办军械、增发军饷，更要修筑防御攻势抵御入侵，这一切都要钱。
这个时期成为明朝异常困难的艰危时期，一面是粮价、物价飞涨，一面是朝廷财政收入锐减，但财政支出却飞速激增，这种局面下“财政问题”就成为了关乎明朝生死攸关的大局。这个大局应该如何对应到辽事的处理上就成为了关键，处理不当则可能祸及根本，处理得当能让大明王朝渡过这段艰辛的岁月，实际上就快要熬过去了，因为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灾难逐步缓解最终恢复正常，明朝却只撑到了1644年。
《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记载了户部给事中黄承昊的上书：“……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这是天启初年的事情，可见明朝财政危机是多么严重。
明朝为了边事加征辽响，崇祯更是对袁崇焕全力支持，崇祯凑足辽东的军事开销很不容易，崇祯即位前的天启六年（1626年）辽饷虽然已增至七百万两，但到天启七年（1627年）明朝的财政还是有一百六十万两的亏空，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出关时，获得辽饷四百八十万，米一百八十万，另发内帑一百二十万、铠甲四十万具，红夷大炮十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以前王在晋要修建一座重城预算为一百二十万两银子，而袁大人不仅要把锦州恢复了，还要修建周遍城池，再往前“且守且战，且筑且屯”那要花多少银子？估计还没有等他把城堡修到广宁，不用后金动手明朝就完蛋了，他这样哪里是“五年平辽”，完是是用银子在“填辽”，最终的结果只能加速明朝财政危机的不可收拾。可见袁崇焕以他“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辽方式确实给明朝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朝廷不但要出军饷、粮饷、修缮城池的银子，许多时候还要接济辽民、完善抚恤……
袁崇焕花了巨资先后两次修筑锦州，把锦州修成一条“郑国渠”似的巨坑，并抽调蓟门的兵力去宁锦削弱蓟镇，又不按照崇祯的旨意扑杀那些蓟门外可能给皇太极带路的蒙古部落，还拿粮食给投靠后金的蒙古部落开马市，为后金南侵略准备好粮草，关键是擅杀毛帅而毁东江，直接导致了后金没有东江镇这个牵制，可以远距离作战，如此一来整个“关、宁、锦”变成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分别于但是在1629年、1634、1636、1638、1642年先后五次被后金绕道蒙古大规模入塞，掠地千里，横扫京畿。这条袁大人用巨资堆砌起来的“宁锦防线”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古代版“马其诺防线”，经常有人感慨说袁大人修筑的宁锦防线是“丰功伟绩”，后金**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都没有突破，完全是说瞎话，已经成为了“马其诺防线”的“宁锦”还需要人家去突破吗？应该说自从皇太极1629年由蓟门入塞开始这条防线就报废了，之后这里不再是什么防线了，而是消耗明朝国力的巨坑，以及后金利用锦州地理缺陷聚歼明军主力的战场，害得洪承畴把明朝最后的精锐八总兵十三万人都填进了锦州这个“易攻难守”的巨坑里，让崇祯要实现“中兴之策”实质上失去了最后的依托，而导致了最终不可收拾的局面。
军镇费用明末时期，军镇的开支是最大的。在户部可支配的资金中，大部分都用在了军事开销上，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够满足边防需求。
**哈赤以“七大恨”名义起兵之前，辽事并不是帝国最关注的边防危机。基本上，明帝国是将所有的边防军事重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边镇的收支大概是多少，具体是什么项目，中央zf怎样维持其军事费用，这些资源消耗是否达到帝国的极限，帝国是否还有可挖掘的潜力来应付未来辽东的巨大开销？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数据，对明帝国和建州开仗之前的九边粮饷情况有一个基本认识。
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些概念。
所谓“九边”，《明史》曰：“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九边指的是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固原镇。后来在九个军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五个军镇，分别是永平镇、密云镇、昌平镇、易州镇、井陉镇。在万历初年的财政处理上，这些军镇是具有同等地位的。
根据《万历会计录》（万历十年，即1582年）的记录，镇官军与粮饷额数的编制，在万历初期（1570年代）有官军人数近七十万，各项军费粮饷内，单是银两就高达八百多万两。（当然这只是官方认定的数字，这些粮饷未必都确实运到了边关，而这些数字也未必能够满足边防的需要。）
黄仁宇从《明会典》中整理的下表，也支持了这种观点。
1575年14个边镇军需支出的主要项目
支出项目和数量（奏报）货币价值（两）
1岁额粮200918石1600000
2料1125080石390000
3草14314822束420000
4银5908562两5910000
合计8320000
由此可见，边镇支出共八百万两，在万历初年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常例了。
岁支出八百万两，这么大的开销，其收入是怎么组成的呢？黄仁宇统计的另一份表格显示如下：
1578年14个边镇军需的收入
项目、数量和来源（奏报）货币价值（两）
1年例来自太仓库、折银3,180,000
2补贴北方数省解运、折银2,730,000
3军屯收入折银180,000
4盐课商人和盐专卖640,000
5粮食京运350000石280,000
6粮食北方数省解运280000石220,000
7军屯收入口粮牲口料1450000石730,000
8马草北方数省解运和军屯683000束210,000
合计8,170,000
如上表所示，我们知道边镇银两开支几乎占到了太仓库60％的收入，而在战事不利的年代，更是占到了太仓库90％以上。另一方面，边镇军需的白银直接收入还来源于北方数省的解运和折银，正如我们所见黄仁宇画的“税收分配示意图”所示，北方数省的白银和粮食部分并没有经过京师再行分配到军镇，而是直接运到了边镇。
除了白银外，军镇的粮食主要来源于军屯（军士屯种自补）、**（民间向边镇输纳民粮）和开中法（商人运粮中盐），三套机制同时运作。（漕运的粮食主要只提供京师附近的军镇，还不能算所有军镇的粮食来源。）
帝国军镇面临的长期问题是：边镇防线过长、军士人数过多、内地补给有限、粮食运输困难。虽然官方预算是年支出八百万两白银，但实际上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值。
很多不是以银两来计算的财货和劳务，诸如士兵修缮边墙和城堡，长途搬运粮食，以及死亡在运输途中的马驴牛等。
就以运输成本来看，《明经世文编》有王忬（嘉靖二十年进士，曾守重要漕仓之通州，在大同镇、蓟州镇、辽东镇任官）的奏折，他在分析运漕成本说：
京、通、蓟州三仓，每仓造车一百辆装运粮饷，拨军一千五百名，以都指挥等官统领挽运。…职等从长议算，每车一辆，于上装粮十二石，该军十五名挽运。空车尚亦艰难，加之重载，何以前进？临边（镇）道路，多遇崎岖，或遭淋雨泥宁，津渡阻碍。人之精力有限，未免沿途耽延失事。
按照王忬的计算，每辆车运输十二石粮，需要十五名军夫。每军镇的粮仓需要一百辆车，载粮不过一千二百石，却需要军夫一千五百名，平均每人运粮不到一石，且道路艰难，既耗费时间又容易出事，加上军夫途中也要耗粮。由此运输的费用大大超过所运粮食的成本。
战争时期，帝国竭尽全力也未必能保证北方军镇开支。何况在帝国zf看来，北方军镇虽然重要，却也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方面。明代中叶倭寇的祸患也不下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军费开销同样巨大，不见得比北方少。而且在朝廷看来，宗藩王府、民间动乱、灾害救助、水利工程等非军事部门的开销也同样重要，并不亚于北方军镇开支。
帝国缺乏中央财政的预算，也缺少必要的活动资金，遇上各种战乱或者自然灾害，太仓库的资金基本无力应付，迫不得已只能东拼西凑，无疑增加了zf的负担。明代军镇费用不足固然是边防虚弱的重要因素，但贪污横行、将帅腐败也不可忽略。
同样，因为费用的不足和官僚机构之无能腐败，在水利工程、荒政等其他方面，明帝国也无法做好。这么多方面的索求无度，即使帝国的岁收入能够增加，也会为帝国的zf行政机构之贪婪和低效所吞噬。
另外提一句，在明末，帝国zf加征三饷，从统计数据上看一年可以有2100万两白银，似乎已经将帝国的纳税人逼入了绝路，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额外收入并不是全部来自于田赋。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8677两，其中4491481两是摊入土地，其余的部分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和杂色税收。黄仁宇认为，即使2100万两白银全部摊入田赋，也不是不可忍受，因为十七世纪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证明了税收增长只是一种假象，并且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
何况当时的正税定额从来没有完额交纳过，1632年，据340个县上报，税收拖欠达到50％以上，甚至更多。而这340个县占到了帝国财政税收区的1/4以上。而且，其中134个县没有缴纳任何税收。
为什么明末加征的税收拖欠严重，甚至根本收不上来呢？黄仁宇认为主要原因是长期低税政策造成的，因为国家没有为底税政策配备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也缺乏必要的投资和公共事业及福利投资，农民并没有享受到低税的好处，而利益都被中间阶层，如官员、胥吏、地方豪强所分享，所以增加税收的行为遭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抵制。明帝国低税收的财政政策使zf无法获得足够的国家必要资金，但也没有藏富于民，这种做法的际危害其实并不亚于苛政。
小结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明代之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是令人绝望的，但这样一个帝国，无论如何也维持了近三个世纪，要说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却也不是。
正如我们所熟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一样，其实经济也是政治的延伸。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基本国策之一，是必须根据帝国的立国原则所制定的。明代不像现代国家有宪法，但从其政治制度、选拔制度、军事制度乃至官僚机构组成来看，主要表现为“中央集权”和“政治稳定”的特点。
无论各方面政策是否更加合理、完备、有活力，只要违背基本原则，就必须被废除。我们知道明代的军事制度，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虽然战斗力低下，却避免了将帅拥兵自重。如果单从军事层面看，这种制度实在愚蠢之极，既不利于提高士兵素质，也不利于培养将帅能力，更不利于实际作战。但是从更高利益来说，这种制度从此束缚住了将帅的手，没有哪个将军能够拥有对抗朝廷的军事实力，也就维持了文官zf的存在，也保证了皇帝不被威胁，避免了谋反的危险。明帝国一直以来也没有真正可以抗衡的敌人，虽然蒙古人、满洲人、倭寇都给帝国带来过很大的麻烦，然而真正衡量起实力来，他们并不是帝国的对手。
同样，政治制度也是这样。明初朱元璋废掉了丞相职位，使得皇权更加集中。其实丞相一职，对国家实在有很多好处。而全部权力归于皇帝之后，国事往往取决于帝王个人的能力和态度了。有丞相的时候，帝王可以偷懒，丞相却不能偷懒，帝王可以无能，而丞相却不会无能。没有丞相，则帝王直接面对大量国事，生于宫中的帝王实在没有精力和经验去处理。其后虽然增加了内阁大学士职位，却始终无法达到丞相的地位。
帝国的财政政策也是同样道理，低税政策、地区平衡措施，不鼓励工商业发展，并不是帝国对此毫无认识，而是有其考虑。
简单的说，帝国以牺牲多方面的效率和发展来换取中央集权和政治稳定。其危害我们都已经看到，但也由此带来了相对的稳定和繁荣，从制度上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宫廷政变、军事造反以及权臣胁迫帝王等事件的发生。皇帝拥有决定性的权力，权臣和宦官都无法改变这一点，任何地方zf都无法和中央相抗衡，这是明帝国之所以维持近三个世纪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明帝国的立国原则就是为了维持其子孙后代的长久统治，那么这种制度确实相当合适，我们自然不会认为其立国根本是为了人民福祉，所以帝国的最优先权是保证稳定和集权而不是发展经济就可以理解了。当然，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帝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帝国的周边缺乏需要经济竞争对手，就没有必须发展经济的压力，也就没有改革的最终驱动力，没有野心勃勃的开拓者和利润巨大的受益者构成的中坚阶层，是无法推动改革的。
虽然经济重要，但在经济之外，帝国zf和知识分子们关心他们以为更加重要的方面，诸如礼仪、科举、道德等等，几百年来，帝国的才智之士将聪明全部消耗在了读圣贤书、道德治国、著书立言以待青史留名，而没有用在改变财政政策、改善经济结构和改革财政部门上。
帝国的财政并不是注定了悲剧的命运，在十六世纪，白银的大量流入和海外贸易都给帝国提供了转型和改革的机遇，如果帝国因为财政赤字需要增加额外的收入，借此契机同意开海禁，并且扩大户部规模以收税，扩大海军规模以保护和控制海岸线，一旦形成良性循环，则除了供养必要的zf部门人员工资和公务开支，以及海军外，还能有大量盈余。这些盈余投入改善从京师到辽东战区的后勤，提高明军的战斗力，或者能扭转明末糟糕的边防局势。同时，足够的资金还能够保障西北地区救灾能力，收编农民义军将会更加有效。
虽然我并不对此抱有希望，但也不可否认帝国还是有改良自身的能力。如果他们更有远见，或许帝国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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