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日本的对我国台湾的入侵，对日本外交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一方面，以武力推行“脱亚入欧”的对外战略开始向日本外交理念的主流靠拢；另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外交成果，斩断了琉球与中国的宗属关系，逼迫朝鲜就范开国，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从此开始坍塌初次军事冒险的成功，使强权政治开始融入日本外交的思想与实践，从此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使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不管是日本政府还是明治天皇想要打败中国的心是不会死的。
1874年，日本发动了入侵我国台湾的军事行动，这是步入近代的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用兵。虽然后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约》（又称《日清两国间互换条款及互换凭章》），日本不得不从台湾撤出军队，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大的外交视野重新审视此次武装侵台，会发现它对刚刚踏上国际舞台的日本外交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不平等的条约。这个条约的定例实中国在看其平等的条件下，不吃亏然日本则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一
我国的台湾地缘位置得天独厚，它处于西太平洋弧形岛链的中央部位，东控欧亚大陆，西制北太平洋，南视东南亚，北临东北亚，这种令人怵目的战略位置，自然在日本对外大战略中不容忽视。但是，台湾究竟在日本对外战略的展开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则集中体现于1874年日本对台湾的军事入侵以后。这是个重要的事件发生。
1871年，琉球岛民遭遇海难，在台湾登陆后有54名被土著居民误杀。消息传入日本，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建议政府出兵台湾，追究责任。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桦山资纪向陆军省建议向台湾派遣生藩探险队。一时间“征台论”沸沸扬扬。那么，日本政界为何对侵略台湾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呢？
众所周知，新建不久的日本明治政府此时正处于外交困境之中：作为日本外交的课题之一——同欧美列强修改以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遭到拒绝，修约遥遥无期。另一个外交课题——近邻外交也频频受挫，朝鲜一直不肯与其建交；虽与中国签订了《清日修好条约》，但不断遭到国内外的批评和质疑；同俄国就库页岛问题迟迟争执不下，北方威胁如芒刺在背。因此，当台湾问题出现后，日方鉴于该地险要的位置，把其视为扭转国运、打开外交困境中的契机。我们可从1873年外务省官员大原重实与外务卿副岛种臣的往来信函中看到这一点。大原重实写道：“卿（副岛）之意图，认为此番机会乃日本张威于亚细亚之良机。其原因乃台湾可谓亚细亚咽喉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欧洲垂涎于此岛之国家不少。若我不能得此地而为彼所得，其利害之分，自不待言”。“今番之事，乃征韩之役（丰臣秀吉发动的日本和明朝的战争）后之重大事件，皇国沉浮在此一举。今后皇威不仅在亚细亚，且将辉耀于万国，……然若不成功，则毕取侮于万国”。为此，日本为侵略台湾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首先，为了给自己出兵台湾找到借口，必须先“明确”琉球岛民是日本“臣民”，即琉球是“属于”日本的。于是，日本向吞并琉球迈出了重要一步：1872年10月，无视琉球为中国属国达五百余年的历史事实，单方面将琉球国改为琉球藩，国王为藩主，列入日本华族，其对外事宜交由外务省管辖。
其二，施展外交伎俩，争取国际“认同”。1873年6月8日，外务卿副岛种臣会见了英国公使，游说道：“清国未向生番之地派过官吏，地图上也未点载生番地名，前年美国人与生番交战，也未曾告诸清国，清国不知生番与美国人缔结条约之事，清国何能谓之为属地耶？”极力否定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另外，鉴于琉球此前已与美国签有《琉美协定》，于是日本以承认《琉美协定》为条件，换取美国对日本占有琉球、进而侵台持默认态度。
其三，试探清朝政府的态度。1873年，日本政府借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前往北京交换《清日修好条约》之机，就朝鲜、琉球及台湾问题试探清的态度。日方对此非常重视，正如当时随从前往的外务少丞郑永宁所说：“我国派遣大使，驾本舰出海，以今为始，本舰航行海外，也以今为始。更何况，各国众人所闻者，大使已奉伐藩之旨，将有事于台湾。故而，今发军舰，内外试目”。可见，日本对我国台湾的图谋已经确定。然而，在北京日方试图否定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以及对琉球的宗属关系的外交讹诈失败后，竟抛出在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与清总理衙门官员的非正式谈话中，清官员有台湾土著乃“化外”之民的话，为侵台制造借口。
随后，日本开始大踏步向战争边缘急行。1874年1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认为鉴于“海外发扬国威的意义”，“对生番兴问罪之师，实为必要”。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与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抛出《台湾土著居民处分要略》，声称“台湾土著部落乃清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对杀害我藩民琉球人民实行报复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同年2月6日，内阁会议根据《台湾土著居民处分要略》，做出了入侵台湾的决定。4月，日本设置所谓“台湾土著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事务局长官，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土著事务总督”然而，正当出兵台湾如箭在弦上之时，日本的不轨行径引起了列强的不满。
4月9日，在华拥有巨大商业利益的英国首先对此提出质询。英国驻日公使帕克斯致函日新任外务卿寺岛宗则，其大意为：在台湾之通商港口，我国人民持有不少货物利益，贵国政府将军队开赴台湾岛，拟作何事？又，运送军队军粮之外国船只，将开赴何港或开赴何地？拟向阁下探询，请予急切注意。13日，帕克斯再次致函寺岛宗则：“如果清政府认为上述军事行为乃是敌对，则不得不立即召回参与其事的我国人民”。18日，美国驻日公使也向外务省声明：“我政府曾承认台湾全岛为清国所管辖。故而，对贵国政府雇佣美国船只及人民，参与征番之事不能旁观。行违反我美国与清国所订约之举，我将阻止美国船只及人民受贵国政府雇佣”。
面对英美的外交质询，日本政府内部一部分人产生动摇，三条实美命西乡从道暂缓出兵。但是，从英美的态度上可知，它们只是对日本将实施的侵略行径提出了异议和对本国利益的担心，并未表示将采取具体的遏制行动。事态表明，列强与其说是施加外交压力，倒不如说是告知“局外中立”，任日本对中国台湾动武。而这种“局外中立”的背后隐藏着的则是欧美列强讳莫如深的东亚战略，我们可从1872年10月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在预感到台湾危机后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窥其一斑。德朗写道：“我一向认为西方国家的外交代表们的真实政策，应当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种行动路线，使日本政府彻底反对这种主义（指闭关自守或与中朝联盟），使日本朝廷与中国及朝鲜政府相疏隔，使它成为西方列强的一个同盟者。在目前情势下，我深信已经发现了一个执行我这些计划的机会。可能用不着流血，但是，如果要动干戈，可以使那个战争成为把台湾和朝鲜的庄严的领土放在一个同情西方列强的国家的旗帜之下的战争，……使日本从国内混乱中解脱出来，并巩固当今日本天皇的进步和开明的统治”。
因此，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加之日本国内矛盾重重，急需向外疏导，在长崎已集结完毕的西乡从道竟不顾暂缓命令，强行出兵。而奉命来长崎见机行事的大久保利通最终同意了西乡的行为。大久保利通在写给政府的报告中说：“西乡总督从东京出发前所奉敕旨，迄今并无乖戾……。关于生番处分、兵队进退等实际问题，因在委任权限之内，故在长崎裁定”。5月，日本以军事冒险的形式最终发动了既定的入侵我国台湾的战争。
由于清朝政府的抗议以及台湾民众的抵抗，加之入侵日军疟疾流行以及欧美列强的“调停”，日本深感力不从心。10月，日本与清王朝签订了台事《北京专约》。条约规定：清承认“台湾‘生藩’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赔偿日本银50万量；日军撤出台湾。至此，日本对我国台湾的入侵暂告一段落。
1874年11月1日，离开北京的全权办理大使大久保利通深知此次侵台及其解决对日本及东亚的巨大影响，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9月10日到北京后，逗留凡五十余日，受任艰难，苦不堪言。幸事已成功，离开北京时自觉心中愉快。呜呼，处理如此大事乃古今所稀有，亦本人一生所未有。舟中无事。此日天气特别晴朗，秋高气爽，四望浩浩如海。思往事，志将来，心有所期。”而此时英帕克斯公使则以极为复杂的心情，写信给北京同僚说：“幸运降于日本，但日本没有资格受领。我深感遗憾，本来大海彼岸的老大国家是有理的，但却要向这个黄嘴丫未退的国家屈服。”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是刚刚步入近代的日本第一次对外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待其尘埃落定，首次军事冒险对日本外交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它集中反映在日本外交战略的选择上和外交成果的获取上。
首先，在外交战略的选择上，以武力推行“脱亚入欧”的对外战略开始向日本外交理念的主流靠拢。日本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背负着欧美列强强加其身的不平等条约，在西力东渐下被迫开国。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逐步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当时的日本一方面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欧美列强，另一方面面对的是颓势尽显的中、朝、琉近邻。尽管日本天皇表达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外交志向，但究竟采取何种具体的对外战略，尚处于摸索之中。而实际上在日本国内，以下两种外交战略构想曾一度存在着。
一是，联合亚洲的中国、朝鲜共同对抗欧美列强。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胜海舟就持有这种观点。1863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今亚细亚几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胸臆狭小，而无远大之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广为游说”，由日本、中国、朝鲜“合纵连横以共抗西洋”。此种策略性的思想在日本明治政府的首脑中也不乏其人。例如，“岩仓曾经提倡过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唯心论，主张日清协力以对抗‘公敌’欧美列强”。外务大丞柳原前光赴中国就签订条约问题谈判时，就一再声称：“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1871年，双方签署了《清日修好条约》。
应该指出，此种构想的动议及随后条约的签订，更多的是为了与中国建立对等关系，从而利用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达到位居朝鲜之上、进而与之建交的目的。而持联合之名，实则驾驭的意图者也是大有其人。但即便如此，在签约前“横滨一家外文报纸表示疑虑说，日清两国莫非要搞攻守同盟以对抗欧美的亚洲扩张。外务省声明，日清订立攻守同盟的传说毫无根据”。而签约后，日本国内反对声浪不断，使批准、换约一拖再拖。从国内外的强烈质疑和批评来看，说明联中、朝以共抗欧美列强的策略性的构想确实存在着，但同时也表明，它的可行性及支持度都是有限的。
二是，与欧美共进退，掠夺亚洲其他国家，这种构想由来已久。对明治政府领导层有直接影响的吉田松阴早在幕府末期，就在《幽囚录》中说：日本应“告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一如内地诸侯。责令朝鲜纳人质进朝贡，有如古盛之时。割北满之地，南收台湾、呂宋诸岛，以示渐进之势”。随后又在进一步指出“我与俄、美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这种一方面屈从于欧美列强、一方面侵夺亚洲邻国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强权政治对外思想，在当时它还只是一种对日本外交有影响力的思索，尚未完全付诸实施而最终构成主流，成为长期的、固定的战略。
然而，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初见成效，尤其是在日本不惜以武力侵台，为其窘境中的外交打开局面之后，日本的外交战略思想迅速向后者靠拢。我们可从当时日本外交决策层的变化上，以及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对外观念的转变上窥其一斑。
国家外交决策层的变化是国家外交战略变化的晴雨表。1873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被早年留学欧洲的驻英公使寺岛宗则代替，一批有西方知识背景的人随之走上日本外交的决策岗位。例如留学英国的森有礼、上野景范出任外务大辅和少辅。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按照华夷秩序的原则来看待清国和朝鲜的”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宗重正则于1875年离开了外务省。由此可见，19世纪70年代间的“人事更迭，标志着日本对亚洲外交的巨大变化”。
与此同时，一批对日本近代化贡献卓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的对外观念也随之发生了逆转。例如，1873年成立的著名启蒙团体“明六社”，一度以西方近代思想批判传统思想，把日本的启蒙运动推向。然而，该社在日本侵台后的1875年因变化的国内、外形势而解散，其成员的对外思想渐趋转变。福泽谕吉开始提出“保护亚细亚东方也是我国的责任”，对中国和朝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以实力强迫其进步”；此前高唱天赋人权的加藤弘之也反戈一击，“于是先论述吾之权利决非天赋，全为依进化而渐次造成者”，“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幸福，则对于他国而起侵略战，也没有可非难的理由”，日本应“以武国主义为主眼、为经，以帝国主义置之第二位为纬”。以前联中、朝以共抗欧美的论调渐渐烟消云散，随之出现了披着“东洋盟主”论外衣的“脱亚入欧”论：“在东洋列国间成为文明之中心，他国之魁首，如西洋诸国者乃日本国民”。1879年11月，草间时福也在日本《邮电报知新闻》发表的《东洋连横论》中说，在亚洲可主持连横大业的“除了日本难道还有其他的国家吗”？裸的“脱亚入欧”论已呼之欲出。由此可见，侵台之后的思想界明显地反映着日本对外战略理念的走向。
其次，在随后的外交成果获取上，动摇了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华夷秩序，为占领琉球、逼朝就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是建立在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华夷秩序之上的，日本窥视的朝鲜、琉球均以中国为宗主国，因此日本对两地的任何企图都将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刺破华夷秩序的外壳。日本选择入侵台湾，从外交的视野来看，其战略意图可谓一箭三雕：把宗主国中国、琉球及朝鲜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正如日本政府就台湾问题向驻中国公使下达的谈判要领中所指出的：“即一方面向清帝国表示可以赔款为补偿从台湾撤兵，同时，借此机会否定清帝国对琉球的宗主权，消除琉球对日清两国的领属关系，并应打开‘朝鲜自新之门’”。因此尽管侵台后日军随即撤出，但紧随其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日本表面退一步，实则进两步。
第一步，为日本进一步吞并琉球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众所周知，琉球自14世纪起一直是明、清的属国，但1609年又被萨摩藩征服，这样琉球开始有了所谓的“双属”关系。1872年日本单方面强行设置琉球藩，把吞并琉球的进程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但是，琉球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属国这一历史事实，使自知理亏的日本吞琉举步踌躇。因此，日本视琉球岛民遇难台湾为外交契机，以为琉球遇难者向台湾土著报复为名，行彻底斩断琉球与中国的宗属关系之实。诚如大久保利通的法国顾问巴桑纳在日军撤出台湾的第二年不无感慨的写道：“1874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最幸运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因为从条约的字面上把琉球岛民“称作日本臣民”。
侵台事件的发生，日本以武力考验了衰败的清王朝的对外意志，前进一步，使其在随后的吞琉行动中处于了有利的位置。大久保利通在1874年12月15日起草的琉球问题建议书中说：“此番与清国谈判结果，……表现出琉球多少属我版图之实迹”，建议“一扫与清国之关系，把镇台支营派赴那霸港内”。1875年7月，日本政府派官员赴琉球，强令琉球王不接受清的册封、停止向清的朝贡、撤销设在福州的琉球馆。
如果说吞琉是日本外交成果实现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则是利用侵台威逼朝鲜放弃对中国宗主国的承认，从而使其就范。
日本对朝鲜的企图由来已久，中世纪丰臣秀吉时的侵朝堪称一个。明治政府建立后，面对列国纷争，更加关注朝鲜的战略地位，正如1870年外务省官员所指出：“朝鲜为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征韩论”日甚一日。但执行封闭政策的朝鲜始终拒绝与日本交往，因此打开朝鲜国门、迫其就范一直是日本外交的一个课题。
如前所述，日本国内一部分人认为，既然朝鲜视中国为宗主国，那么可采取迂回策略先同中国取得对等关系，从而在对朝交往中就可处于有利地位。但是，虽然《清日修好条约》的签署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对等的地位，然而促成与朝鲜交往的外交目标仍未实现。于是日本把台湾与朝鲜联系在了一起。1873年，“换约为名，谒帝也为名，惟因筹划征伐生番而有此行”[26]的副岛种臣渡海赴中国时，就曾询问清政府：“朝鲜诸凡政令，是否由该国自主”，其意可谓明显。同时在日本国内，“征韩论”则甚嚣尘上。1873年2月12日《东京日日新闻》载：“据市井流言，日本与朝鲜一旦发生冲突，将征寅年出生之男子为兵，派往朝鲜服役”。甚至在1874年1月和2月，连续发生了“征韩派”在日本国内发动恐怖和叛乱事件，使日本现政府的统治发生动摇。这样，转移国内对与朝鲜外交受挫的不满情绪、威慑朝鲜就范成为日本出兵台湾的又一战略意图。正如依田憙家所说：“征韩论与出兵台湾的关系表明，日本的对华和对朝政策早从那时候起就是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台湾事务大臣沈保桢在战事未息之时，便致函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李鸿章，指出台湾之役与朝鲜的关系：“据洋将日意格云：日本尚有五千兵在长崎，台湾退兵后，将从事高丽。”李鸿章也推测：“东洋平秀吉，昔以全力伐之，师老财殚而退。兹故惮于发难，若得志于台，保不纵情再往”。有鉴于此，1874年8月，中国把日出兵台湾一事通告了朝鲜，指出日本有转战朝鲜的可能，并劝其与欧美列强通商，借西方的力量牵制日本。虽然朝鲜对日本将转战其地的警告及劝其与西方列强通商的用意持怀疑态度，并致函于清，认为日无意对朝“启恤失和”，朝鲜也无意与列强通商，但是仍请求中国“晓谕日本管事人员，俾勿称兵妄动，以全两国生灵”。
此时的朝鲜处于内外交困之中。长期的锁国使国家经济凋敝，大院君与闵妃两派争权夺利更使政治混乱，国内矛盾激化。而日本对此已是洞若观火。就在侵台战火燃起的5月，日本派遣外务省森山茂赴朝鲜搜集情报。6月，森山茂把如下结论汇报给日本政府：朝鲜的派已经失势，朝廷内部纷争激烈，清劝朝鲜勿与日本失和。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朝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动摇。9月，朝鲜主导对日外交的倭学训导玄昔运会见了驻釜山公馆的日本代表森山茂，这是朝日外交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日本的对朝外交随后再度搁浅时，由于有了武装入侵台湾的先例，日本于1875年又一次动用武力，以炮舰相逼，酿成江华岛事件。终于在1876年，逼迫朝鲜签订了所谓的《日朝修好条约》。在条约的一开头就明确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与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可见，日本否定清与朝的宗属关系与此前斩断琉球与清的宗属关系的外交思路如出一辙，关键性的起点都在1874年侵台。
另外，颇耐人寻味的是，1875年日本与俄国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使一直困扰日本政府的北方库页岛问题也于侵台的第二年得以解决。
总之，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日本通过1874年入侵我国台湾，以武力取得了连进两步的外交成果，激活了迈向近代的日本外交棋局，促使日本将强权政治理念融入其外交实践当中，并在这一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唉，，，这中日之间的，日本总是有一个团结的内部，而中国呢则是一片散杀，要想整合这股力量太难啊。但随着台湾事件之后，日本的野心也集聚的增加。
同时这件事也是对北洋进行了大输血，也让日本看到了与大清国对决上所处的劣势。不得不进行大海军的前进战略，以打败大清水师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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