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战斗持续将近快半年有余，到1878年的4月。大清在俄国境内的兵力已经达到18万人，而俄军也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的兵力则达到二十万，这还没有算计从欧洲赶来的援军五十万人。
北京，中俄谈判会场。
李鸿藻从没有觉得像现在这般有底气，微微有些佝偻的他今天也努力把腰挺直了，隔着老花眼镜看着对面的俄国公使倭良嘎哩。
从俄国专程赶来的全权特使达科索夫公爵听着身边的翻译读完中国人的要求，眉头深皱道：“李大人，我从您提出的要求里看不出一点和谈的诚意，这远东和中亚浩罕都是俄国的领土，在有就是巴尔喀什湖也是根据《北京条约》里规定的也是我俄国的土地。”
听到身旁翻译后，李鸿藻面色平静地道：“江东地区和库亚岛以及巴尔喀什湖的地区自古就是我大清领土，是因为贵国无理野蛮的行劲迫使我大清割让的，现在我大清要恢复上述地区的权益。难道有何不可吗？”
达科索夫公爵的脸色更加不好看，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努力作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李大人，我想还是来谈些实际的吧，您认为贵队可以随意出入我国的领土吗？我俄罗斯伟大的亚历山大皇帝命令五十万大军，您相信贵国能够抵挡的住吗？”
李鸿藻“嘿嘿”冷笑道：“贵国五十万人马，难道阁下忘记了，就在几个月前贵国的二十万大军都被我大清给一一击溃了。”
倭良嘎哩这时被李鸿藻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是吗？我记得贵国从40年开始就背英、法等国数千人打败，更有意思的是还让别人攻进贵国的首都，真是可笑。现在若不是我在我国陛下面前极力开推，就凭贵国那些拿着烧火棍的鸟统，我不感相信贵国有这个实力，不过我相信伟大的俄队一定是受到贵国卑鄙无耻的袭击到失败的。我国是爱好和平的伟大国家，不愿意看到两国之间有更多的血流出，所以才主动要求和谈，但切不要把这种宽容当作懦弱，若贵国不答应和约的条件，我们就只能在次在战场上见了。”
李鸿藻微微一笑道：“那就战场上见吧。”说着作了个送客的姿势，倭良嘎哩看了仍然坐着的李鸿藻一眼，怏怏走了出去。
从明朝末年的“禁海令”开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就减少了，而国民的自信却一点没有减少，到清朝以后，又不断地开疆拓土，打败漠西蒙古、打败大小和卓、甚至打败了俄罗斯人（打败了俄国人数百人），这让国民的自信心极度膨胀，甚至到了盲目自大的地步。然而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国人发现外面的世界完全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那些他们原本看不起的洋夷几乎在任何一个方面都超过了他们，甚至只需要几艘船几千人就可以随意蹂躏庞大的帝国，一时间他们从极度的自大变成了极度自卑。
这几十年来，这种心理已经根深蒂固，不是一下子能改得过来的，所以他才坚决要打这一仗，只有血与火的洗礼才能唤醒这个国家，才能缔造新的国家。
然而这个决定让方怀徘徊了好久，虽然决定了拼死一搏，但继续打下去，困难却是摆在那里的。其实奕忻、李鸿章他们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自己亲政以来购买军火、建立学校都是大笔地花银子，要不是工商业的兴起使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加上盛宣怀的银行吸纳了民间大量的资金，大清的财政早已是赤字累累。现在中俄的战势有可能被放大的驱势，把国库里毫不容易的一点积蓄也打没了。现在到不得不向外国借贷了。
趁着国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俄战场之时，方怀向奕忻、李鸿章、彭玉麟、翁同龢、李鸿藻、阎敬铭等人提出了在各地兴办新式学堂之事。现在的局势对大清相当的有利，民心民气都是成倍地增长。这在中俄之战前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时事要文》以及最新创办的《每日新闻》，两份报邗由于销售量的大增报馆被迫加印了三次还是迅速被兜售一空。
“各位臣公有话请说，你们都是我大清的股肱之臣，见识经验均远胜于朕，朕的话有不妥之处你们只管说。”
奕忻依旧是不说话，老神在在的样子。还是李鸿章开口道：“皇上欲倡西学，我等自是全力支持，只是要在全国各县府兴建新式学堂需皇上发诏明告天下，这必然引来许多朝中非议，而如果皇上通过军机处行文各省，臣怕西北、西南之省不会奉诏。”
“此事为何？”
“启禀皇上，这些省受洋人所害尚小，不明西学于我大清之利，臣以为可在一府一省先试行，见其利弊，再推而广之。朝廷官员见于我大清有利也自无话可说。”
这时李鸿藻也站出来道：“皇上让所有适龄童子入学就读，这男女之防也会引起朝廷非议，还需想个妥善之策。不过臣是赞同陛下的提议的。”
同时中国正式颁布中国第一部教育法：《行学令》！李越一听顿时一个头两个大，最后和他们定下先在江、浙、闽、粤、鲁、皖六省推行，以后再逐步扩大，争取在五年内推广到全国。而这六省凡适龄童子必须入县学就，否则其父母以违制关押。不过为了减小阻力，只是硬性规定了男子必须就读不管是穷人还是富商的都必须的，而女子则是自愿就读。
《行学令》规定每一个满十八岁前的中国人都必须参加国家投资的教育工程，教育免费，书本免费，如果有任何人敢不参加，其父母就要被处罚，无父母者处罚家族，无家族者处罚当地父母官。
必须接受的教育需要初期为六年、中期为三年、高级为三年的时间，而中期和高级都要收费的。又分为文，武两科，文科教育基本做人的道理，基本的识字，基本的法律常识以及算数、物理等学科，武科教导基本武术，同时搀杂爱国教育内容，这些教育全部是免费的。
在李越本来的想法中是想要进行九年的义务教育的，但是在粗略的评估了大清的财政实力后，李越只能无奈的放弃，因为如果真的进行九年义务教育，那么中国财政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财政全部都要投入其中，即便是现在这种政策，其投入也超过了中国财政的三分之一了。现在战事吃紧的时候更不能随便投入的。
教育的投入主要在人员投入，中国人口超过5亿，适合入学的人超过六千万，即便是一个老师教育200个学生，那么需要的老师也超过三十万人，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数字。
看到自己原来的计划被七减八扣改得面目全非的样子，李越心中不禁升起一种无奈，在中国要想改革就是这么难。
然而就算李越进行了这么多的妥协，这场普及义务教育的改革依然不是一帆风顺，当李越让何璟、刘坤一他们把新学堂建起来后，前来应聘作先生人却是寥寥无几，大部分大学毕业的学子竟然都被那些兴办的工厂抢了去，毕竟那些工厂优厚的薪水可不是在学堂里当先生的那几个钱可以比的。这样的结果不禁让李越目瞪口呆，总不能让那些工厂不准招这些学子吧，何况这些工厂能意识到知识人才的重要也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但自己怀普及义务教育的师资力量从哪里来呢？方怀把自己关在书房内苦苦思索。
现在国家的情况不可能给他们太高的薪水，而如果强制大学毕业的学子到学堂供职呢？这么做或许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长期看绝对是一项弊政，人力资源分配到后世已经是一门科学，它受市场等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大学的学子无疑处于这种金字塔的顶端，强制安排他们的去向，即使他们接受了也心不在焉，而另一方面，出路无忧也会让一些学生在考上大学后不知长进，就像后世的大学分配制度一样。所以对他们的安排只能引导不能强制。
一个星期后，一道旨意通过军机处发出。今后凡在县学中供职的学子朝廷授予秀才身份，在府学中供职的学子一律授予举人身份，见官不拜。中国是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在南北朝时期官本位体制就已经形成了，讲究“学而优则仕”。直到今天依然是，很多人为了求个秀才举人的身份皓首穷经，一生苦苦追寻，而在国人眼里有个秀才举人的身份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这对刚刚从大学里出来的学子不能不说是很大诱惑。
而且，李越酝酿已久的科举改革也将要开始了。
二场反贪污运动让不少人丢了官，空出来的位子让国家一些部门的运行都出现了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补充一批新鲜血液。而现在选拔官吏的手段只有科举，，两年前自己刚刚亲政，又要准备迎接中法之战，结果那场大比选出来的官员只有刘光第和康有为自己还看得上眼，所以科举是不得不改了。
只是这次科举的改革却没法绕过廷议直接用军机处行文了，这必然又要戳痛朝廷里那些胡子一大把的官员了。
其实对于科举制度的优劣后世也有较大的争论，很多人提到科举制度时，总是片面地痛斥其腐朽，而一等到高考结束，众多媒体便抢着捧那些所谓的“高考状元”，这足以让人思索。
一、科举制度是否可以选拔真才；二、科举制度是否造成中国科技发展迟滞；三、科举制度是否做到公正公平。这是科举制度争论的三对主要矛盾，而在我看来这三对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
科举制度确实选拔了不少人才，从隋唐至明清一千三百年间多数政治家都是科第中人，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但科举制也同时降低了人才产生的概率，造就了一大批庸才，范进、孔乙己并非是无中生有，不过这是由于科举考试内容造成的，并非是不可改变。
中国科技技术发展的迟滞，方怀认为与其说是科举制度造成的还不如说是宋朝以来的程朱理学造成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程朱理学和八股取士更是把这种思维推到了一个巅峰。
至于科举制度的公证性，虽然应考者还深受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主考官人选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并非是不可改变的，就像现在京浦路修通后，以前进京赶考要走数月现在只需两日就可以到了。
不过说一千道一万，科举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不可不改的地步。要知道科举选出来的直接就是国家的官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这个政府的形象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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