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郁郁涧底松方云汉自从受了张德的侮辱之后，心里老是郁郁不乐，但是他又无法宣泄心中的苦闷。白天下地刨地瓜、割黄豆，劳累可以暂时让他忘掉被侮辱的一幕。但是张德好像故意挑衅似的，常常穿着排场的军装，带着一身酸气的老婆到田野里去游逛，不时来到他们干活的地里，站在正割黄豆的社员旁边，跟他们说说笑笑，看似不忘父老乡亲，实际却是炫耀。
“本山大叔，你是领头雁，你说这一块黄豆能打多少斤？”张德身子稍歪，叉开两腿，两只胳膊交叉在一起抱在胸前，用令人恶心的普通话没话找话地说。
正在弯腰割黄豆的大队长方本山直直身子，不情愿地回答道：“还不打个三四百斤？今年涝了，黄豆收成不怎么样。”
“哎呀，才打这么点黄豆。当社员真不容易呀，一年到头地干，收那么点粮食，太苦了。”张德说这话的时候，还叹息了一声呢。
这时候，一位两颊突出眼窝深陷浑身污秽的中年男子迎合地朝张德笑笑，然后把目光移到方云汉身上，说：“方云汉，你看人家张德，混得多好，可你呢，闹腾了半天还不是回家种地？”
这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智商不高，不管自己的话该说还是不该说，想说就说出来了。
方云汉受了这番嘲弄，心肺都要炸了。他在监狱里蹲了三年半，也不曾受到这样的侮辱，今天他岂肯忍受？他恨不得给那人两拳。但是想到自己小不忍乱大谋的教训，便收敛了。他利用自己语言上的优势，以较为缓和的语调揶揄道：“这地里施肥太多了吗？怎么苍蝇这么活跃。一只漂亮的红头苍蝇嗡嗡一阵子，一只绿豆蝇又跟上，嘤嘤嘤的，一唱一和真好听。哈哈哈……”
那位高面颊的中年人似乎也听出方云汉的意思，便瞅一瞅张德，那神情很明显，就是希望张德帮腔反击。
谁知这时张德的小妹妹来了，说是家里下饺子了，叫他两口儿回家吃饭。张德自知斗不过方云汉，便趁机离开黄豆地。他的老婆也晃动着肥大的**和两个白嫩的胖腮跟在张德的**上走了。
方云汉继续割黄豆。他身体虚弱，等他分的那四垅黄豆割完以后，白褂子已被浑身的汗水溻得湿湿的。他觉得有些晕眩，好不容易坚持着没有倒下。
中午饭是在地里吃的。下午接着干。云汉只觉得腰痛腿酸，但还是坚持到太阳落山。
放工的时候，大家讨论工分问题，大多数整劳动力记了十分，方云汉因为效率较低，却评了八分。他没有怨言，拖着绑了沙袋似的双脚离开田野。
他没有直接回家，还是来到凤河边。秋风飒飒地吹着，他的身上有点凉，但最凉的还是他的心。他在想，像张德这样一个无德无才的家伙，为什么青云直上，轻而易举地当上军官？而他，这个大家公认的才子，为什么就应当在地里干一辈子庄户？这是个怎样的时代？有才能的就被当成危险人物对待，那般庸俗之辈却一个个得到升迁？他想起了古人的两句诗：“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但是他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不敢这样胡思乱想下去了。这是社会主义时代呀，也许他自己错了，就不配被重用，只有那些庸庸碌碌的人才配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然而现实摆在那里，他依旧是那个叫人看不起的“狗剩”、“赖生”，连父母也看不起他，更何况社会上的对立面呢？想到他的一生将要在这“广阔天地”里消磨掉，他感到异常悲哀。文革前上面就号召毕业生回乡参加劳动，支援农业生产，那时候多少青年毫不思考地响应号召，走向农村，走向边疆，在那里扎下根，面朝黄土背朝天，苦熬死挣多少年。他们真正做到了默默无闻，就像春蚕一样，制造出了漂亮的丝，让人家来享受，却毁灭了自己的青春。如果都是这样倒是可以理解，可是上面又有另一方面的政策，叫没有知识和才能的人再出来当干部。这些人只是一些应声虫，只会跟着领导的**转，没有任何个性和创造性。世界难道本来就是这样的吗？一些有才华的就得下到社会的底层，一些平庸之辈就应当升到社会的上层？这难道是合理的吗？方云汉百思不得其解。
太阳像一滩血一样流到地平线以下，夜幕落了下来。几片枯叶落在他的乱蓬蓬的头发上，他本能地把它们摘下来。空气在暮霭中变潮湿了。几只麻雀在急促而凄厉地鸣叫。秋虫的长吟大都沉寂下去，只剩下一两只还在断断续续地哀唱。他自嘲地说：“我并不是一条好汉，我也不过是一只可怜虫。当了红卫兵头头，也不过成了人家的一根打狗棍，用完了，就被扔在一边了——不，毁掉后将残骸丢弃在田野。这就是我的命运，这就是我们这些红卫兵的命运啊。
方云汉对着夜空发出一阵狂笑，笑声震得树叶哗哗响，传得很远很远。
“云汉，你又到这里来了，还不回家吃饭吗？”是杜若的声音。
方云汉感到一阵暖流从心上流过，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妻子还算是他的知己，因为有她，他才能够活到今天。无论有多大的忧愁痛苦，只要杜若来到身边，快乐和幸福就来到了。
他答应着，一边转过身子，迈动了脚步。
妻子挽住他的手，两人回了家，回到那间虽然矮小却充满温馨的小屋子。
女儿的笑声使方云汉为之一振。她把爸爸给她买的布娃娃小心地放到床上，让她仰着休息，自己则扑到爸爸的怀抱里问长问短，问他什么时候给他买蜡笔和纸，因为她要画画儿。云汉答应着，决定给孩子买几样她喜欢的东西。
吃罢晚饭，云汉把今天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跟妻子讲了，并将下午在河边产生的一些想法倾心置腹地告诉了妻子。
杜若责备丈夫说：“何必为名利地位苦恼？你还记得《西厢记》里面莺莺送丈夫赶考时候说的那句话吧？‘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好像是这么说的。那时候的人都不为名利，咱们何必为这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苦恼？咱们不是商量过，今后要安守田园远离闹市吗？你怎么受到一点刺激就变了呢？”
“我不是变了。看看张德那嚣张样子，你也会气炸心肺的。”云汉说。
“跟那样的人生什么气？他有他的活法，咱们有咱们的活法，只要自己活得自在就行。”
“可是，我们上了十几年学，就这样荒废了？我爷爷上了四五年私塾，一肚子知识没用上，我的命运还能就像他那样吗？我们青年时代的那些美好理想就这样化成泡影了吗？”
杜若这时也黯然起来，她显然为自己当科学家理想的破灭难过。不过她很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于是她安慰丈夫说，“现实一点吧。老是幻想，就老是不满足，不满足就不愉快。那几年人家叫咱家破人亡，咱也得忍受着。现在好多了，毕竟上边还提什么落实政策，还叫我们老婆孩子凑在一起。”
“上边也真会搞，先打反革命，逮捕法办，判刑，然后再纠偏，落实政策！”方云汉抬高声音说。
“别说了，叫人家听见又要出事。”杜若的妈妈在一旁不安地说。
方云汉压低了声音：“我老是想，我们当红卫兵的上当了。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一阵狂热，不上课，大辩论，串联，造反，好像怪热闹，可是没有想到，这场革命最终还是毁灭了红卫兵自己。开始说我们是天兵天将，把我们捧上天，用完了，就来个‘一打三反’，清查5.16，把我们打入监牢。人家该当官的还是当官，我们不过是政治上的牺牲品！”他的声音又不自觉地高了起来。
“你又忘了？声音小一点——云汉，让我说说对你们这类人的看法吧。”杜若诚恳地对丈夫说，“你们受罪，应该说跟你们自己也有关系。运动初期，工作组整老师，也整了你们这样有个性的学生，这是工作组的不是。可是后来你们起来造反，斗干部，夺权，这就像夺了人家的命根子一样，人家利用‘一打三反’的机会把你们打下去，这也在情理之中。你设身处地想一想，要是你在位子上，人家夺了你的权，还把你押上台示众，有的还别烧鸡，斗过来斗过去，你能没有仇恨吗？历来造反是大逆不道的，十个有九个被杀，你想你能不进监狱吗？当时报纸上号召造反，我就觉得这口号很奇怪，弄不好就是一个圈套。果然，人家来了个秋后算账。这跟五七年反右派差不多。听说开始是上边叫人家发言提意见的，有一些心眼儿少的，把这当成了真的，就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完了，就抓住把柄把人家打成右派。柏永芳老师不就是这样的吗？你们也是这样上当的。现在又落实政策，你也不要完全相信，把你从监狱里放出来就是大面子了，你要是再要求这要求那，人家说不定还会把你抓起来。”
“少说点吧，杜若，你也没有数，说这样的话！多少人说话不注意叫人家打成反革命了呀！”杜若的妈妈数落女儿道。
杜若不说话了。
方云汉也沉默起来。屋子里暗淡的煤油灯光照在他的脸上，十分难看。他本能地转过头看看自己映在土墙上的影子，那乱蓬蓬的头发，还是一幅受罪者的模样。想想自己多少年来风风**，在一种极不正常的环境里走了过来，韶光如水，一事无成，不但当作家的梦想破灭了，连起码的上进心也泯灭了，真觉得有点害怕。此刻，《满江红》的悲壮旋律又在他的脑子里响了起来。他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杜若凑近了他，问他在想什么。他说他总是不甘心，自己才二十七岁年纪，就放弃了一切志向，像一棵树一样扎根在这穷乡僻壤，终老到死，这太可怕了。人总要有所作为，不能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
杜若无可奈何。其实她也是这样想的。她最不明白，为什么社会不允许公平竞争，人的命运一定要由权力安排，由领导的意志决定。但是他实在怕丈夫再一次遭到厄运，所以希望他满足现状，只要不打反革命，不逮捕，能够做一个正常的人，就是一事无成，生活苦一点，又算得了什么。
这一夜，他俩都没有睡好觉。云汉在地上辗转反侧，杜若在床上也是翻来覆去。天刚亮，外边就来了人。他们便早早地起床了。
来的是文海波和郑子兰。这两个人不止一次来过，但都不是在这个时间。方云汉和杜若急忙把他俩迎了进来，让他们坐下。
杜妈用慌乱的目光望着他俩。
“有什么事吗，你们早早地来了？”杜若开门见山地问道。
“当然有事了。”文海波回答，一面从衣袋里掏出小烟袋和烟荷包，装上旱烟末，用打火机点着，叭嗒叭嗒抽起来。他抽烟是在“一打三反”中学的。
文海波夫妻也是经历了一打三反的恐怖，仅仅没有像方云汉和杜若那样妻离子散。但最紧张的时候，他和郑子兰也被县里派的人软禁在村子的一栋古老的破宅子里。他们一人占一间屋，睡在凉地上。家里孩子才几个月，由文海波的母亲照看着。孩子哭着找妈妈，哭哑了嗓子，终于哭出病来。
审查他俩的是李俊臣的亲信，为首的一个是清理阶级队伍时就很有名的干将，外号是“徐棍子”。他们硬逼着他俩承认参与了“玉山暴动”，并且承认跟郁宁的案子有关系，逼着他倆揭发杜若一家的“特务活动”。谁知文海波不但一句没有胡说，还要动手打那几个办案人员。只因为他们人多，才把文海波按倒在地，使他动弹不得。郑子兰也学着江姐的样子怒斥审讯者，使他们审不下去。在毫无收获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放了他俩。
落实政策以来，县委书记蓝玉坤派人向他俩道了歉，但仅此而已。
“他妈的，”文海波狠狠地抽了几口烟，开口了。“一打三反”让文海波不光学会了抽烟，还学会了骂人，骂起人来相当恶毒。“那些整人的家伙也太狠了，审查了我们那么长时间，什么问题也没有弄出来，也不给个结论。这样有些人就说俺俩没有政策可落。蓝玉坤也没有办法，只能派人说几句好话。这算什么道理！”
“海波怎么这么大火气呀？”杜若说，一面望望郑子兰。
郑子兰也气呼呼地说：“这不是吗？县里算是向我们俩赔礼道歉了，可是工作问题提也没提。我们跟他们说，因为那个案子，我们两个没能招工，也没能推荐上大学，要求他们考虑一下，给我们安排一点工作。可他们说，他们只是管着来道歉的，工作问题他们说了不算。这是一件事。还有，前几天联中有一位校长到我们家说，学校里缺两个教师，问我们愿意干不，要是愿意干，他去找公社领导说说。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可是过了几天，校长来说，公社里管文教的书记不同意。文海波气坏了，叫校长捎话给那个书记，把他骂了一顿。”
“可是发火不中用呀。”杜若说。
方云汉也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派性还是很厉害，虽说我们也平反了，可是原来的影子还不小。一提起咱们，人家就害怕。不是有人说蓝玉坤放我就是放虎归山吗？我听县城里的人说，蓝书记给中学的那些‘反革命’平了反，有人就说他是地富反坏右代言人，蓝书记给那些‘国民党’平了反，他们就说他是国民党的代言人。这就是说，整人整错了也不应该平反，就是这样的混蛋逻辑！”
“咱们不能就这样算完了，才三十来岁的年纪，今后的日子还长呢。咱的学问不高，可也是高中生呀。就这样两腿插在地墒沟里，一辈子就完了。真是奇怪，现在有知识还不如没有知识。你看看那些挨整的，不都是些知识分子？现在用人根本不看你有没有知识，有没有本事，你有本事，人家不喜欢你也不会用你。那些招工的，也只会跟在左军**上转，什么本事也没有。”文海波又说。他磕掉烟灰，又装上一袋烟，点火抽起来。
杜若的母亲担心地看了看文海波，好心地劝说道：“不要生气了。随着社会走吧，不要说那些没用的话了。青年人路还长，别再惹出些乱子来。老老实实在家里干一辈子也行啊，只要别再出什么事。”
“老老实实在家干一辈子，我不甘心。他们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在家干一辈子？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是错了，耽误了我们的前途，他们当然要负责。想说两句好话算完，我们不算完！”文海波说着，猛地站了起来。“我们亲自去找蓝玉坤书记，叫他做个答复！”
方云汉也共鸣了：“我觉得也是。他们那些草包，一个个都吃上了工资，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吗？”
“像你们这样的脾气，恐怕会把事情办坏的。”杜若皱一下眉头说，“想一想，我们吃的亏还少吗？找一找蓝玉坤也可以，可要了解一下，现在形势怎么样，因为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到底形势往哪里发展还不好说，弄不好他们再给你们加上一条罪状，那样你们还有翻身的时候吗？”杜若看看郑子兰，希望她也劝劝他们两个。
“杜若，你是叫他们整怕了。我们找一找，顶多他们不答应罢了，还能对我们怎么样？”文海波说。
“杜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我们吃过好多亏，慎重一点不好吗？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去找更好。”郑子兰劝丈夫说。
“了解谁？我们天天憋在家里，能了解什么？”文海波听不进郑子兰的话。
他们几个争来争去，最后决定了解一下梁英，因为据了解，梁英跟蓝玉坤的关系很好，先由她把大家的意见反映给蓝书记，看看有什么动静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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