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2月7日
阿尔弗雷德·鲁塞尔·华莱士先生今天到唐豪斯来度周末。像往常一样，他的来访总是突然地造成一种危机气氛。甚至在客人还没有到来之前，爸爸就开始结巴了——像他经常在华莱士先生面前那样。我想，这是可以料想到的，因为爸爸对任何社交活动都反应过敏。而在这种情形下，华莱士先生的正当要求——申明自己是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发现者，就更要加重他的病情了。
听他讲(三年前第一次来访时)，当他在划分摩鹿加群岛的济罗罗岛上两个敌对部落间的无形界限时，他就想到了这个理论。他患了疟疾，躺在一间茅棚的草席上。房屋两旁长着一排排的棕搁树。
这一观点在他脑中突然变得非常清楚。像爸爸一样，他也受到托马斯·马尔萨斯作品的影响。他推想，疾病，战争和饥饿往往会制约一个民族，而使这个种族不得不自我提高，“因为每一代人都这样，弱者必然被消灭光，而强者得以保存下来。”
华莱士先生个子很高，有些儿冷漠超然。他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在摩鹿加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岛的野蛮人中游历8年后，对英国社会已不太适应。我看到他身上有种钢铁般坚韧的东西。他让人很难捉摸，并在我心里激起了某种隐约的感觉。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也没法解释，因为他对爸爸和我们全家人总是那么友善和敬重。艾蒂从他的举止中看出他出身低贱、庸俗，因此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却总觉得，迅疾、狡猾如他的某个标志性物种，仅凭本能就能占据上风得以存活。
他和爸爸在商谈时很是热情友好，看上去也非常得体。但我知道，他们间的关系也不乏紧张。爸爸第一次回复华莱士先生那封勾勒出那一理论的著名信件后，很久都没有收到回信。而当他终于收到来信时，他非常不安，一个人在书房读完后，一下把它扔到壁炉里。
我敢这么肯定，是因为我随后进去时，看到它正在火里燃烧。
为了这个周末不那么紧张，爸爸还邀请了其他一些客人，包括赖尔先生和赫胥黎先生。赖尔先生性格有点儿阴郁，说话声音很小，必须要竖着耳朵才能听见。但我最喜欢赫胥黎先生。他最有趣，精力旺盛，而且反应快，表情生动。他是爸爸最忠诚的护卫者，称自己是“达尔文的斗牛犬”(虽然我觉得他更像一只捕狐犬)。有时我觉得他像一个革命将领，像博物学上的一个拿破仑。他发动了一场旨在反对教会和打着纯理论旗号的科学研究的军事战役。
客人们到的时间早晚不一。康福特为了接他们，可累坏了不少马。妈妈打发艾蒂、伦纳德和我下午到伯祖母萨拉家里去，免得碍手碍脚的。我们回来时差点没赶上晚饭。赫胥黎先生对自然科学的大加赞扬使得谈话非常活跃。他还宣布说，对于一个没有接受过关于大自然壮丽景致的教育的人来说，漫步于乡间那“充满着瑰丽艺术品的长廊中，十有**都不过是面壁而立罢了”。
接着，他又描述了最近人们对爸爸的理论的攻击，以及他自己迎击那些批评的努力。听他说，他的反击大获全胜。他说，在伦敦各大俱乐部的闲谈中出现了一个新词：达尔文主义。当他说到这点时，我忍不住偷偷往华莱士先生的方向瞟了一眼，看他对这话有何反应，因为有时我很想知道他是否会心存嫉妒。但他的脸上只是一副沉静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提出一个建议，说这能确保该理论的任何细节都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他的话是这样的：“我想冒昧说一句，自然选择这个词虽然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很精确，但对于大众来说则可能有误导性。”
听到这话，爸爸猛地一挺身坐直，问道：“啊，怎么会呢？”
“这个词语开启了误释之门，因为它似乎暗示自然的力量——您与我都赞同它们是非人格的，随意性的——是在某种更高级的意识操控下起作用的。选择那个词似乎表明确有某个实体之类的东西在执行着这种选择。”
“请你给我们说说好吗，你用什么词来换？”赫胥黎先生问道。
“我建议借用赫伯特·斯宾塞的一个术语，”华莱士先生回答道，“它最能精确地总结这一理论，并且避免了对任何更高级力量的指涉。”
“哎，什么词啊？”
“适者生存。”
听到这词，爸爸的反应是如此强烈，我想他会中风的。他面如死灰，一手猛地按住胸口，像是心力要衰竭了似的。他颤巍巍地站起来，说了声对不起，离开桌子回卧室去了，整个晚上都没再出来。
如果赫胥黎先生没有一点轻慢就不是赫胥黎了。他对这一提法不屑一顾，一边喝咖啡一边对华莱士先生说：“我要说，如果您要的就是这种强烈的反应，那么您还真找准对象了。”
这一事件在我脑中盘旋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明白，这一词语怎么会让爸爸如此紧张和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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