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2月14日
让我们最为悲伤的大概是14年前可爱的安妮的不幸夭折。老实说，我并不记得安妮了，因为她走的时候我才4岁。不过有时我也能想像出她的样子——10岁，温柔可人，一对红扑扑的嘴唇和一头金色的卷发。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几个女孩同时患了猩红热。她最严重，而且再也没有好过来。她在莫尔文接受水疗，在死亡之门一直徘徊了数周之久。爸爸昼夜守候在她的床前。但他没有去参加她的葬礼，这让我感到很奇怪。所有这些都是我从伊丽莎白阿姨那里听说的。父母从来不说安妮的死，甚至连安妮这个人他们都从不提起。
事实上，我们达尔文全家一直都共同承受着早亡的折磨：可怜的玛丽，不过松鼠那么大，还不到一岁；小查理·韦尔林也不到两岁。每个星期天去教堂，我们都要经过他们小小的墓碑。接着是爸爸的父亲——我的祖父，去世了。这事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不安，也给爸爸造成了永远的遗憾。因为他到达什鲁斯伯里太迟了，未能参加让他拥有今天这番成就的父亲的葬礼。
我们就像是我们那可堪同情的女王①。4年前她失去了心爱的艾伯特，但时时还得听人们谈起那事。她至今仍未从伤悲的迷乱中恢复过来，每天都穿着素服，并且每天早上都要重新把他的衣服摆出来。
【注①可堪同情的女王：指维多利亚女王，艾伯特是她的丈夫。】
虽然没人提起过安妮，但她在我们家里仍然阴魂不散。几年前，我在一个箱子底下发现了她的写字盒。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偶尔还会想起它来。它是用一种漂亮的硬木做成的，里面放着边沿为深红色的乳白色信笺和色彩与之相称的信封，木柄的钢质笔尖，两只鹅毛笔和一把珍珠母柄的铅笔刀。另外，在一个小盒子里还有红色的封蜡和封笺纸。盒子上面印有一些装饰性文字：“欢迎我吗”和“_上帝保佑你”。鹅毛笔尖上还有墨渍。以前我常常拿起笔，想像自已就是安妮，像她那样给笔蘸上墨水，一面苦思冥想地遣词造句，给这个或者那个写信。
达尔文家所有死去的人中，最让爸爸伤心的是安妮。我觉得他总认为是自己的错——她的离去是某种报应。记得艾蒂曾跟我说，爸爸在给安妮写长篇的纪念文时，她仔细地观察了爸爸。他写得很慢，常时不时地轻声哭泣。她说，至少在她看来，他脸上有着一种负疚感。
他已经不止一次那样过分地自责了。一些年前，在妈妈对宗教最虔诚的时候，她曾悄悄给他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一种深藏内心的悲伤：她担心，如果他不回到上帝身边，他们就可能无福永生相守。我是碰巧在他书房的书桌里看到的。他把它藏在书桌里，经常拿出来看。有一次我碰巧到他房间，但他没注意到我。我看见他情绪异常地激动，嘴里叨念着一些自责的话：“要是她明白那原因就好了。要是她明白那原因就好了。”好长时间我都没明白这话的意思。
过了一些时候，我问他是在什么时间、是什么原因使他失去信仰，变成一个无神论者的。因为我暗自猜想，这是否是安妮天折所带来的危机造成的。但他的回答全然出乎我的预料。他久久地拉着我的胳膊，看着我的眼睛回答说：“是很久很久以前，当我年轻时在小猎犬号船上的时候。至于其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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