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读莉齐的日记越多，就越感到费解。为什么达尔文的行为那么怪异？为什么一提到适者生存那一著名词语，他就从饭桌子上逃之夭夭？赫胥黎与赖尔关于阿尔弗雷德·鲁塞尔·华莱士的谈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真是那样——尤其有意思，因为它与过去的观点截然不同：学者们都认为华莱士很识时务，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自己在进化理论中的第二作者地位——用一个作者的话来说，他“满足于做达尔文这颗太阳的行星”。但这些新的资料却表明，事实恰好相反。华莱士似乎在制造麻烦，很“狡诈”，并造成了某种威胁。赖尔和赫胥黎于是结伙来反对他。但这是真的吗？
一个神经高度绷紧的年轻女子所听到的只言片语，不足以作为依据来对达尔文周围的关键人物提出某种全新的剖析。
那天晚上，休没有读完日记就睡着了。他睡到很晚才起床，然后跳上去车站的出租车，乘火车到了国王十字车站，又坐地铁到肯辛顿。他步行到克伦威尔路，穿过一个锻铁门，然后阔步踏上通向博物学博物馆的曲弧通道。
那座用手工精制的砖头砌成的宏伟建筑矗立在他面前。他玩味着那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理查德·欧文，那位卓越的比较解剖学家，被自己的野心所蒙蔽，竟然看不见达尔文和赫胥黎的理论之无可辩驳的真理性。他成了他们的死对头，讥讽他们的论断。他的批评终究经不起经验的检验。作为英国博物馆博物学各部门的主管人，他制定计划建造了这一恢弘的殿堂，以示科学的尊荣。他筹措资金，使工程得以完成。然而，他的名字却在它上面无以寻觅。至2002年，在大楼的正面又附建了一幢7层楼的建筑——达尔文中心，用以存放动物标本。
他想，真是奇怪：达尔文总能笑到最后。
在幽暗的主厅里面，有六七个小孩正瞪大眼睛看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霸王龙。中央的楼梯像一面扇子飞旋而上，通向夹楼。拱形的建筑回音重，大厅对面50英尺的地方都能听见对面说话的声音。休在接待处给行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办公室一位公共事务官员终于帮他接通了一个同意见他的馆长助理。
她叫伊丽莎白·法洛斯。她从堆满资料和猫骨骼标本的书桌前站起来，热情地与他握手问好。她的头热忱地上下点动，黑色的刘海在前额直晃。当然，她非常乐意带着他四处参观。她健步走在前面，一面转过头来像导游一样慷慨陈词。
“这叫‘酒精搜集法’，因为标本存放在酒精里面，用以阻止细菌损坏肌体组织。共有45万缸，包括2万5千多缸浮游生物。”
他们走进一个空气密封间。他们身后的门锁上了。几秒钟后，前面的门咔的一声开了。他满脸疑惑地看着她。
“为了控制温度”，她解释说，“我们让温度保持在13°，低于酒精燃点，同时也减少酒精挥发。如果酒精溢出来，传感器就会把它收拾干净。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设施。这可以追溯到1768年的库克船长——实际上还要早些。”
他们进了储藏室。里面横七竖八地摆放着一排又一排的金属橱柜。她继续朝前走去。
“我们这7层楼上共有2200万只标本——是世界上储量最大的。让我们尤为自豪的是类型标本——它们是对一个物种最初命名和描述的规定性原型。我们共有近87万7千只。它们极为重要——战争期间被秘密运到萨里郡的地下洞**里安全保存。可不能让德军炸着了。从这点也看得出它们有多重要。”
休点了点头，表示自己铭记在心了——的确也是如此。
“类型标本的所有功用对我们今天已没什么意义，”她继续说道，“也难怪，那是19世纪的分类热潮的产物——上帝保佑那些试图理解自然界的业余科学家们：您知道，万物繁生之地，物物各得其所。”
“不过那也是根植于宗教之中的。如果上帝制造了各色各类的物种，如果它们都永远保持原样，那么从每一物类中挑出一个代表才会有意义。那也是惟一解决争执、确定每一物种之所属的惟一手段。比如您发现一只鸟，您打开抽屉把它与该类物种的最佳代表进行比较，这样您就能找到答案。因此，标本搜集者实际上也就是在给上帝的工作进行文献整理。每一物种都毫厘不差地归入其位。科学与宗教间也没有任何矛盾冲突。”
她说话时，额头上的刘海热情地晃动着。
“一直到达尔文的出现。他打翻了那个如意算盘。他认为每一种生物都只是一棵有着众多枝杆、并在不断生长的大树的一部分而已。故此他称自己的理论叫物种变异。您知道，他是1571年在《人类的起源》中才开始使用进化一词的。”
“你们这里有不少达尔文本人搜集的标本吧？”他问道。
“成千上万种。他把什么都寄回来了——不仅仅是液体保存的泡制品。我们这里有鸟、爬行物、鱼以及骨骼、蛋卵、动物壳和昆虫粉面等等。凡是您想得到的都有。这个就是”——她拉开一个声响很轻的滑动式抽屉，拿起一个贴有黑墨水标签的瓶子——“一条小鹦嘴鱼。它们用坚硬的喙咀嚼珊瑚。达尔文认为那是沙滩形成的原因。”她鼻子哼地笑了一下。
“谁也不可能永远正确。”
“你们有他的地雀吗？”他想用那个专有名词，地雀亚科——达尔文莺。这是根据他的姓氏命名的，以纪念它们在引导他理解物种间的变异方面所起的先导性作用。但他忍住了。在英国科学界，抬出名人名号的行为往往会为人所不屑。
“13个物种中有12种都存放在这里——我们有550张皮，60只酒精保存的标本和10个骨骼标本。”
“包括他本人搜集的吗？”
“当然了。他搜集了31个标本，其中22个送到了博物馆。我们保留下来了19个。”
“怎样对它们进行标记的？我是说他把所有的标本混在一起，是吧——从各个岛上搜集来地雀标本，然后将它们统统装在同一个口袋里。一些年后，他不得不去求菲茨洛伊，以看看自己的地雀。”
“你可说中要点了。你这个调皮蛋。”她笑了，“至于地点，我们纯粹是根据他的猜测来做的。我想，从长远来看，那具有偶然性。”
“为什么？”
“它表明，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提出理论的任何迹象，不是吗？要是他在加拉帕戈斯就已想到了那理论，那么他就不太可能犯那样可笑的错误了，是吧？”
“我想不会。”
“因此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知道他是在回到伦敦后才开始形成那一理论的。他花了一年或者两年工夫。没有我发现①了的某一时刻。他在1836年回国，1842起草了一个35页的提纲。”
【注①没有我发现：是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理时的欢叫声。意指发现真理的欢呼。】
“他写那玩意儿为什么花了22年之久？”
“那就是美国人所谓的6万4千美元的问题，不是吗？”
他跟着她进入控制间——又被短暂地锁在了一起。
“从我个人来说，”她说，“我不觉得答案有那样复杂。”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这样说吧。那时基督教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他只花了两个10年就把它推翻了。90比1的比率——也不赖嘛。”
锁咔哒一声开了。她陪他走到通向下面大厅的二楼壮观的楼梯口。他们的视线与那些恐龙刚好齐平。
“请告诉我，”休说，“你们有没有从小猎犬号来的标有‘R。M。’的标本？”
“有，”法洛斯女士回答说，“是罗伯特·麦考密克寄回来的。我想您听说过他吧？”
休听说过，但只是今天早上才听说的。两天前，他在网上找到小猎犬号的船员名单，并把它打印了出来。第一个是“阿什·冈罗姆——乘务员”，最后是“约克·明尼斯特——乘客”。在火车上时，他把名单过了一遍，发现有一个名字的起首字与“R。·M”相符——罗伯特·麦考密克，医生。
她接着说道：“只有几十个。有的与达尔文的混在一起，是在返航后一起寄来的，不过数量不多，原因当然是他在里约热内卢就早早弃航了——是吧？”
“是吗？”
“实际上这是达尔文本人所记。他甚至还作了一点儿有趣的描绘——那人下了船，走上码头，肩上托着一只鹦鹉。正是这样，我们才知道有这事。”
“那些标本标有日期吗？”
“是的，当然有。麦考密克接受过科学训练，尽管他并不出色。”
“那些日期是……什么时间？”
“所有的都是轮船在里约热内卢靠岸之前几个月的日期。不太可能是其后的——是吧？”
“我想是的。”
“您想是的——我想您在这一点上应该是确信才对。”
休察觉到她话中有一丝的责备。她似乎觉得白己在怀疑这位伟人的话。
“对，”他说，“他到底怎么了？”
“麦考密克吗？哦，我也不是很清楚。他肯定继续在外旅行，并在国外呆了好些年。我记得他后来好像是死了，也许是海难吧。”她一如和他见面时那样，热忱地紧紧抓住他的手，与他握别，刘海在前额直晃。
“无关大体的事，”她平静地说，“我的意思是，在整部剧中，他只是个次要人物——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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