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星汉灿烂；他们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光风霁月，文采风流；在书中难以详细描述，大家有兴趣的到这里看看吧，以后将陆续添加……
沈括 沈括一生的著述甚丰，共有40种左右，在《宋史·艺文志》中著录的就有22种155卷之多。可惜其中大多已经佚失了。《宋史·沈括传》说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其实远不止此，只是《梦溪笔谈》就涉及阴阳五行理论、数学、天文与历法、气象、地质与矿物学、地理与制图、物理学、化学、工程、冶金及工艺、灌溉与水利工程、建筑、生物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农艺、医药与制药学等学科。尽管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发明创造、重大突破，但他在诸多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同样是立下了丰功伟绩，而科学理论，恰恰是强调实干的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所缺乏的。“沈括这样的人物，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唯有中国出了这样一个。”“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这些评价并不过分。
他“凡所到之处，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及一药一术，皆至诚恳切而得之”。“发明考证，洞悉源流”。例如他三十多岁开始研习数学天文时，就常请教当时的女数学家胡淑修。沈括比她及其丈夫年长十余岁，仍能如此虚心下问，我们也可据此想象他的性格。
王安石 王安石从科举的途径中进士作官，所学仍以儒家的经学为主。但在《答曾子固书》中，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显然，王安石的学术截然不同于所谓“不杂”的纯儒或俗儒。王安石《兼并》诗说：“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比谁都清楚，改革首先要造舆论。而北宋时期，御史台谏官的舆论对政局影响最大。所以，为了推行其改革，他不断清洗谏官中的反对者，前前后后被他清洗掉的谏官达19位之多。熙宁四年（1071）四月，“御史台阙中丞”，神宗欲用韩维，宰相王安石则坚持用杨绘，说：“维必同俗，非上所建立，更令异论益炽，不如用绘。”即韩维是变法的反对派，神宗最终听取了王安石的意见。杨绘任职以后，也成为新法的反对者，于是，“王安石为上言杨绘不宜在言职”，同年七月，杨绘即被罢去。改革之初，他鼓动神宗放逐了御史台中的“保守派”总头目吕诲。熙宁二年(1069)，由于谏官李常、程颢、陈襄、王子韶、张戬、孙觉等连续上疏反映新法造成的的负面影响，王安石立即解除了吕公著、李常、程颢等人的言职， 同时选拔一批支持变法的官员充任台谏官。在清洗了“反改革派”后，王安石所安插的所谓“改革派”“宣传部”成员，除了像利用“乌台诗案”欲置苏轼于死地这样的奸臣李定、谢景温等少数人自始至终高唱“改革”赞歌之外，大多数起初支持王安石改革因而被王安石用起来的谏官，后来竟然走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成了“保守派”。其中，上文提到的由王安石亲荐的御史中丞杨绘， 上任后不久就与另一个同样为王安石所推荐的监察御史里行刘挚等一起， 成为攻击王安石改革的骨干。 愤怒之下，王安石再次清洗台谏官，把杨绘、刘挚驱逐出御史台，起用了一批对改革“绝无异论者”，但让王安石万万想不到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这批由王安石推荐的变法积极分子如张商英、刘孝孙、盛陶、唐炯等人，竟然再次在反对王安石“深化改革”中充当了骨干分子！几代由“改革派”转过去的“保守派”的“顽固”，不能不是导致王安石“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司马光 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反倒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司马光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司马光认为，首先要使人们守住已有的律法，即有一个法治的环境再稳妥地进行改革；而且改革应该是渐进式的，因为他看到了改革的约束条件：“大坏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苏轼 苏东坡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苏东坡一生写过《问养生》、《书养生后论》、《养生说》、《续养生说》、《养生偈》等二十余篇文章，其中《续养生论》对道家功作了精辟阐述。清代康熙年间的学者王如锡，将苏东坡有关养生的信札、论著汇集成《东坡养生集》，全书共十二卷，共列一千四十多条。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何正臣奏曰：“臣伏见祠部员外郎、真史馆、知湖州苏轼《谢上表》，其中有言：‘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惊叹。夫小人为邪，治世所不能免，大明旁烛，则其类自消。固未有如轼为恶不悛，怙终自若，谤讪讥骂，无所不为。道路之人，则又以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惟恐不甚……今法度未完，风欲未一，正宗大明赏诛，以示天下。如轼之恶，可以止而勿治乎？”但朝廷并未立即采取治罪行动。同年七月二日，御史中丞李定上疏弹劾苏轼，径言“轼有可废之罪四”，而四条罪款又无一不是针对苏轼以诗文讥刺新法、制造混乱而立的。同日，舒亶与之相配合地上疏弹奏，具体罗列了苏轼讥刺新法的诗文：“轼近上《谢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且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为不少，然其大，不过文乱事实，造谗说，以为摇夺沮坏之计；其次，又不过腹非背毁，行察坐伺，以幸天下之无成功而已。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讟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关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定是闻诏解意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镌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舒亶还缴上苏轼印行的诗稿三卷以为佐证。于是，神宗立刻诏命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定立案推治。
蔡确 蔡确于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御史知杂事邓绾举荐为监察御史里行，至元丰二年（1079年）五月除参知政事，其间历任御史知杂事、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史称其在此其间“皆以兴狱以夺人位”，并“屡兴罗织之狱”……
蔡确贬官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侍儿琵琶一同随行。蔡确养了一只鹦鹉，十分聪慧，每次，蔡确要唤侍儿琵琶时，就叩一下响板，架上的鹦鹉听见主人敲响板，便立刻大呼“琵琶，琵琶。”琵琶听到了，便立刻赶来。琵琶因水土不服，在岭南病逝了。有一天，蔡确无意间敲到响板，架上的鹦鹉又立刻大叫“琵琶，琵琶……”蔡确听了，恸哭失声，作了一道诗道：
“鹦鹉言犹在，琵琶事已非；伤心漳江水，同渡不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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