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工作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已经不太喜欢原单位的工作环境。虽然我是让同事羡慕的翻译，虽然天天跟随市长、局长，虽然我是单位甚至全市最年轻的科级干部，已身居外经处副处长的位置，但我却在找寻最适合的环境和工作。原单位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人心难测。我疲于应付
，另外又赶上1995年泰安**大案，全城人心不稳，经济萧条，政治波动。于是我决定一走了之，瞒着父母丢掉了“铁饭碗”和同龄人垂涎的美好仕途，加入了中央电视台“投奔光明者”的行列。
我喜欢经典的名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也深谙其中的哲理，达尔文先生精辟地总结了生物的进化，这生物的进化论当然也应该包括了人类如何演变的自然规律。可是，人类却忽视了人本性的东西，世间众多法律规则是对人性的禁锢，而不是尊重人类在潜能发挥和个性施展的注重上。法律维护的是统治者的利益，这源于社会演变中人类等级尤其对奴隶非人的认识。几千年的沿袭在根本上没有脱离治人与被治的陋习，缺少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价值体现的褒扬。我一度不赞成弗洛伊德和叔本华，但仔细想他们的理论自有存在的道理。伟大的文艺复兴是人文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可是真正地吸收其涵养的王侯将相却了了无几，个性的张扬只能体现在皇帝国王的为所欲为上。而对马克思理论真正理解和运用的人也多是理论家和摸索中的政治家。恰恰最需要将人文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人应该是世界各国的当权者。只有依据社会和人性而制定的游戏规则才能在社会上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样才能将单元化的个体价值和集体化的社会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
独裁的用人机制其根本点就是“服从”：让你在什么单位你就在什么单位，让你做什么工作你就做什么工作。从工作到退休从不让你没离开这个工作岗位，有的一家三代都在同一单位也很不情愿地维持着。裁缝到了剃头铺，搞化工的做起了木匠活等等。这种极错位的人事制度在当年必须服从，要么是政治的需要，要么是全家老小糊口的需要。但这种服从和军队的服从有职业的区别，也有本质的联系。某电视台有位老师傅每天都在整理记者编辑扔掉的废纸，据说他还是一位博士。老师傅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放弃年轻时追求的东西？我想不会。因为他的专业和专长及兴趣非常不适合电视台的工作，而阴错阳差地听从了上级的安排，所以他只有默默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收拾了20年的废纸，为的是不放弃这一个收入和福利很可观的单位。
而今天，中国的人事制度已逐渐进入理性思考阶段，慢慢地呈现了活力，能者上庸者下，岗位竟聘制和人才流动已真正地符合人性和社会的需要。但随之而来的是制度的不完善和过渡的畸形演变。北京和外地的许多用人单位“只用不管”，干一天发一天的薪水，什么劳动合同和各种保险都统统忽略了。有的在外打工多年竟不知人民代表是如何选举的，这最简单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在不健康的用人制度中淹没了。某媒体的打工族大都是本科学历以上的，可有的栏目组只是把他们当成雇用于被雇用关系，任意开除，任意训斥，打工者和制片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约束。打工族付出的劳动和回报不成正比，而他们却是“制片人上岗，黄金万两”。每年仍都有大批的学子托关系走后门进入影视行业，因为电视媒体和影视圈罩着一个通向成名的光环。有很少的人的确成功了，而这些成名人士的优势就是在错位和正位之间游刃有余。“适者生存”就是最好的总结，“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这些生存能儿的写照。
工作之后处理人际关系是一门学问，有的人把关系当成“生产力”，当成信息渠道和来源。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关系不畅往往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应该做到“通则不痛”。处理关系不是低三下四，关键的是积蓄实力，自尊自强，以诚待人。
所以不管顺境和逆境，达尔文对生物的终结也是对人类的终结。经过在泰安的工作和青海的摔打，我在央视工作也算得心应手。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爽快正直，工作敢打敢拼，作品也常常获个大奖小奖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风评价我“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就是直”，信息部主任王焰也很喜欢我的性格，因为我遇事思考，工作中的意见和分歧可以交流。这两位老兄还有海外编辑部主任王有才兄都是很智慧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
环境是土壤，而自己就是一棵树，只有适应环境，才能在竞争中吸收阳光和养分。关系就是树根网络，梳理好了，才能积蓄自己的生存力量，才能茁壮成长。
关于婚姻和事业
生平第一次有人介绍对象是1993年，刚到泰安的第二年。亲戚家的嫂子在市财政局工作，他们都很关心我：大学毕业该找对象了。我说，没考虑过。嫂子说，见见面吧。于是顺从。只知道对方在某事业单位工作，而且是本地人。当地有个风俗，一定讲究门当户对，城里的看不上乡下的，乡下的也不敢奢望城里的姑娘。即使有能耐的小伙子也就是娶一个条件一般的城市媳妇。知道了这条不成文的俗规，于是就不想再浪费精力，其实那时我已经决定离开泰安了。快走到大众桥约会地点时，就想干脆不去了。可嫂子说我没出息，不去也不尊重对方。于是见面了，姑娘一米六左右，长相还可以，算不上漂亮。她大方地一点也不怯场。嫂子完成了介绍人的使命，甩下一句：你们好好谈吧，一定把人家送回家。她点着摩托车一溜烟地消失在夏夜乘凉的人群中。嫂子走了，我不知道咋办。好在姑娘大方，带我顺着奈河的堤岸蜿蜒而行。只有20分钟，一问一答，内容广泛：是否谈过恋爱，父母在哪儿，多大年纪，家里有几亩地。我如实回答，却忘了问对方的情况。第二天才知道，她是某局的一名打字员，家庭条件极其优越，已记不清是工商局还是税务局局长的千金。终于明白：姑娘的大方，不让我送她回家，而是吹着口哨翩然而去的原因了。也许我们都庆幸这样一个双方太不合适的圆满结局。
到大都市了，年龄也长了。1997年秋天，我去拜访德高望重、令人尊敬的大剧作家吴祖光、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夫妇，闲聊中新凤霞老人说语重心长地说：小孙，该结婚了。她说有一位好姑娘是位才女，国内最年轻的古体诗女诗人，挺般配。于是吴霜姐和查理就担当起替老人当红娘的任务。霜姐是个很幽默、很爽快、很善良、很智慧的人。她很有感召力，和她交往的人很多，大都是一些涵养很高的人。我有一位大姐赵娟娟，中央实验话剧团非常有实力的演员，也是霜姐的好朋友。可是在1999年她演完《生死场》女主角后病逝了。少了一位好朋友好大姐，我们都很怀念她。霜姐这人办事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虽然个不高，但说话的底气倍儿足。若她笑起来，几家的防盗门也隔不住那爽朗的笑声。三天后，霜姐来电话了：小孙，人来啦，火速赶到。
进家拜见过两位老人，发现在客厅里坐着一位姑娘。她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清秀迷人，气质高雅。她礼貌的起身打招呼时，秀雅大方，分寸有佳。才发现对方有一米七多，亭亭玉立，实乃上等美女。经霜姐介绍，果真是这位姑娘。经过在央视的锻炼熏陶，这次见面一点也没紧张。两位老人吩咐霜姐带我们去饭店用餐，顺便交流交流。姑娘在社会上身兼数职，而且是某诗社社长。刚见面，她就约我参加第二天的诗友聚会，并送我一诗集。我也清楚地记住了她说的一句韵律诗：“莫道花无主，迎风有意开”。霜姐提醒我：这是在暗示你，注意。我们交往了几次，也没多久。她每天沉浸在诗境里，每天和诗友们谈诗、论诗，据说每月的工资全用在活动和写诗上了。她穿戴很朴素，但打扮得恰到好处。因为我每个星期都要到外地采访，所以见面的机会也就在忙碌的工作中慢慢淡化。后来听说她嫁给了一位诗人。真心祝福！
虽然没有这份姻缘，但我真诚地感谢两位老人和霜姐全家，如今，两位慈祥的老人都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很怀念他们，愿老人们走好，愿老人们九泉之下安息！
提起这段故事，我想到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佩服这位女诗人。那是诗人断档的年代，有人说诗歌走进了荒漠。“诗人”一时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的更现实、更物质化了，没有人在精神的世界里神游。金钱的诱惑，利益的驱动，作家们开始写色情、暴力、离奇的商业版本。80年代风靡一时的朦胧诗和那些被崇拜的诗人在90年代销声匿迹了。诗歌是世间最美的语言，恰恰就埋葬在物欲横流的凡俗之间。就这个现象，我曾采访过北大、北师大、清华的教授和中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们无可奈何。而且，除了诗歌外，儿童科普读物和科幻作品也像秋后的霜叶一样蔫了，科普作家改写赚钱快的小说和剧本去了。时代变，一切都在变，地球变了上亿年，还得应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言归正传，事业和婚姻应该是相容相托，虽有的孑然一身事业有成，这极其少数的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其中的辛酸苦辣只有当事人知晓。而我理想的婚姻家庭框架应是：婚姻家庭包容事业，而不是事业包容家庭。前者是人性化美满的组合，家和才能万事兴。一个美满的家庭会滋润全家人事业的蓬勃。这是内因效应。而后者是外因效应，事业的成功带来家庭的幸福，这里面隐藏着许多变数，这种状况受外在客观的影响太大。另外，找对象应注重对方的涵养和性格，这是至关重要的。不要看中对方一时的地位和钱财，那是身外之物。性格注定一生的事业，同样决定家庭幸福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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