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寝室已经十一点了。忘了带钥匙的马鞭一个人可怜地靠门坐着，抽着烟都快睡着了。
“你傻呀，门卫那不是有钥匙吗？”老二叫道。
“门卫找不到人了，上楼去了。”马鞭被吵醒了，含糊地说了一句又甜甜地睡过去了。
我们一起把马鞭踹了起来。马鞭说刚才楼上许多大四的往下扔东西，门卫上去制止去了。听说已经惊动了校领导，一会说不定学校哪个头头还得赶来。
这才合理啊。每年都有大四快毕业的这样干过，记得大一时螃蟹走在路上差点让楼上一个热水瓶砸到脑袋，愤青也被一双破鞋砸到过，为此他还叫老二陪同一起跑上楼去把那帮大四的狠狠骂了一顿。不过就像女人紊乱的经期一样，这次大四的行动来得似乎又太早了点，要知道现在可是才五一，这帮逼应该论文都还没写完呢。
我们开了门，走进寝室。沙沙迫不及待地跑过去拉开了窗帘。窗外一片狼籍，地上堆满了破袜子破鞋热水瓶空酒瓶烂足球避孕套空纸箱旧光碟旧报纸教科书甚至还有几台显示器。突然对面银沙一舍那边又传来几声清越嘹亮的玻璃破碎的声音，看来新一轮的攻势已经发动了。银沙二这边也不甘落后，跟着丢开了，又有不少东西落到了我们窗外。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冒上生命出去把那几台显示器抱回来，从寝室大门那里传来一声很有威严的声音：“都给我停下！谁敢再丢查到了就不要想要毕业证了。”看来是校里的某个头头。头头一边说一边很有威严地走到我们窗外。
突然又是一个空啤酒瓶从天而降，不偏不依的落到头头面前，撞到地上激起一蓬漂亮的玻璃渣子。头头脸色大变，马上灰溜溜地跑出了寝室大门。
这个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好，尽管螃蟹还特地把寝室门的安全锁给加上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看见有许多清洁工人在窗外扫地。我伤心地发现那几台显示器已经不知去向了。同样伤心的还有沙沙，因为据他说他昨晚也一夜没睡好就是惦记着这个事的缘故。
五一过去了。由于“广告专业的演唱会”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广告专业在C大的知名度一下子串了起来。走在路上时常能听到许多女生议论纷纷：
“上次广告专业那个唱歌的帅哥叫什么名字啊？歌唱得不错，人又长得帅。”
“不知道啊。我找人打听过了，广告专业的似乎没有这个人啊。”
“怎么可能啊。你问清楚了吗？”
“肯定没有的。广告专业就没有长得帅的。应该是他们请的外员吧。”
“会不会是大二广告的？”
每当听到这些议论时沙沙就会气得不行。“广告专业就没有长得帅的”这种话强烈刺激着他身为广告第二帅的自尊。我们听到也觉得很难过，但反应不如他那么强烈，只是愤青一听到类似的话就会勾起他相关的回忆，愤愤地骂那个导演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后现代。
五一过后的日子平淡如水。老二依旧在为考研而努力奋斗着，有时在我眼里他已经不再是老二而是一头生机勃勃却又紧张不安的公牛。我并不是要借这种比喻来凸显应试教育和社会现实对人的异化这一文学命题，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在内心深处我隐约知道老二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因为大一时被冤枉考试作弊，老二有可能拿不到毕业证，那么他就要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证明自己在大学的存在，并且就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没有毕业证也是不好找工作的。
老二的拼命与我们的放松与休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期末考试还早，而且基本上是不用复习的，把老师给的东西背下来就能过，所以现在连班长都不怎么努力学习了；找工作也还早，单位来学校招聘要等到下学期去了；考六级是遥远而模糊并且无所谓的。于是这段时间就被我们在电脑前一天天打发过去了。电脑和网络真的是好东西，难以想象以前没有电脑和网络的大学生们是怎么打发那难耐的光阴的。
偶尔实在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我们才跑去上课，但即使去了上课也还是睡觉。老师讲的东西不知所谓，并且我都不知道课名叫什么。每当我在课堂上睡着了沙沙和愤青就会在后面发出节奏缓慢的打呼声，于是老师就会察觉到有人在睡觉，进而察觉到我在睡觉。班里的女生现在一个个都打扮得像结过婚的一样，有的头发一烫衣服一换我都认不出谁是谁了——虽然班里女生中我能叫上名的本来就不多。
愤青上课还是要带小说去看，但比以前收敛多了，不再坐第一排，而是坐最后一排看，给足了老师面子。一号因为要考研，和老二一样从教室里消失掉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没怎么看到过她，除了有一次和愤青一起看见她和她男朋友在一食堂外的小炒店炒菜。写到这里我又要感叹了：这是一幕多么残酷的画面啊。
倒是有几个陌生的男生面孔频频出现在教室里。一打听才知道是本班女生的家属，来陪她一起上课的。其中有个张得特别清秀有气质的男生居然是电子芯片的家属。对电子芯片也能找到男朋友这个事实我不发表任何评论，只是我在心里默默为这个男的惋惜。愤青也叫着说多好的小伙子啊，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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