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换洗的衣服和盥洗用具，不到八点我就赶到南郊宾馆的大厅。会务组把我安排到了四楼的客房401室，我看看分配名单，和我同屋的名叫曲国建。
把东西往客房的床上随便一丢，我直接去了一楼的会议室。来培训的人员不止来自本市区，还有别的城市县镇的新进人员，他们呼啦啦的已把会议室坐了个满当，我左瞧右看，在倒数第二排找个空位子坐下了。
九点钟培训会正式开始了。例行公事，首先是会务组组长讲话，他强调了培训的重要性和纪律性，还希望我们学习愉快。他在上面讲，下面的同志开始热火朝天地相互介绍，拉近乎。
宾馆招待的会务餐挺“奢华”的：各类面点，各类粥食，炒热菜，小凉菜，鸡鸭鱼肉，烤羊腿，炸南瓜花，炸全蝎，水果……甚至还有茶叶蛋和小咸菜，一应俱全，而且还是自助餐形式，可以敞开了吃。
同屋的曲国建是考公务员进来的，三十多岁，孩子都七八岁了，他说他晚上得回家看孩子做作业，不在这儿住。晚上，只我一人对着空空荡荡的屋子，看无聊的电视剧，旁边连个说话喘气的都没有。出去转了一遭，他们有的在唱卡拉OK，有的在打桌球、保龄球、乒乓球，还有人商量着打车到外面玩，都是些三十多岁的社会老油子了，我一年轻菜鸟，跟他们既有无法逾越的代沟，共同语言也不多，没多久，我又回到自己房间。
一进屋，就听充电的手机正大唱特唱王强《秋天不回来》：“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我的泪，我还一直紧紧守侯在相约的地点，求求老天迷失我的双眼，冰冻我的心，让我不再苦苦奢求你回来我身边……”
看看来电，不认识。我接起来就喝问：“谁？”
“猜猜我是谁？”对方故意弄玄虚。
我笑笑：“贞子你从井里爬出来了啊？”——绝定是钟离没错，这小子就喜欢搞这套把戏。果然，钟离大叫着没劲没劲这么快就给你识破了，露出了本尊。
“有何贵干啊？”我故意打官腔。只听钟离垂头丧气地说：“最近需要钱，能借我一万块吗，过两年我准还你。”
“你一学生要钱做什么？”
“家里有点儿事？”
都想到问我这没挣到一毛工资的人借钱了，看样被逼得不行——有点儿走投无路了。我赶紧地说：“你等我问问家里再给你回信。”
结果给老妈一讲，老妈就不乐意了，吵吵着你这没良心的东西，光给你办工作就搭进去不少钱，你姐姐眼见着不小了，结婚需要钱，你小子我也得打发，咱家又不是开银行的，哪来这么多钱！
不借就不借呗，瞧这一大通牢骚，把我熊得成狗熊了。流着冷汗挂了老妈电话，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诉钟离不成，我家也手头紧，没那么多钱。钟离开朗地说着没关系，可我想他一定很失望吧，毕竟我们是好哥们啊。
觉得不得劲，我又跟菲德打电话，给他说了借钱的事，希望他帮钟离一把。本以为他这有钱人肯定大方，却没想他比我妈还抠门，说什么也不肯借。
“你干嘛不借，你明明这么有钱？”我有点火，还有些没面子。
菲德说：“我再有钱，也不会把钱赊人，明摆着是赔本的买卖。”
“才一万块。”（买卖买卖，你钻钱眼里了？！）
“一万块也是钱。”
“算我借的，以后还你就是！”
“不行！你怎么花我的钱都行，但我不借人，这可是原则问题。”
“去你妈的原则。”
我气得把电话给扣了。操，还原则哩，就他也配讲原则，他一花心大萝卜，他什么时候跟我讲过原则了，不要脸的狗东西！
帮不上钟离的忙，我挺愧疚的。望着窗外满天星斗，心里不知怎的阵阵发寒，人心已经残酷到这种地步了吗，靠，还真是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什么都得用钱来衡量。
第二天下午，我翘了课，乘了公交车杀到菲德公司。
菲德见我来者不善，就好言好语着问你怎么来了。我也不跟他废话，一开口就是：“最后问你一遍，借还是不借。”说着，将借条不客气地拍他桌上。
看也没看一眼借条，菲德只轻轻吹口气，就把它吹得飘落了地，“不借。”冰冷的口气，冰冷的眼神，还有傲慢的态度，象被人狠狠掴了一记耳光，我已然被羞辱得颜面扫地。
真不该，真不该来这里丢人现眼、自取其辱的，我以为自己是他的什么——是唯一？还是特别？实在太笑人了！
弯腰拾了字条起来，紧紧捏在手心里，我忍住了眼里的泪水，头也不回地离开……看清了事实真相也好，免得自己活在自己编织的梦里一相情愿。
走在太阳晃晃的马路上，眼前没由来的阵阵眩晕。
好象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被毁灭了，好象是全世界的人都露出丑恶的嘴脸，同情心算什么呢，在他们这些人眼里，同情心和善良都是不值一文的垃圾。
就那么浑浑噩噩地站在站牌下等车的时候，我听到了有人愉快地叫着我的名字，一抬头，似乎有道灿烂的阳光乍现在眼前——皮肤黑黑的高大男人正耀目地微笑着看我，“陈非。”报出家名，他伸过手来，跟我一握，沉甸甸的大手手心里汗津津的，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可以借我一万块吗？”神情恍惚着，我脱口问他，陈非怔一怔，再次露出很阳光的微笑：“好啊，没问题。”
“谢谢。”我的眼睛亮了起来，衷心地感谢着他，开心地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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