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某县“一打三反”运动取得辉煌战果，在县城召开“公判大会”。县革委会门前广场的检阅台上挂起了横幅会标：“某县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台中间一溜端坐着七、八人，有军装，有便服，显然是本县党政军领导人。台两侧各站一排全副武装的警察和解放军战士。广场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几个高音喇叭在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颂歌和语录歌。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在会场巡逻、维持秩序。全县的知青都参加大会，红梅也杂在其中。
大会开始，唱《东方红》、敬祝“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朗读“语录”、领导讲话。这一套例行程序完成之后，大会主持人高喊：“把反革命分子押上台来示众！”只见一排被五花大绑、带着镣铐的“反革命份子”被武装警察押上台来，每一个份子由两个警察押送，被掐着脖梗在台上低头站成一排。这时，高音喇叭领着喊起了口号：“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
……
广场上沸腾了，人们都高举着、摇晃着“红宝书”，随着高喊口号。喊声山摇地动，广场上一片“红海洋”。
进入正题——对“现行反革命份子”进行宣判。口号声停止，全场肃静。
一位法官庄严地站在台前，对着话筒开始宣读判决书：最高指示：“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为了全面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个农民模样的“份子”，被警察按着跪下，这时正在宣判他。红梅紧张地倾听着，仔细地观察着被判刑的“份子”。法官宣读中间，人们时而交头接耳的议论、指指点点，这时，会场上就轰轰嗡嗡，红梅就听不清楚了。只听个大概的意思：这个农民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领袖标准像，就没有贴；他家小孩呼喊“**万岁”，他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被人揭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
第二被判死刑的，是个二十二岁的男青年，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他还抨击**“神化**”，**“是文革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第三个被判死刑的，是一位中学历史教师，因他在一次教研活动中发言，认为领袖讲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第四个被判死刑的，是建筑公司女技术员，年30岁。她张贴了一张批评县革委会主任的大字报，被警方拘留。此后被各单位轮番“借”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最严重的“罪行”是：在一次批斗会上，她喊出了“打倒**！打倒**！”的口号。
第五、六、七个被判死刑的，是三个女同案犯。女社员丁某给县革委会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的钱、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像”：“是不是**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她和姐姐批评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她俩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某进城散发，传单写着：“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某决定声援她们。李某刻钢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深夜进城散发。
第八个被判死刑的，是个20岁的青年学生，“罪行”是：曾在《**语录》“再版前言”的“**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他还说“**说**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搞成偶像了。”
第九个被判死刑的，是一位公社党委委员，其“罪行”是不赞成打倒**。他说“没有理由发动群众批判**主席”，不赞成“断章取义”地批判**，拒绝表态同意**是“叛徒、内奸、工贼”。他认为“**打不倒”。
第十个被判死刑的，是县财税所干部，他坚持认为“处理**是强权代替公理”，在巨大压力下拒不改变观点，说“砍头也只矮五寸”。
第十一个被判死刑的，是一个中学教师的孩子，高中学生。有一次他爬山，误入军事禁区，脸部被击中一枪，被擒。他爸爸是右派，正在“牛棚”被批斗。于是，就认定他“偷入军事禁区、盗窃军事情报”。
第十二个被判死刑的，是一个18岁的高中学生，姓陈。罪行是“偷听敌台”。红梅听身边有人小声议论：他爸爸因为和邻居争一尺来宽的宅基地，两家结了仇。他家里有一台收音机。一天，陈家的大孩子在胡乱拧动频率旋钮，突然收到了台湾的电台；年轻人总是好奇的，就听了起来；先是好听的歌曲，后来就是新闻。陈家这个大孩子毕竟是孩子，完全没有防范意识，只是觉得好奇。不料，邻居从窗下经过，就听到了他“收听敌台”。邻居衔恨报复，立即向大队干部报告。大队干部不敢怠慢，立即向上汇报。过了几天，县公安局来人抓走了陈家的孩子。孩子被抓走后，孩子的母亲不久就疯了，从此，村口就经常有一个口里喃喃有词，时哭时笑的疯子。
第十三个和第十四个被判死刑的，就是红梅所在大队的女社员孙秀珍和周云芳，因为她俩把领袖像的眼睛扣掉了。
宣判后，14名犯人被分别押上7台卡车，每台押两名，开赴东门外刑场。卡车一路行进时，每台卡车前方两侧各架一挺机枪，后面是十几名全副武装的军人，两名犯人立在后边，面朝车尾，挂牌游街示众。事前，革委会当局已经严密组织沿途各街道委员会，划分了各自组织群众观看游街的地段。被通知观看游街的群众必须出席，且需自带板凳，端坐街道两侧等候游街车队，接受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
不久，红梅又听到一个叫张志新的女“反革命分子”被处决的消息。她听说，张志新是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罪行是：说过“**是不是叛徒、内奸、大工贼，我有怀疑。”“对**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她反对**，认为**鼓吹个人崇拜是“别有用心”。最残忍的是，在执行死刑时，害怕她呼喊“反动口号”，竟把她的喉管割断了。
看了公判大会，听到张志新被残忍处决，红梅吓得几天睡不好觉，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更大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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