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当行是特殊形式的信用机构，故常受到统治阶级的倚重。封建国家有时还把它作为调节社会经济发展、推行某种经济政策的辅助部门加以利用。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通货紧缩，必然造成物价下跌；货币贬值，肯定导致物价腾升。纵观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两种情况往交替存在，且均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唐宋以来，货币的供求矛盾十分尖锐。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特别是唐行两税法、明行一条鞭法，导致货币流通量急待增加。而另一方面，由于铸造官钱缺铜，加之民间藏钱和毁钱改制器物之风很盛，又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数额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甚至出现&qt;钱荒&qt;。如唐建中初年(780年)，粟价斗值钱一百，而到元和五年(810年)，则仅值二十钱，可谓暴跌，皆因通货短缺所致。每逢此况，政府或采取措施强迫商人出钱易货，以减少流通壅滞；或乞援于典当行，令其营运小额货币缓解乏钱局面。如清初闹钱荒时，政府自乾隆九年(1744年)后，在铸钱时加入少量黑锡，以防商人毁钱制物；同时，下令允许唐宋、元明各朝所铸铜钱统统进入流通，但社会上钱仍不够用。于是，政府便拨出一批银两，给当时北京城内外的六、七百家大小典当行充作资金，要它们千方百计收当，或兼营兑换业务，从而吸收民间手持铜钱送官局发卖，以便通过典当行所具有的能够操纵钱价的力量，去稳定因钱荒造成的物价波动。
封建国家不仅靠典当行来对付钱荒，而且也利用典当行来推行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官钱私铸，是中国历代币制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历代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私铸之弊，在于伪造者不用足铜、好铜，致使货币减重、变质。而劣钱一经流通，商民为保本赢利，往往卖少收多，因而造成物价上扬，导致通货膨胀。对此，历代统治者或制定严刑酷法打击私铸伪造，或整顿币制流通以图调节经济。然而，统治者每遇战乱不已、民穷财尽的非常时期，却实行大钱制度，即官钱提高面值、减少含铜量，从而节省铸钱原料和铸钱费用。此举乃与私铸殊途同归之法。如王莽曾铸大钱，企图挽救西汉末年财政亏细；明未曾铸大钱，旨在筹集军费用于镇压农民起义。无独有偶。清咸丰年间也开始铸造大钱。因鸦片战争耗去巨额战费赔款，加之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影响江南税源却增加军费开支，致使国库空虚，财政拮据，政府只得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咸丰三年，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相继问世，一经流通，引起货币迅速贬值，市面物价飞涨。与此同时，政府还于当年发行官票和宝钞，规定用于课税及一切上缴之款。由于大钱、票钞受到商民抵制，于是政府要求典当行负责协助推行。即利用典当行放款取息之机，采用强迫性的搭收搭付办法，保证大钱和票钞的流通。咸丰四年，户部侍郎、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就上奏提出：&qt;典铺出入均格现钞&qt;。但是，典当行在经营过程中，往往只吃进制钱(官铸标准货币)，而抛出大钱或票钞。据史料记载，直隶五团县曾有典当行，对&qt;当物者以大钱赎当时不收大钱&qt;，并勾结官府&qt;反将用大钱之人责打，锁押数月不放&qt;。另外，尽管平民&qt;所当之物反值数百文&qt;，典当行却&qt;与以当百，当五十大钱数枚&qt;。如果要求付给制钱或搭配零钱，典当行不是&qt;以仅有大钱并无零钱为辞&qt;，就是拒绝收当，&qt;将原物掷还&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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