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起来，到站了！”乘警腰间挎着“五四”式手枪，狠狠地踢了一下我的球鞋底。
“小家伙，爬起来！”他用上海话又吼了一声。
我揉了揉朦胧的睡眼，又抹掉了挂在嘴角的涎水，支撑起身子往窗外一看，我的妈呀，天光大亮，晨雾霭霭。
“同志，这是到了哪里？”
“终点站！”乘警没好气儿地说道。啊！糟了！裕溪口！”我替他补报了站名。
“不错，你为什么不下车？想在火车上找旅馆吗？”乘警的说话语气足可把三岁的小孩吓得屁滚尿流。
“错了，我早该下车了……”“那你为什么不下车？”乘警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恶狠狠地问道。“不！我是说车到合肥的时候我就该下车了。”
我注意到乘警在听完我话后脸部和眼神所出现的瞬息万变地表情。“该不是逃票的吧？把车票拿出来！”他说完，我就将我的车票交给了他，“啊哈，逃票，跟我走！”“同志……”“少废话，我可不愿意听你解释！”乘警再一次地打断了我的话。我以极不情愿地心情站了起来，跟着他走下了火车。
我被带到了“裕溪口”铁路派出所，乘警像抓住一名通辑犯似的把我交给了所长。
“你为什么不在合肥下车？”这位所长身材矮胖，活像一只柴油桶，足有七十公斤。见到我脸色难看的模样禁不住中断了自己的问话。
我发现这位所长很面善，便毫无隐瞒地告诉他：“同志，我是准备在合肥下车的，只因两夜没睡觉了，从水家湖上车后一直睡到这里，同时也耽误了时间，不瞒您说：我是上海知青，插队在颍上县刘集公社，从前天晚上出来到现在还没吃过任何东西呢！”
“怪不得你脸色很难看，灰灰的。不过实在对不起，我这里可不是要饭的地方。你到合肥去做啥？”
“告状！”我脱口而出。
“告状？你能告什么状？你又找错了门，我这儿是铁路派出所！”胖所长也给闹糊涂了。
“对不起，我到您这儿来不是要饭更不是来告状的，是您们的乘警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我要到合肥省城知青办公室去……”停顿一会儿我继续说到说道：“所长，您这儿有开水吗？我自己有带茶缸，我肚子疼得快受不了啦！”
“有，你自个倒吧，你说你是上海人，淮北口音学得倒是不错，插队不少年了吧？”
“将近八年！”“检查一下你包里的东西可以吗？”
“请便！”我把挎包放到了桌上，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盒“长城”甩一支给他，另一支我自己抽，先给他点了火。这盒香烟是小付买来而我没有启封的。一杯滚烫的开水捧在心里，我顿时感到有一股无限的温暖，一口开水下肚，疼痛也减轻了许多。
胖所长将我挎包内的东西统统抖落在办公桌上：一本鲜红的日记本与一刀信纸，一包“淮河”牌的香烟和一袋不足半斤的东北棉白糖。天晓得，这袋原本不想带上的白糖在后来的几天中几乎成了救命的菩萨。
他将我的“状纸”草草翻了一下，丢进了挎包。又对我的日记本产生了兴趣，日记本上有一页我自己开的但没有撕下来的证明，上面盖有生产队的公章。他将日记本翻到空白处递给了我“用你自己的钢笔在这上面随便写上几个字，请！”我明白这是要校对笔迹，于是我立马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支自来水笔，草草地写上了还算工整的“裕溪口”仨字。我知道，跟他们这号人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顺从。我要尽快结束在这里纯属毫无名堂的纠缠，多泡一分钟，我的肚子就要忍受一分钟饥饿。从墙上的火车时刻表上看到这趟车在七点五十分开，而墙上的“三五“牌挂钟正指向七点半，还有二十分钟。
“同志，请帮帮忙！帮我开一张误乘……哦不，误时的证明。您刚才检查过了，我可真的没有钱来补票了。”我有气无力地恳求道。
胖所长校对了一下字迹，信以为真，用较为和善的语气问我：“你为什么自己给自己证明呢？”
“我是生产队长，公章我自己保管，晚上出来的太晚，叫我到哪里去找大队的证明？只好自己证明一下自己免得路上麻烦，我想总不至于犯法吧？！”说完又扔一支烟给他。
“看不出，你这副穷酸相字倒写得还可以，还是个生产队长哩！”他把香烟在台子上磕了磕，接在快要燃尽的香烟上。
我无心回答，也无力回答他那些对我说来是纯属无关紧要的话语。我的脚尖快要冻麻了。我的肚子疼痛倍增。我的眼睛不停地望着墙上的挂钟。我尤如一名被告席上的罪犯，在等待着审判长作最后的宣判。离开车时间还有十分钟。
“您是共青团员？”我没吭气。
他继续问“这是你的入党申请底稿？”他见我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并没什么不满，而是捧起我的日记本专心致志读了起来“……以中国最广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
“所长同志，检票铃声已响过了，您说我该咋办呀？”我急得真想哭出来，这位穿黑警服的所长却还是满不在乎地继续翻我的红色封面日记本。我真想骂他一声大肥猪！胖所长终于合上了日记本，抬头看了我一眼：“你着什么急呢？火车还不是没开嘛！收起来吧，跟我走！”我恨不得上去揍他一顿，都什么时候了，不要跟你走！
我不无好气地问道：“上哪去？”
“坐火车呀！”他滑稽地一笑。
“哎呀，我的老天！您早就该说这句话了！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走！我送你上火车！”事情的发展可以说是急转直下，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举起右手给所长敬了个礼。这位好心地所长实践了他的诺言，真的把我送上火车，并叫乘务员给我找个座位，到合肥后要送我出站，以免我再次睡过站。
合肥，这座古老的城市，乃历代兵家之争的要塞，如今是安徽省的省政府，即省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昔日刀光剑影的战场，如今摩天大楼高耸入云，花花绿绿的各种型号和大小不一的汽车，代替了昔日的战车驰骋在平坦笔直又宽阔的大街上，竞相攀争，不甘示弱地各种商店，用不同款式的商品招徕着顾客。是人的世界又是花的世界，令人看了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我是个旅游爱好者，可惜此刻我正饥寒交迫，难忍的胃痛使我直不起腰来，缺少睡眠的眼皮直打架，哪里还有心思去欣赏去观光。
我买了杯开水，在杯中放了点糖，一饮而尽，抽了一支“长城”，算是这一天的早饭和中饭。迈着沉重的步履，四处打听终于找到在长江路上有个叫做“西牌楼”的车站附近所在地的知青办公室。一位手持冲锋枪的战士把我拦住，我说明来意后，他做了个立正的姿势放我进去了。
我很快就找到了知青办公室，可无论如何怎么敲门也不见开开。去旁室一打听，才晓得今日是星期天——休息。喔哟，晕煞！我的心凉了，我的整个身躯凉了。“他娘的！好晦气！倒霉的事情就该轮到我吗？城里老爷可真舒服，还有什么星期天公休？老子辛辛苦苦从颍上跑到合肥，偏偏遇上那该死的星期日！为什么不在《知青报》上登一则启示呢？
哎，真倒霉，我失望至极，心中塞满了怒恨；我恼怒又有一种被事实引起的紧迫感的懊丧。但恼怒归恼怒，懊丧归懊丧，再多的恼怒和懊丧丝毫不能解决我的温饱问题，眼前的事实是我必须要等到明天再来，又不能不来，我已到了进退两难又骑虎难下的地步：首先是眼下正在忍饥挨饿，忍受着强冷空气地袭击，其次是没有钱：我要为转道上海的路费担心，最成问题的是香烟，虽说还有十来支“淮河”，但我是靠抽九分钱一盒的“大丰收”来打发日子的，十来支香烟又能维持到几时？检查了一下口袋，还有两角八分，可以买盒蚌埠产的“胜利”，我不想就此立马花掉，至少我现在还是个有钱的人。严峻的现实摆在我面前：我必须继续坚持和忍受十八小时以上的空腹期。朋友，这可不是锻炼啊，！世界上比赛的项目几千几万种，却绝对没有以忍受饥饿的时间长短决出冠亚军的。这种滋味我想叫谁也是忍受不了的。而我得受，又不得不受！
我自己都不敢想象我是怎样熬过这十八个小时的，大概归功于地球的磁场功能吧，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是挺过来了。在第二天的早上九点左右，我总算走进了省知青办公室的门口。办公室的主任亲自接见了我。他大腹便便，“合肥”中的一半他当之无愧，裕溪口的那位胖所长与他相比那可是差远喽！又是一夜没睡（没地方睡，车站的候车室里躺了一会儿，深怕着凉，没敢大睡）的我欣赏了一下他那肥美的身材，说明了我的来意，并把我写的“讼词”请他过目。烟盒里还有两支香烟，算是我省吃俭用了，当然无论如何“淮河”牌的香烟（正好一分钱一支）是无论如何也不敢作为见面礼的。
他仔细耐心地看完了我写的东西，甚至字里行间的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似的，而后与我作了口头上的例行公事似的了解，最后和颜悦色地作了总结，算作对他手里的千言万语作答复：“小宋同志，你的情况我知道了，写得非常好，我准备把这份材料发到您们公社去，您们那边的知青工作可也真成问题，七三年春上死了个章磊，也是您们金山县的吧。哎！今天又来了您！太糟了！有机会我一定到颍上县去看看，对于您的问题嘛，请你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帮您解决的，您尽可放心地回去吧！”
“说大话，空心汤圆！”我内心爆发出两个沉闷地惊叹号。“谢谢您工作的热心！可我现在无法回去！”我当面给他两个惊叹号。
“噢，为什么呢，说说看！有啥困难呢？”
“我现在口袋里只有两毛多一点的钱了，而且我已经是几天几夜都没睡觉和吃东西了，我昨天到这儿来的，可惜您们星期天休息，不接待来访者，我只好又饿了一天，现在我来这里也没能达到多大的目的，可我总得回去啊？不管是回颍上还是回上海，总不可能呆在合肥吧！请您帮忙想想办法吧！我相信自己的组织。”
“对不起！实在很抱歉，这一点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把话说在前面，我明知道您不是一个要饭的人，作为一个上海知青也不可能来省城要饭，再说像您这样一口气能一气呵成写下几千字的人，绝不可能出来要饭的，最简单的说法，一个年轻人当然知道要走进由士兵把守着的省政府的企图是什么？请您不要激动，按照常规我们知青办的确有一笔钱款，专门用于解决前来上访的一些遇到特殊困难的知青，那您目前的处境我已完全了解的，可以支付给您相应的钱款，可仅仅凭这张生产队的且是自己开的证明是不行的，须得公社一级的证明，您是生产队长，自然知道一些经济开支所必不可少的手续吧？”
听到这里，话里的意思已经再明了不过了。我也不再多说了，“那好吧，我这边先回去，关于此事就静候佳音了，多有打扰！非常感谢您的接待，再见！”
“哎，对了，跟您谈话也有些时间了，这里的食堂此时也在准备膳食了，不如我带你去食堂，一会儿吃饱了再走吧！”他对转身欲走的我说道。“不了，多谢了。虽然我现在的确很困难，不过我想自己解决的。再会！”我头也不回地撤出了办公室离开了。
毫无意义的信访在我的冠上了一顶永远不会忘的且并不光彩的帽子——大傻瓜。眼下，我这个已经饿了几天且几夜不睡觉的大傻瓜该考虑怎样回上海的办法了。我买了杯开水，在杯中倒上足有一两多的白糖，摇晃了几下，一古脑儿地灌了下去。
卖茶的老太太瞪大了田螺似的眼睛：“同志，有您这么补身体的吗？”
“早饭！”我耸了耸肩膀道出简短的二字。
“您这位同志可也真是太高级了，一顿早饭要喝这么浓的糖水！喔，您脸色很不好，是要补补身体，这样白糖我看还是多了些，在我们整个合肥市，您跑到任何一家食品店，如果没有一张妇产科的证明，谁都买不来一斤东北棉白糖。”我还算个有钱的人，在买好一包“淮河”烟后，口袋里居然还剩得五分钱。现在的问题是要解决回上海的路费——二十元钱。目前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能叫我上哪里去找呢？又有谁能给我钱呢？我可不愿当叫花子，死也不干！省公安厅的大门敞开着，站岗的士兵能放我进去吗？
跑到合肥市东区公安局，人家不认识我这个人，又跑到火车站，走进了铁路派出所的大门，几句话就把我轰了出来，一位带着大沿帽，脸上长满斑点但眼睛挺美的女民警这样说道：“这上海蛮子长得挺俊的，可怎么会出来要饭呢？真寒颤！”
在平时，我一定会跑上去与她辩个明白，眼下不行，我实在没有力气同她争吵，今生今世如再相会，再在她的脸上补上几个窟窿！
出得门来，我跟个阿Q似的行走在广场上。我愤恨、颓丧，腹腔和胃壁紧紧地挤着、挨着，恰似一对难兄难弟，永远不肯分离，疼得我又直不起腰来，腔调和醉汉一个样了，东摇西晃地向长江路上走去。
我似乎发现世上还有这么一道公式：饥饿+疼痛+疲劳=颓丧，假如再加上什么的话也许要等于死亡了。我千方百计想法子，不辞辛劳地奔波，除了迅速地减少香烟的根数以外，毫无丁点的希望，依旧徘徊在合肥市的街头，意消神散。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嘛？”我欲哭无泪，疲乏的身体眼看就要倒下，“既不能偷，又不能抢，更不能去要饭，叫我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阳光灿烂的天空，在我的眼中看来是漆黑一团，花花绿绿的商店，川流不息人群在我的眼中看来全死气沉沉。
突然，一个念头涌上心来，不如去当！对，去当！我脱下了一件毛衣拿在手里，这是我在新疆的哥哥送给我的，我居然还考虑到难为情？我扬言只要换十元钱，接着就开始和小贩子一样挨家挨户的兜售着，没有力气叫不动嗓子，走不动路迈不开步子，谈不上不厌其烦，倒很似有口无声。侥幸有位中年妇女与我搭上几句，瞧她咋说：“这么好的毛衣至少要值二十元钱，你十元钱就要卖，恐怕是偷来的吧！要碗饭可以，我帮你去盛，我可不要这来路不明的东西！”听罢，我的眼眶内饱含泪水，好伤心！我立刻取消了当毛衣的念头，脱去了棉袄，将毛衣十分庄重地穿好，重新穿好了棉袄，攀扶着墙壁和大树向火车站走去。
唯一的希望破灭了。在冰冷的候车室的板凳上，我彻底地陷入了绝望之中。“合肥啊合肥，这么大的一个省城，难道竟是葬身之地？”我从口袋里掏了支烟，略微看了一下，发现烟盒里只剩下了最后的两支。一边抽烟，一边用左手不停地翻弄着不知抚摸多少遍的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嘴里不信地念叨着“五分，五分，五分钱能买什么东西啊？”“啊哈！**万岁！”这时的心情尤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那样的愉悦，那样的激奋，生命的希望之光顺时从心底升起。我像一匹喂饱了草料的骏马，脱缰奔驰；像获释的死囚欣喜若狂地奔出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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