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说，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和财政大臣维特现在到了北京，已经同中国方面进行了一些接触。
在谈判前的第一次“非正式接触”，中俄双方就起了争执。
因为中**队已经占领了伯力和双城子等“俄国城市”，俄国人提出要求中**队“退回黑龙江南岸，将中俄两军驻地恢复到开战前的状态”，“谈判期间，两国不再采取任何针对另一国的敌对行动”，“为和平解决这一不幸事件创造条件”！
对于俄国人的险恶用心，李鸿章认识得非常清楚，当即拒绝了俄国人的要求。
李鸿章因为前线大胜的消息传来，腰杆陡硬，因此老头子义正辞言地答复俄国人说，中**队占据的海兰炮、伯力、双城子等城“最早为中国人所经营，本为中国之土地，久为贵国所强占，而中国素未承认该地为俄国领土，今即夺回，则地当归我。”这几句话，掷地有声，表达了中国人对待领土问题的严正立场。
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向李鸿章指出，根据《北京条约》和中俄双方以前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这些地方在法律上已经是“俄国领土”，中**队现在占领的这些地方，都属于俄国领土，双方既然都有“和平”的诚意，中**队就应该退出这些地方。
众所周知，在这个问题上，两派地代表人物李鸿章和左宗棠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海防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海防西征，力难兼顾”，“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这个观点孙纲可不敢苟同，这据说也是李鸿章被后世人骂为“卖国贼”的重要原因之一），“缓复新疆，非弃列祖百战之地而不顾，乃为求他日再图大举计也”，要求“移西饷以助海防”，他的观点现在看来，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而“塞防派”的代表人物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坚决反对，力主全力收复新疆。左宗棠说，“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南疆）；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他进一步指出，“宜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官员的支持，最后清廷同意了左宗棠的主张，在不放弃海军建设的同时，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出兵平叛，左宗棠随后率军出征，很快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
1884年，新疆建省，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领土。
从这一点来说，有人评价左宗棠是“中国领土贡献第一人”，也是非常中肯的。
但正因为如此，好多后世的学者在重新审视海防塞防之争时，往往认定这是湘淮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执，认为是左宗棠保全了新疆，而李鸿章竟然要放弃这么多的中国领土，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很多人想不到，这本来是近代最杰出的一群中国人在对中国的国防战略进行理性的思考，并不是什么利益集团之间的意气之争！
这个时代，并不缺乏爱国的中国人，就象后世，不只有“愤青”才爱国一样！
在十九世纪末，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大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
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个方向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所在，国防的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当时的众多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在最高决策者的主持下，海防和塞防之争其实不是简单的集团利益的争论，更不是“爱国”与“卖国”的争论。
李鸿章重视海军是他看到了来自海上尤其是日本的威胁。这是一种对中国而言具有长期价值的地缘政治思想。相对而言，在具体到新疆问题上的时候，李鸿章把更具有根本性的日本的潜在的威胁看得比来自陆地的俄国的危险更重，而左宗棠则更强调了俄国人现实的威胁。
李鸿章对国防军队的建设和左宗棠在大局上是一致的，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和左宗棠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上的观点其实是一样的。
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
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李鸿章等人从1875年开始的重新建构国防战略体系的努力，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有效保卫国家安全而理智地确立国防重心的重要历史过程。
这次讨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几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不同是指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战略上持相反观点。
李鸿章和左宗棠为中国传统的国防指导思想输入了新的内容。从两个战略重心并存，到海防成为惟一的国防重心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国防完成从陆到海战略的一个历史性转变！
这一转变为中国近代国防以防御列强从海上入侵为主的战略指导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这其实才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真正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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