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全部内容，均来自网络，本作者一只不改）众所周知，“打倒**”的决策是**独自一人作出的。当他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还躲在大连“养病”没有到会，对此一无所知。据杨成武回忆：“党中央于1967年春成立了对干部的专案审查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辖的“王光美组，实际上是负责审查王光美和**二人的所谓‘问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指定康生、**等人分管该案。”
1967年1月13日夜，**突然派秘书徐业夫把**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但**却并没有明确表示什么，**向他提出辞职，愿意承担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以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却不置可否，而莫测高深地建议**读法国海格尔的《机械唯物论》、狄德罗的《机械人》和中国古代的《淮南子》等书。王光美当时对**的秘书说：“**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可见**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这句“可见**对我们这里的事还是很了解的”真是意味深长。因为此前在中南海**住地已经连续发生了造反派以“平平受伤”为名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去接受批斗、中南海造反派高呼着“打倒**”的口号进入**住地贴批刘大字报等事情。
此后不久，3月16日，**就批准下发了《**中央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的批示》，其中特别写明：“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干的”。出狱后，“由于**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岗位上”。接着，3月3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和4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同时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进一步掀起了对**展开“革命大批判”的浪潮，这篇文章向**提出咄咄逼人的八个“为什么”（即八条罪状），并自问自答地公开宣布“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此文就是由**亲自于3月下旬修改定稿并称为“写得很好”的。
**读到这篇在**看来“写得很好”的文章时，气愤地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并把刊登文章的《红旗》杂志摔到地板上。紧接着，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在5月8日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等同时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公开批判**的重要著作《论**员的修养》），也是经**多次审阅修改并亲笔加写了一些文字后批准发表的。但**并不以此为满足。8月28日，**在上海审阅修改姚文元及其写作班子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在批示中要求：“还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文章，你是否有时间担负起来。明后日拟和你一谈。”真是一心“痛打落水狗”。
9月下旬**回到北京后，亲自召集会议，把给**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九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因周恩来对抓这一专案不卖劲，一直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决定由**接管此案，并由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从旁协助，尽快把刘的历史问题定下案来……而**呢？除去在几次公开会议上按照中央的安排和**的意图作过“批刘”的讲话外，看不到有什么作为。对于将**定为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中央专案组审查报告，**的批示是“完全同意”和“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志致敬！”**在这里又一次向历史表明，此审查报告是**一手包办的，与我无关。
**私下里还对林豆豆说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在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揪刘火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掀起“打倒**”**中），一天秘书张云生给**讲一份中央文革关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领袖蒯大富的材料时，“**随口说了这么几句令我当时颇为惊奇的话：‘**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实际是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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