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预言说：‘将来会有圣人到达周邦，帮助周国振兴。’难道说的就是您吗？我的祖先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于是称吕尚为“太公望”，立为周之国师。
不久，商纣王怀疑周文王欲图谋商之天下。遂将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监狱里。于是吕尚、散宜生广求天下美女和奇玩珍宝，献给纣王，赎出了文王。
文王归国，便与吕尚暗地里谋划如何倾覆商朝政权。为此，吕尚策划出许多兵家谋略和新奇妙计，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言及兵家权谋都首推吕尚，他便成了兵家的始祖，或称鼻祖。
文王去世，武王即位。过了九年，开始发扬光大文王的事业。为了探察诸侯是否会集而东讨商国。军队出行。国师吕尚左手拿着黄钺，右手拿着白旄宣誓说：“各方诸侯，带领你们的军队和你们的舟船，齐来汇集，逾期不到，将兴师屠戮。”他率军队到达孟津时，来会集的诸侯竟然有八百之多，可见当时周国的威望之高。当时的诸侯国都很小，商朝国土中竟达1800多个。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是在兼并混战中形成的较大的诸侯国。
又过了两年，商纣王杀了比干，囚禁了萁子。武王要伐纣王，但占卜结果却不吉利，而且兵未出行，又遇到暴风雨。众大臣都很恐惧，只有吕尚坚持出兵，他说那些占卜用的龟甲和蓍（音式）草根本不懂什么吉凶。武王最终听从了吕尚的意见，在牧野向军队训话，之后开始攻打商纣王。在这场战争中，吕尚的战略战术的指挥都很得法。
在战略指导上吕尚善于把握战机，他选择商军主力远征东夷，纣王在国都朝歌孤立无援、众叛亲离的有利时机领兵出战。周军甲兵四万五千人，加上其他诸侯队，在朝歌难面七十里的牧野（今河南萁县西南）和商军展开激战。战略时机的正确选择是周军最后取胜的重要前提。
在战术运用方面，吕尚攻心为上，他亲自率领百名精锐冲击商军阵脚。因为打前阵的是奴隶，吕尚初战告捷之后，武王便率主力跟进围歼，加上商军中的奴隶兵的倒戈，周军很快大获全胜，商朝被灭。
周朝建国之后，将吕尚封于齐，都城营丘（今日临淄）。吕尚东行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每宿必留，走得很慢。有人对他说：“我听说过时机难得而易于失去，作为一个客人，安于路边旅店中的享乐，恐怕不象到自己封地上任的样子。”太公听了，夜里穿起衣服马上前行，天亮时到达营丘，正好遇到莱国的人来与他争夺营丘。
吕尚在齐国政局稳定后，又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顺应当地的习俗，简便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于是天下人来齐国的很多，齐国成为当时的富国之一。在周成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叛乱，周王下令给吕尚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岭，北到无棣，无论是侯王还是伯男，若不服从，你都有权力征服他们。”从此，齐国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
太公吕尚活了一百多岁而卒，但葬地不详。
在中国人当中，不知道姜太公这个名字的人很少，而全面了解姜太公其人的不多。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姜太公是一个神奇而又伟大的历史人物。
说他神奇，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名字神奇。姜太公名字很多，常见的有姜太公、姜尚、姜子牙、吕尚、吕望、吕牙、师尚父、尚父等。姜太公是炎帝神农的后裔。“神农氏，姜姓也”。神农氏姜姓中有一个叫伯夷的人，为尧“典三礼”，“立五刑”，又佐禹治水立有大功，因而受封于吕。伯夷就是姜太公的祖宗。古代以部族为姓，以祖封为氏。以部族命名，姜太公姓姜；以氏命名，姜太公姓吕。又因姜太公名尚，字牙，或尊称为子牙。这就是“姜尚”、“姜子牙”、“吕尚”、“吕牙”名字的由来。《史记》记载，据说，当年姜尚在渭水边钓鱼，被外出打猎的周文王遇到后，两人谈文功武略，甚为投机，文王知遇到了栋梁之才，高兴地说，“从我祖上太公以来就盼望你这样的人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又称姜尚为“太公望”。后来他被封为齐国的第一代国君，齐人追称他为太公，姜太公的名字就被叫响了。
二是里籍神奇。姜太公是哪里人，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当中，至少有六种说法，即日照说、汲县说、冀州说、魏邑说、许州说、不知何处人说。持日照说的记载最多，《孟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史记》的观点是一致的。“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史记-齐太公世家》）东海即东海郡，领海曲等38县。海曲县即今山东莒县。古代莒、吕一字。姜太公的祖宗伯夷受封于吕。莒县至今还有东吕乡东吕里。可见，莒县便是姜太公的祖籍及出生地。
三是年龄神奇。姜太公的祖先，都是强部落首领。但到了姜太公这一代，适逢殷末颓世，家族已经衰落。纣王无道，贤愚颠倒，姜太公虽有匡世济时之才，终因进身无门而穷困大半生。直到年过七十，方遇周文王访聘为师。孔子称“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自此太公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一发而不可收，活到139岁。
四是本领神奇。史称姜太公“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德、法、术“三材兼有”。他的术主要是“修道术”和“开塞术”。“人功和天地参合，助成天地所生，才有道术可言”。“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谓政之大端矣”。
五是遗迹神奇。姜太公的遗迹，数量多，分布广。主要有：棘津太公台，位于东海棘津（今山东日照市近海处）。太公台，又称太公避纣处，位于山东潍县东南五十公里。钓鱼台，位于陕西咸阳县西南十三里渭水河畔，相传为太公钓鱼处。太公泉，位于河南汲县城西北三十里，相传为太公故居。东吕太公庙，位于山东日照市冯家沟村附近，20世纪60年代倒塌。营丘太公庙，位于山东临淄西营丘，宋代碑尚存。石番溪太公庙，位于陕西省宝鸡县石番溪河边。汲县太公庙，位于河南汲城东门北侧。咸阳太公庙，位于陕西咸阳西边。还有临淄太公祠、汲县太公祠、镐京太公墓、丰京太公墓、咸阳太公墓、汲县太公墓、临淄太公衣冠冢，等等。
姜太公的神奇，是与他的伟大分不开的。姜太公的伟大，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既是周朝开国功臣，又是齐国立国圣君。
在渭水河畔，周文王与姜太公相识，一见如故，并拜之为师。周文王死后，周武王即位，以姜太公为太师，以周公旦为相，以召公、毕公为左右辅弼。姜太公辅佐周武王，兵与德兼用，文与武并行，实现了灭商兴周的伟大理想，形成了周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统天下。
周武王在褒封神农等古帝王后裔之后，即行封赏灭商兴周的“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姜太公来到齐地，“因其俗，简其礼”，开放务实，开辟了富民强国的康庄大道。他坚持“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的人本思想。他奉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因循为用”之道。他实行因地制宜，本末并举，货利往来的经济政策。他提出了“三宝并重”的方针，三宝即农工商，强调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发展工商业，采取“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劝其女功，极技巧”等措施。他制定“尊贤智，赏有功”，任人唯贤的人才政策。这一切，成为齐国的立国之本，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魁，历时32代国君，600多年。
姜太公事业的伟大，取决于他思想的伟大。姜太公治国安邦、治军用兵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六韬》等著作里。《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这是战国时期的人根据姜太公的军事思想整理而成的一部兵书。“至公”，即天下为公，是姜太公思想理论的基础。“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德与兵，是姜太公思想理论的核心。因时因地制宜，是姜太公思想理论的灵魂。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要很好地继承、发扬、光大。
关于周文王
西伯昌，商末周族首领，季历之子，姓姬，名昌。昌之生母为挚任氏之中女太任，有贤名。商纣时为西伯，亦称伯昌。《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季(历)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死后谥为文王。
文王能“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亶父)、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西伯能遵从先人之法，继承祖先的业绩，礼贤下士，任用太颠、散宜生等，施行裕民政策，日益强盛。
殷纣王恐其不利于己，将其囚于羑里（今河南省汤阴）。闳夭以有莘氏美女及奇物宝马献给殷纣，纣“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西伯昌曾解决虞、芮两国的争端，先后征伐犬戎、密须、耆国、崇侯虎等国，并自岐迁都于丰(今陕西长安县)，为讨伐商纣作积极准备。西伯昌晚年已取得“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
他死后，太子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完成了文王讨伐商纣的遗愿。
周文王姓姬名昌，生卒年不详。季历子。商纣时为西伯，亦称伯昌。
季历死后，其子周文王继位，他就是日后著名的周文王。他在位50年，主要功绩是为灭商做好了充分准备。他是很有作为的创业主，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在位，以商朝的一个“方伯”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臣服于商朝，暗地里却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与国，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争田纠纷，使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以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在虞、芮归附的第二年，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后方。接着向东发展，过黄河进攻耆、邗等国。沿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扫除了周在东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并且据有关中的膏腴之地。在伐崇的第二年，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邑，把政治中心迁于丰（今西安市西南）。至此，文王已完成了对商都的钳形包围，周人对商朝已经形成咄咄逼人的攻势。课本上的周武王、周公旦的画像，都来自汉代山东武氏祠画像石。
商纣时为西伯，建国于岐山之下，积善行仁，政化大行，因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而被囚于羑里，后得释归。益行仁政，天下诸侯多归从，子武王有天下后，追尊为周文王，商末诸侯首领，史称西北侯，追封为周文王。遵后稷、工刘之业，则先祖古公、父亲季历之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与其子姬发在宝鸡蟠溪钓鱼台聘姜尚为军师，自岐山起兵率军攻伐殷商，l]西l]王朝的开创者。发明“文王八挂”，流传于世。在位50年。
武则天改国号周时，追尊周文王为南周始祖文皇帝。
关于姬发
姬发，即周武王，周文王周文王次子。他继承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1世纪消灭l]商l]，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代名君。
周原为商朝地处西陲的一个小属国。文王周文王在位50年，实行许多正确的政策，国力逐渐强大，逝世时天下三分已得其二，为灭商奠定了基础。武王姬发继位后，对内重用贤良，继续以姜太公为军师，并用弟弟姬旦为太宰，召公、毕公、康叔、丹季等良臣均各当其位，人才荟萃，政治蒸蒸日上。对外争取联合更多诸侯国，孤立商王朝，壮大自己力量。
此时，商朝在暴君纣王统治下，政治上已十分，但军事上仍有较强实力。武王审时度势，积极为灭商准备条件，等待时机。他即位9年后，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将都城由丰(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西岸)迁至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
这次观兵实际上是一次为灭商做准备的军事演习和检阅。他率大军先西行至毕原(今陕西长安县内王陵墓祭奠，然后转而东行向朝歌前进。在中军竖起写有父亲西伯昌名字的大木牌，自己只称太子发，意为仍由文王任统帅。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盂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有800诸侯闻讯赶来参加。人心向周、商纣王孤立无援的形势已形成，诸侯均力劝武王立即向朝歌进军。武urlrl]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并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
又二年，武王探知商纣王更加昏庸暴虐。urlrl]、箕子忠言进谏，一个被杀，一个被囚。太师疵、少师强见纣王已不可救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出逃。百姓皆侧目而视，缄口不言。武王同姜尚研究，认为灭商条件已完全成熟，遵照文王“时至而勿疑”的遗嘱，果断决定发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出发前，太史卜了一卦，得兆象大凶。见此不吉之兆，百官大惊失色。武王决心已定，不迷信鬼神，毅然率兵车300乘、近卫武士3000人、甲士4.5万人向朝歌进发。大军到达朝歌郊外70里处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南)，各诸侯率兵车4000乘会合。纣王闻知周兵已到，调集都中士兵，再加把囚犯、奴隶、战俘武装起来，共起兵17万(一说70万)相迎。双方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武王在战前向全军发表誓词，历数商纣的罪恶，说明伐纣的正义性，动员将士们英勇杀敌。决战开始后，周军士气高涨，奋勇冲杀。商纣的军队在周军凌厉攻势下一触即溃。那些被迫参战的奴隶、囚徒不愿为纣王卖命，反把武王看作救星，倒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入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urlrl]，身死。商朝由此灭亡。
武王灭商后，为了收服人心，巩固新建的政权，在政治上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
首先，采取了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办法，安抚殷商遗民。他封纣王之子武庚为殷侯，继续治理殷民。同时，将殷商王畿(京城周围千里)内之地分为卫、庸、邶三个小国，封自己的三个弟弟分别治理，负责监视武庚，号urlrl]”。他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百姓，修整商朝贤臣比干的坟墓，放出贤臣箕子并恢复其原职。又散发供纣王淫乐奢侈之用的财物、粮食，赈济饥民和贫弱的百姓。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商地很快稳定下来。
其次，采取封邦建国的方略，实行对全国的统治。为了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治理好国家，武王专门把箕子接来镐京，虚心请教安邦治国之道。根据箕子讲述的道理，他同姜太公、公旦等商议，决定将古时已有但还未完全形成的宗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下来。即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做出了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各诸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从天子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封侯世代承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天子对诸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对封国中分封卿、大夫也有权过问。毫无疑问，武王实行的封邦建国方略，相对于商朝那种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来说，显然是一个进步。它确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在当时起到了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的作用。
武王为了巩固全国政权，日夜思虑，睡不好觉。他还同公旦讨论过在当时被认为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内)营建东都，以便于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可惜他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在灭商二年后即逝世。
姜太公故里浅探
姜尚是建立西周王朝第一位功臣，又是开齐国的始祖。他的军事谋略和治国思想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史考，姜尚即历史人物吕尚。《鬻子》、《六韬》、《金匮》、《搜神记》等书中，已渐对其加以神化，至《封神演义》而达于极。姜尚是什么地方人呢？本文就姜尚故里进行一点浅探。
一、姜尚诸多名字的由来
姜尚，名牙，或字子牙，号飞熊，又称太公望。他的称谓很多，但每一个称谓都有一段传奇。
究其源，姜尚是炎帝的后裔，伯夷之后，“东海上人”。《吕氏春秋-首时》云姜尚乃“东夷之士也。”先祖被史称为东夷人。《纲监易知录》云：“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宛县西一带)”。故，姜尚又有了：吕尚、吕望、吕牙等称谓。
“太公望”的名字又是如何演绎出来的呢？《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吕尚盖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通‘干’)求周西伯王)。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音ｃhi、无角的龙)，非虎非(pi、似熊的一种)’，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北岸)，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即是说，周文王姬昌的曾祖父公叔祖类，渴望有圣贤之士辅佐周室成就霸业。当姬昌与姜子牙相遇，问定鼎天下大计时，姬昌不无感慨地说“吾先君太公望你好久了。”于是姜尚又被称作“太公望”。
日照民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即：文王访到姜尚时，尚让姬昌背着走，到走不动为止；让其儿子拉太公望坐的车，到不乐意拉为止。文王背着尚走了四十八步，儿子们拉着太公车走了八百零八步。尚当时向文王父子宣称：“你周朝只能出四十八个皇帝，有八百零八年的江山”。此事虽纯属民间，但反映了姜太公的神奇及其丰功伟绩。
太公望辅佐周武王(姬发)时，被尊称为“师尚父。”他挥军与诸侯会师于盟津，率兵和四方部族伐纣，战于牧野，平武庚、管叔、蔡叔之乱，“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此姜因“太公谋计居多”(《史记-齐太公世家》)。周王朝在分封宗室贵族和异姓功臣时，首先把太公望分封到齐地去就国(侯爵)。这或许是周王朝对姜尚的特别信任和依重，亦或是用尚之智勇来继续扩展疆土，以达到维护周王朝统治的目的。姜尚就国后，推行一套易于融合各部落关系以开发齐地的施政方略，即：“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对齐以外的五侯九伯只要不听从号令者，则征伐之。于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今淮南)，北至无棣(辽西孤竹)，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史记-齐太公世家》)。致使齐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日渐发达，后成为东方大国；能号令天下诸侯，而称霸中原。自此，史称姜尚为“齐太公”。而日照民间，惯称其为“姜太公”、“姜子牙”。
二、姜尚故里之说
(一)姜尚是东夷人之说：
《吕氏春秋-首时》云：姜尚“东夷之士也”。从考古角度来看：“聚居在今山东地区为主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时期的土著居民就是历史上的东夷族人。山东地区是东夷族的发祥地”(《历史研究》1987第3期5汉书-东夷传》又云：“东夷率皆土著。”也就是说，聚居在山东乃至周围地区沿海土著居民，就是东夷族人。《吕氏春秋》亦载称姜太公是“东夷之士”。
从传说时代来看，姜尚是炎帝的后裔。《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即岐水）成，成而德异，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后炎帝被黄帝战败，其部族与黄帝融合（华夏炎黄子孙由此沿说），一部分发展到今山东沿海一带成为东夷族。至尧、舜、禹时，姜氏族已成为统领“四岳”之首领。“四岳”，是官名，是四方部落或方国的大首领。在《尚书-尧典》里说“四岳”不但参政天下大事、执掌部落的军政大权，还要推荐舜为尧的继承人等重要事项。可见姜尚的先祖权利之大。在虞夏之际，姜尚的先祖辅佐大禹治水、攻伐三苗、会诸侯于涂山等立下了头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宛县西）。由此可见，姜尚的家族是东夷的大氏族。
（二）姜尚是东海上人之说：
司马迁的《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曰：“太公望吕尚者（即姜尚），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於吕，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钜，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孟子-尽心》篇里说：“太公避纠居东海之滨。”孟子（约前372-289年）在这里也肯定了姜太公濒东海而居。《后汉书-东夷列传》里说：“桀为暴虐，诸夷内叛，殷汤革命……”由此可见，象姜尚这样一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此时审时度势，隐居东海（边，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韬晦之计。
《西周开国功臣太公望》（盛冬铃-《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一文里论述姜尚是东海上人是这样说的：“可能吕氏子孙繁衍流散，其中某个支系后来迁徙到东海之滨与夷人杂居，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势力的一个集团。而太公望正是这个姜姓吕氏集团的头面人物，具有大族长的身分。所以《孟子》等书提到豪杰归国，都把他与诸侯之子伯夷同时并举。”由此可见，姜不但故里就在“东海上”，而且是和夷人杂居的大集团的领袖人物。这亦符合姜尚出将入相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三）姜尚是山东人之说
以上谈了姜尚是“东夷人”、“东海上人”。那么，何以见得是山东人呢？《说文》里云：“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夏商周以来所说的东方正是指山东。史学界承认山东人即东夷人最早发明了弓箭，夷字，象征着一个大个子的人（山东大汉）。可以说，齐国人对东夷人发明了弓箭是很崇尚的。东夷族人居齐鲁之邦，甚至范围还要大一些。象孟子、司马迁所说的姜尚是“东海上人”，其本意就是指山东以东。建国以来，史学界通过对先秦文献的研究和考古发掘，对此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东夷族人就是山东土著民族。逄振镐在《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中说：聚居在今天的山东地区为主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土著居民就是历史上的东夷族人。山东地区是东夷族的发源地（见《历史研究》1987-第三期）。《吕氏春秋-首时》肯定了姜尚是“东夷之士”，即是说姜尚是山东人，应当无可非议。
（四）姜尚是日照市人之说：
《谷梁》云：“莒虽夷狄，犹中国也。”这里所指的“中国”，是以夏商周先秦以来的帝都为衡量标准。琅邪郡海曲县，即今日日照东港区一带，是在帝都正中间的最东边，是龙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明、清乃至以前的各代方志学家，不知经过多少次的考证、分析、推论，才敢在志书上这样定论：“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查方志皆云：太公望所出东吕乡。东吕乡是西汉琅邪郡海曲县所辖的乡。海曲县在公元17年被吕母起义军所破，此后，又先后曾隶属于昆山县、西海县、莒县、梁乡县。宋哲宗元二年，莒县始置日照镇。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升日照镇为日照县。公元1985年日照撤县划市；1989年，又升格为地级市。古代的“东吕乡”即今日照市东港区（原日照县）秦楼、石臼一带地域。为进一步研究、考证姜太公之故里，现将有关志书所载资料摘录如下：
《后汉书-郡国志》云：“太公望所出，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
《齐乘》云：“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水名）、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元和郡县志》云：“海曲故址在莒县东百六十里”、“海曲古城有东吕乡，太公望所出。”
《续汉郡国志》中西海县条云：“太公望钓于棘津，其浦今存。”《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353页载：“西海县……古城在今山东日照县西。”
光绪版《日照县志-古迹》云：“棘津：城东二十里，去海里许，一名姜公台。”
三、日照东吕乡浅探
史书和志乘所云“东吕乡，太公望所出”。何以见得东吕乡就是太公望所出呢？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乡党制”和东吕乡的基本脉络。
乡党制的建制始自西周。《周礼-地官》云：“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五州为乡，使之相宾。”由此而知，周制是以五百家为党，一万两千五百家为乡。司马迁说姜太公是东海上人，但司马迁生于汉时，汉时的乡领一千五百至两千户。由此来看，当时的“东吕乡”所辖人口（家）数，与现在乡的大小数相差不大。由此推论，“太公望所出”的“东吕乡”即今东港区“东港（边”的秦楼、石臼一带地域。
为了进一步证实姜尚所出确是东吕乡，笔者又对各种版本的《日照县志》及《莒州志》、《沂州府志》、《胶州志》等方志进行了比较；对清代日照名士丁恺曾所著的《望奎楼遗稿-西海征》等史籍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地域清楚，记叙趋一致——日照古时的东吕乡，太公望所出，有棘津、姜公台，明万历年（公元1537—1619年）间，尝有故迹可考。秦楼街道的冯家沟村即“太公望所出”的故里，张家台即当年姜太公垂钓的姜公台，台上曾置姜公祠。
清代学者丁恺曾有诗描绘姜公祠：“……征之班马符节似，即今钓鱼犹有台。曾读邑乘见遗诗，鹰扬有像双白眉。此祠尚留神宗末，何年瓦窜坦墉（rg，在此指墙）圮（pi，指毁坏）。”因年代久远，蹋圮失修，姜公祠只保持到明神宗万历年间。
四、日照的龙山文化与姜尚的关系
近年来，人们对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发掘和研究都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给予山东的龙山文化很高的评价，认为山东龙山文化具有中国文明发展史的典型性，是光辉灿烂的东夷史前文化，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日照市的龙山文化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龙山文化，那么与姜尚及其故里又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就考古发掘的史前文化来略抒这方面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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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自三十年代始首先在两城镇发掘了丰富的龙山文化，后又在东港峪和尧王城发掘了内涵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继而又在崮河崖发掘了岳石文化遗址。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正好是日照龙山文化的前身，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基本上确立了父权制。日照的龙山文化正好过渡到古文明的开始。
龙山文化形成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800—1800年，而日照的两城、东海峪等龙山文化的形成年代为公元前2400—2000年。这一时期正是形成夏文化的时期，也是东夷最强盛、最活跃的时期。有的专家查阅了夏以来的外交史，发现几乎全部与东夷族和四方部族有关，可见东夷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有的学者推算过，这个时期在中原是、尧、舜、禹的时代，在东夷则是少吴、有虞氏的时期。姜尚的先祖掌四岳。从日照的龙山文化年代上看，其时代基本上与两大派系活动的中后期相吻合。即是说，从日照的东海峪、两城龙山文化形成年代来看，正好是姜尚的先祖在这里生息繁衍、发展鼎盛的时期。
从制陶业来看，东海峪和两城出土的陶器从制作术到造形工艺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两个遗址中都以黑陶为主，磨光黑陶占较大比例，陶色纯正，质地细腻，油光放亮。薄胎高柄杯，胎薄如蛋壳质坚如石，20多厘米高而重不过50克，并外刻纤细精致的花纹和镂孔，被誉为高柄蛋壳陶，堪称我国史前社会陶艺珍品。两城、东港峪的制陶业，代表了东夷族的陶业艺术。文献《韩非子-难一》有这样的记载：“东夷之陶者器苦窳（音yu，指器具恶劣），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周礼-考工记》亦云：“有虞氏尚陶。”《世本-作篇》云：“舜始陶，夏臣昆吾更增加也。”有虞氏尚陶是整个东夷族在尧舜禹时代尚陶的缩影。二、三十年前，杨向奎先生就指出有虞氏乃至整个东夷族尚陶。时至今日，已经在两城、东港峪龙山文化遗址得到印证。那么，姜尚的故里不是由此也得到了印证吗？
传说时代的少嗥（少昊），名鸷，一号金天氏，东夷族首领，以鸟为图腾。《淮南子-本经篇》载：“尧之时，十日并出”，“尧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鸟尽死。”这或许是有九个崇向太阳的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被羿打败了。而东海峪中层出土的龙山文化就有“鸷鸟形足鼎”，两城遗址里亦有象等腰三角形足或鸟头足鼎。这说明，生活在日照沿海的姜尚先祖们很可能是鸟图腾部落，最起码也与少昊鸷和鸟图腾部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城出土的石器，大都磨制非常精致，刃口锋利，用的是管制钻孔法制孔。出土的玉器很精致，有扁平钻孔斧，扁形长方形锛，上面还有不同图案的面文。这充分反映了先人们高超的琢玉技术。这说明，日照的龙山文化已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四千年前的日照早已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聚居在日照沿海一带的姜太公先祖们，是创建日照古文明的始祖。
在东海峪遗址里，还发掘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大汶口文化末期的夯筑技术。这一建筑技术开了我国建筑史上的先河。《文史知识》1987年10期转载了张学海先生的有关论述说：“在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以至商文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方文化的影响。如河南龙山文化的夯筑城堡，二里头文化的夯筑宫殿基，都是东方技术向西传播结出的硕果。”前已探讨过，姜太公先祖的某一支迁徒到河南，而从河南夏文化的发掘来看，也正好与姜太公先祖的某一支把夯筑技术传播到河南相吻合。居住日照的姜太公先祖，是夯筑技术的最早发明者。
在东海峪以西八公里处的崮河崖又发掘了岳石文化遗址。从发掘出的大量文物来看，是继两城、东海峪以后的文化，形成年代在公元前十九至十六世纪期间。从出土的几件“伯鬲”来看，可能形成的时代还要下延。此“伯鬲”可能是商朝中后期莱侯之物。其它文物从形成的年代看正好是夏朝至商朝的中期。这期间正是各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约公元前十二世纪，帝武乙（康丁之子）。《后汉书，东夷传》载：武丁（盘庚的弟弟小乙之子，商王）时“东夷盛，分迁淮岱，渐居中土。”说明商朝后期东夷族对华夏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到了帝乙即位时（帝乙之子帝即是商纣王），还屡屡攻伐东夷。这期间正是姜尚在日照成长到成熟的阶段。从以上考古文献资料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东夷族文化对姜尚的影响是相当关键的，是造就象姜尚这样叱咤风云、文武全才传奇人物的不可缺少的政治时势和文化氛围。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先秦以来的文献考证和对日照史前文化的对照分析，姜尚故里是山东省日照是毋庸置疑的。日照对姜尚的成长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其一，先祖是东夷名门望族，是创造东夷族文化的重要部落，是日照乃至山东举足轻重的大部落，大酋长；其二，在东夷先进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使他具有安邦兴国的雄才大略；其三，在殷纣王暴虐时期，有利于磨炼姜太公的意志；其五，有大量的先秦文献和方志可考，又有考古发掘的大量史前文化可佐证。可以说日照市不仅是姜尚土生土长的故里，同时又是创造和发展了光辉灿烂的东夷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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