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拉和我在小学都升了级——
应当得到的假期把阿姆泽尔和他的朋友带回维斯瓦河河口。当阿姆泽尔用虚线画渔船和渔网时，渔民们都在一旁观看。埃迪·阿姆泽尔为渡轮画画时，轮渡工却看不起他。他在另一侧的马特恩家做客，同磨坊主马特恩预言未来，从各个方面给马特恩家的四翼风车画速写。就是同乡村教师在一起，埃迪·阿姆泽尔也试图闲扯一会儿。不过，这位乡村教师得硬把他的学生打发走。这是为什么？同样，希温霍尔斯特的乡村美景可能也会唐突无礼地拒绝埃迪·阿姆泽尔，因为他想画它那景象——有风的海滨和在风中的海滨头发飘舞、衣服飘荡的情景。尽管如此，阿姆泽尔还是画了满满一夹子画。他带着胀鼓鼓的绘画夹子乘车回到城里。虽然他答应他母亲学点正经东西——成为技术大学的工程师——可是他目前却在普富勒教授家进进出出，而且同应当成为国民经济学家但却比弗兰茨或者卡尔·莫尔①更有叛逆精神的瓦尔特·马特恩一样，下不了决心开始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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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两兄弟是席勒剧本《强盗》的主人公。哥哥卡尔为绿林好汉，弟弟弗兰茨为阴谋家。
这时，来了一封电报，他母亲把他召回希温霍尔斯特，回到他那垂危病人的病榻前。死亡原因据说是糖尿病。埃迪·阿姆泽尔按照他母亲死后的面容，先画了一幅钢笔画，然后画了一幅红色的软铅笔画。据说，在博恩萨克下葬时他哭了。坟墓四周没有几个人。这是为什么？在埋葬了母亲之后，阿姆泽尔开始解散这个寡妇家庭。他卖掉一切东西，卖掉房子，卖掉经营渔轮、艇外推进机、拖网、熏鱼设备、滑轮组、工具箱和发出各种气味的百货商店。最后，埃迪·阿姆泽尔竟被视为一个富有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存在但泽市农业银行，这笔财产不声不响地生了好几年利息，钱也就不少了。
阿姆泽尔只从希温霍尔斯特带走了少量耐用物品。两本相册，几乎没有信件，他父亲的战争勋章——他父亲作为预备役少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家庭用《圣经》，一本乡村小学学生时代画满画的练习本，一些关于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将军们的旧书，以及奥托·魏宁格的《性与性格》，同埃迪·阿姆泽尔一道，乘着河中小岛轻便铁路的火车离开了那里。
这部典范著作对于他父亲非常重要。魏宁格试图在长长的十二章中否认女人有灵魂，以便在第十三章里，在《论犹太教》的标题下，断定犹太人是阴性种族，所以也就没有灵魂，犹太人只有放弃犹太教，才有可能指望摆脱犹太教。埃迪·阿姆泽尔的父亲用红铅笔在容易记住的句子下面画了一道线，多次在边上写了“很对”的字样。预备役少尉阿尔布雷希特·阿姆泽尔觉得第四○八页上写得非常正确：“犹太人像女人一样，老喜欢一个靠一个地呆在一起，但他们却互不来往……”在第四一三页，他打了三个惊叹号：“拉皮条的男人往往都信奉犹太教……”在一句话的末尾，他在下面画了几道线。在第四百三十四页，他写上了“上帝保佑”以及“……对于真正的犹太人来说，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东西是：直接存在、君权神授、椴树、喇叭、西格弗里德动机①、他自身的创造和‘我就是’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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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格弗里德是德国古代英雄传说中的人物，在《尼伯龙根之四》中有详细描述。
父亲用红铅笔画上线而特别强调的两个地方，对于儿子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规范的著作中谈到，犹太人不唱歌，不从事体育活动。阿尔布雷希特·阿姆泽尔为了至少能驳倒这些命题，在博恩萨克组织了一个体操协会，在唱诗班里当一名男中音歌手。在音乐方面，埃迪·阿姆泽尔练习弹生气勃勃、轻松愉快的钢琴，让他的童声高音区——这个高音区在中学毕业考试之后也不愿离开这个脑袋瓜儿--在莫扎特的弥撒曲中和小咏叹调中啁啾宛转；而在体育方面，他则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拳球比赛中。
他好多年都是学校规定的棒球比赛的牺牲者，却心甘情愿地迅速穿上“青年普鲁士”体操协会的铬绿色体操裤，而且动员他的朋友——那位迄今为止在但泽曲棍球俱乐部打曲棍球的人参加“青年普鲁士”。瓦尔特·马特恩在取得协会主席同意，答应每周至少两次在下城运动场上为他的曲棍球俱乐部效力之后，才能把手球和田径运动登记人册，因为只是打这种舒舒服服的拳球比赛也许无法使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得到满足。
图拉和我都知道海因里希-埃勒尔斯运动场——
这是一个位于市立医院和海利根布隆盲人学校之间的训练场。那里有正规的草坪，但木板搭成的看台和更衣室已经陈旧，风从看台和更衣室的裂缝中钻进来。大运动场和旁边的两个小场地有手球、棒球和拳球运动员光顾。在火葬场附近的豪华的阿尔贝特一福斯特尔运动场建成之前，海因里希一埃勒尔斯运动场用来举办学生运动会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有时候足球运动员和田径运动员也到这儿来。
因为瓦尔特·马特恩在去年中学生推铅球比赛和三千米长跑中获得了优胜，而且从此以后在运动员中享有体坛新秀的称号，所以能够为埃迪·阿姆泽尔弄到入会许可，并使他成为“青年普鲁士”的成员。刚开始，他们只雇用他当巡边员。运动场管理员递给阿姆泽尔一把扫帚，更衣室必须清扫得无懈可击。此外，他还得给球涂上油，在手球场上用白垩撒上罚球区的标记。只是在瓦尔特·马特恩提出抗议时，埃迪·阿姆泽尔才成了一支拳球队的中锋。霍斯特·普勒茨和西吉·莱万德是后卫。维利·多贝克是左前锋。瓦尔特·马特恩成了一个很快就令人望而生畏的、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球队的“绳前击球手”。因为埃迪·阿姆泽尔在指挥，他是整个球队的心脏和中心，是一个天生的设计师。凡是霍斯特·普勒茨和西吉·莱万德在后场接到并传到中场的球，他都用临危不乱的下臂按照规定传给“绳子”，马特恩这位重磅击球手和“绳前击球手”就站在那儿。他从空中接过球，却很少扣球，更多的是放弃击球。当阿姆泽尔懂得接过这些用狡猾手段放弃的球并把它们变成名正言顺的发球时，马特恩便把毫无危险、慢慢悠悠的球变成了势不可挡的积分球。因为如果一个球在发球时不能造成威胁，那它就会完全像发球时那样，以同样的角度弹回来，因此它也就是可以预计到的。可是，马特恩的球打的是下面三分之一，它一经发出，便会往后旋转，再弹回来。阿姆泽尔的特殊击球是一种看似简单但却是极其准确的前臂击球。他打出一些故弄玄虚的球。他躺着用反手击球，救起对手想用来制服他的重力击球。他立即就会认出直线球，用小拇指边一敲，或者亮出王牌，用快捷的正手一击赢得胜利。他常常使本队后卫弄糟的球化险为夷，跟魏宁格的论断相反，他是一个虽然被人讥笑但却是被人带着敬意讥笑的、非雅利安人种的拳球手，是“青年普鲁士”的运动员。
图拉和我都是证人——
阿姆泽尔得以减肥几磅，我们可以作证。能察觉到这次减肥的，除了我们，就只有当时十岁的胖丫头燕妮·布鲁尼斯了。她像我们一样，发觉阿姆泽尔抖动的下巴变得结实，成了圆圆的下层结构。因为胸腔隆起来了，所以两个颤抖的**也就放弃他那小小的胸部，滑了下去，成了浅浮雕。不过，也可能阿姆泽尔一磅体重也没有减下来，只不过是他的脂肪分布得更均匀，通过体育锻炼发达起来的肌肉给以前无立足之地的脂肪层一个身强力壮的立足点罢了。他的躯干过去是个不成形的口袋，毛茸茸的，现在变得圆滚滚的，成了一个大圆桶。他的体形活像一个中国神仙或者所有拳球手的保护神。不，埃迪·阿姆泽尔作为中锋，半磅体重也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两磅半。但是他却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使这种收益得到了净化。一个人能够指望的体重也是相对的。
不管怎样，阿姆泽尔**他那一百九十八磅的身子一事——从外表看，有两百零三磅——很可能打动了参议教师布鲁尼斯，使他给娇滴滴的孩子燕妮同样开出了体育运动的良方。这位参议教师和那位钢琴教师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决定，每周送燕妮进三次芭蕾舞学校。在奥利瓦郊区有一条玫瑰巷，这条巷子从市场开始，弯弯曲曲地通向奥利瓦森林。那里有一个毕德迈耶尔式①别墅，在别墅沙黄色的灰泥上面，有一半被山楂树遮住，粘贴住了芭蕾舞学校的搪瓷牌子。把燕妮收进芭蕾舞学校就同接收阿姆泽尔进入“青年普鲁士”体操与体育协会一样，是通过说情办成的。因为费利克斯·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多年来就是芭蕾舞学校的芭蕾舞钢琴家。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为扶把练习伴奏。从一位到五位所有的半蹲，都在细听他的慢板。他滋润着手臂的姿态。在轻快的踢腿时，他弹出示范性的速度，在支撑腿的踝骨上做小绷脚擦地这一动作时，他弹出使人全身淌汗的速度。此外，他的弹奏全是故事。人们也许会认为，他亲自看到过马里乌斯·佩皮格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卡，看到过不幸的尼任斯基和不可思议的马辛，看到过范妮·埃尔斯勒和巴尔巴里娜同时跳舞。没有人会怀疑，眼前见到的他就是一些历史性轰动事件的目击者。在毕德迈耶尔时代，当塔莉奥尼、格丽西、范妮·塞里托和卢西勒·格拉恩跳著名的大四人舞时，他一定在场，而且还撒了玫瑰花。当芭蕾舞《葛蓓莉娅》首次演出时，他费了好大力气才弄到一个最高层楼座的位置。当然，芭蕾舞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能够按照钢琴改编谱在钢琴上反映出包括不幸的吉赛尔直到呵气而成的女气精在内的全部剧目。根据他的推荐，拉娜夫人开始把燕妮·布鲁尼斯变成一个乌兰诺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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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814～1848年德国的一种文化艺术流派，表现自呜得意的庸俗生活。
②乌兰诺娃（1910～1998），苏联第一位首席芭蕾舞女舞蹈家。
没有多久，埃迪·阿姆泽尔便成了坚持不懈的观众，而且是从钢琴那里往外看。他带着一本速写拍纸簿，一支有创造力的软铅笔，以迅速的目光追随着扶把练习，当男孩和女孩——一部分是市立剧院儿童芭蕾舞团成员——能够进行扶把练习时，他立即就能将各种不同的姿势更加令人愉快地画到纸上。拉娜夫人往往需要阿姆泽尔的绘画技术，她借助速写来给她的学生说明一种符合规定的屈膝。
燕妮在芭蕾舞大厅里显现出一种一半是不幸、一半是滑稽的形象。虽然这个孩子非常勤奋，跟得上所有的综合项目——在跳布雷舞步时，她是怎样孜孜不倦地换着那双小脚啊；她那胖乎乎的小尚日芒同熟练的芭蕾舞迷的小尚日芒相比，显得多么动人啊；当拉娜夫人同儿童班一道练习《小天鹅》时，燕妮那种使灰尘和几百年时光都冰消瓦解、被严格的夫人称为天鹅湖目光的眼神是怎样在闪烁着微光啊——但是，在展现所有的芭蕾舞女演员的形象时，燕妮却像一头想要变成失重女气精的粉红色小猪。
为什么阿姆泽尔要一再利用燕妮不幸的阿拉贝斯克舞姿，利用燕妮扣人心弦的二位原地旋转画出速写来呢？因为他的铅笔并没有放过肥胖的特点，就揭示了燕妮那种在所有的脂肪之下闪烁着的、舞蹈般的线条。而拉挪夫人也证实，在脂肪之中就要升起一颗小核桃般大小的芭蕾新星。现在人们只需懂得，在越来越热的平底锅内熬板油，一直熬到一个符合跳芭蕾舞要求的瘦油渣在劈劈啪啪的火焰上能做著名的三十二个转身的弗韦泰时为止。
亲爱的图拉：
当埃迪·阿姆泽尔成为燕妮的观众时，当阿姆泽尔在傍晚时分作为中锋帮助他那个拳球队获得胜利时，燕妮·布鲁尼斯正在草坪梯地上观看。就连阿姆泽尔在练球时，也就是说，当他让轻巧的拳球在扁平的前臂上跳，可以念三串念珠祷告那么久时，燕妮都张着像扣眼那么大的嘴巴，惊得目瞪口呆。这两个人以他们总共三百二十磅的重量，组成尽管不是闻名全城但也在郊区很著名的一对。因为朗富尔郊区所有的居民对于燕妮和阿姆泽尔的了解，与他们熟悉那个带着儿童铁皮鼓的小家伙的程度完全一样。只不过所有人都叫做奥斯卡的那个侏儒，被视为不可救药的离群索居者。
我们大家——
图拉、我和图拉的两个哥哥，在运动场上遇到了阿姆泽尔、胖丫头燕妮和绳前击球手瓦尔特·马特恩。还有另外一些九岁儿童也在那儿聚会。他们是：亨斯兴·马图尔、霍尔斯特·卡努特、格奥尔格·齐姆、赫尔穆特·莱万多夫斯基、海尼·皮伦茨和雷万德兄弟。我们在同一个少年队中队。我们的中队长海尼·瓦斯穆特顶住好几个体育协会的抗议，终于实现了我们可以在铺有炉渣的跑道上练习接力赛跑、穿着制服和便鞋在运动场的草坪上进行操练的想法。有一次，瓦尔特·马特恩质问我们的中队长。两个人都冲着对方大吼大叫。海尼·瓦斯穆特出示官方命令和运动场管理处的证件，然而公然以揍人相威胁的马特恩却终于达到了目的，以后再也不许我们穿着制服和便鞋踏进铺有炉渣的跑道和运动场的草坪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在约翰内斯草地进行操练，只是以个人的名义，穿着体操鞋光顾海因里希一埃勒尔斯运动场。因为是在午后，所以这时太阳已经倾斜。所有的运动场上都很热闹。发出各种声音的裁判员哨子在鸣笛开始或结束各式各样的运动队的比赛。运动场上射进了球，交换场地，踢了高球，用力发球。人们在传球，投球，钉住对方，迷惑对方，围住对方，重新布阵，带球绕过，带球越位，输球，赢球。碎炉渣跑进体操鞋里。在遐想中期待着答访比赛。火葬场的烟子显示着风向。人们在擦着球棒，给球涂油，测定斜面场地，填写表格，祝贺胜利者。屡屡放声大笑，经常大喊大叫，有时候也又哭又闹，运动场管理员的猫也老是气呼呼的，而每个人都听我图拉表妹的话。所有的人都怕瓦尔特·马特恩。有些人偷偷地向埃迪·阿姆泽尔扔小石子。很多人都绕道避开我们的哈拉斯。走在最后的人得把更衣室锁上，把钥匙交给运动场管理员。图拉从来不做这种事，我有时候做这件事。
有一次——
燕妮·布鲁尼斯哭的时候，图拉和我都在场，因为当时有人用凸透镜在她的绿色新衣服上烧了一个洞。
据说，几年之后——图拉和我不在场——有几个在那儿举行一场棒球比赛的中学生，把运动场管理员的猫放到一个正在打盹儿的同学脖子上。
另外有一次，燕妮、阿姆泽尔和马特恩都不在，因为燕妮要上芭蕾舞课，图拉给我们偷了两个棒球，而一个体操与击剑协会的小伙子却被怀疑有偷窃行为。
有一次拳球比赛之后，瓦尔特·马特恩、埃迪·阿姆泽尔和燕妮·布鲁尼斯躺在小运动场旁边的梯形上堤上。这时，确实发生了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看起来很好玩。
我们往旁边挪了几步躺下休息。图拉、哈拉斯和我都无法把目光从这群人身上挪开。正在落山的太阳从耶施肯塔尔森林那边不断地斜眼偷看运动场。在铺上炉渣的跑道边上，没有修剪的草投下长长的影子。我们没有考虑从火葬场烟囱里冒出来笔直上升的浓烟。有时候，埃迪·阿姆泽尔的哈哈大笑声传到我们耳里。哈拉斯汪汪地叫了两下，我不得不把它的颈圈抓住。图拉在用双手拔草。她不听我的话。瓦尔特·马特恩在那边扮演某个戏剧中的角色。据说，他在修话剧课。有一次，身穿白衣但衣服上可能有草迹的燕妮从那边向我们挥手。我小心翼翼地对她挥手，直挥到图拉把她那张有大鼻孔和门牙的脸转向我为止。蝴蝶们在忙忙碌碌。大自然在漫无目的地爬行，丸花蜂发出嗡嗡声……没有，没有丸花蜂。在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时分，我们分成几拨人坐在海因里希-埃勒尔斯运动场上。在夏日的一个黄昏时分，最后几个队的比赛已经结束，跳远的沙坑正在平整。这时，我们先是听见然后又看到的东西是“策佩林伯爵号”飞艇。
我们知道，飞艇肯定会来。所有的报纸都已经宣布了这件事。最初是哈拉斯变得狂躁不安，后来我们还听到——图拉在前面——响声。虽然“策佩林”应当从西边来，而且越来越大。现在，它正突如其来地悬吊在奥利瓦森林上空。当然，刚好太阳正在西沉，因此，“策佩林”不是银白色，而是玫瑰色。现在，当太阳落到卡尔斯山后面，而飞艇往公海的方向航行时，玫瑰色逐渐变成了银白色。所有的人都站着，手搭凉棚，把光遮住。从职业与家政学校传来合唱的歌声。姑娘们分成多声部，歌唱《策佩林》。一个小型吹奏乐队试图把类似《霍恩弗里德贝格进行曲》的东西，吹到“策佩林”的高度上去。马特恩极力把目光投向别处。他对“策佩林”有所不满。埃迪·阿姆泽尔用那双粗短胳臂上的小手鼓掌欢呼。就连燕妮也在欢呼：“策佩林！策佩林！”像一个球似的蹦蹦跳跳。甚至就连图拉也张大鼻孔，恨不得把“策佩林”给吸住。哈拉斯所有的不安都集中在尾巴上。“策佩林”银光闪闪，就连喜鹊都想把它给偷走，当《巴登魏尔进行曲》在“策佩林”的高度追随《霍恩弗里德贝格进行曲》时，当职业学校的姑娘们没完没了地歌唱神圣的祖国时，当“策佩林”往赫拉半岛方向飘去，变得越来越小，然而却越来越亮时，从市立火葬场烟囱里冒出来的浓烟——我敢肯定——正在不断地笔直上升。不相信“策佩林”的马特恩正在暗中监视这股福音新教的浓烟。
我的图拉表妹——
平时她往往犯错或者同别人一道犯错，而在海因里希-埃勒尔斯运动场上发生骇人听闻的事件时，她却毫无过错。瓦尔特·马特恩干了一些事儿。对于他的行为，有三种说法：他不是在更衣室里散发传单，就是用襁糊往木头看台的长凳上贴传单，而且是在舍尔米尔九八队对体操与击剑协会队的手球比赛前不久，或者说是在所有的球场比赛和练球期间，他把传单偷偷地塞进年轻运动员和元老运动员挂着的上衣和裤子口袋里。据说在做这种事情时，运动场管理员在更衣室里把他当场拿获。至于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却无关紧要，因为现在不管是公开散发还是用襁糊张贴，或者偷偷塞进别人口袋，这些传单全都一样，是赤色的。
可是，因为最初由劳施宁、然后由格赖泽尔主持的但泽市政府在一九三四年解散了**，一九三六年解散了社会民主党，而由施塔赫尼克博士任主席的中央党于一九三七年十月自行解散，所以，大学生瓦尔特·马特恩散发传单的行动——他仍然没有上大学，而是在演戏——就被视为非法的了。
虽说如此，人们还是不想引起轰动。在运动场管理员住所——运动场管理员科施尼克在二十年代初就已享有田径运动员的称号——在体育运动优胜杯、运动员照片和加上了镜框的证书之间进行了短时间的谈判，瓦尔特·马特恩被“青年普鲁士”除名。据说，在谈判过程中，埃迪·阿姆泽尔带着责备的目光，仔细地观察一个标枪运动员的青铜塑像。有人也不讲任何理由，就迫不及待地劝阿姆泽尔退出体操协会。人们在把亲手书写的证书——这些证书将使最后一次比赛时阿姆泽尔拳球队的胜利永世长存——交给两个昔日的“青年普鲁士”成员带回家之后，便以运动员的方式握手告别。“青年普鲁土”的所有成员，还有运动场管理员，在打发埃迪·阿姆泽尔和瓦尔特·马特恩走时都说了一些小心谨慎的抱歉话，而且答应不向协会报告。
瓦尔特·马特恩在曲棍球俱乐部里仍然是受人尊敬的成员，他甚至还报名参加了滑翔飞行员讲座。据说，在新出现的滨外沙洲上的卡尔山，他进行过多次十二分钟的飞行，从空中给泻湖拍照。只有埃迪·阿姆泽尔停止了体育活动。他又操起了他的艺术，而我的表妹也在一旁协助。
图拉，你听：
有时候，也许大街上根本就没有安静下来，我却听见我的头发在生长。我没有听见手指甲在长，也没有听见脚趾甲在长，只听见头发在长。因为你有一次揪住我的头发，因为你把你的手在我头上放了一秒钟，但又是无限久——我们坐在木材仓库里，在你那些特别长的、像我的头发一样呈波浪形的刨花收藏品之间——因为你在后面，但总是藏在木材仓库里说：“这可是你身上独一无二的东西。”因为你认出了我身上独一无二的东西，我的头发就闹独立了，它几乎不再属于我，而是属于你。我们的哈拉斯属于你。木材仓库属于你。所有的熬胶锅和拳曲漂亮的刨花都属于你。尽管我在为布劳克塞尔写作，但是我也属于你。
可是，图拉刚把手从我头发上抽回去，刚讲了一点有关我头发的事情，她就已经越过青的方形厚木板，在一些竖放着的胶合板之间穿行而过，到了外面，到了木工作坊院子里，而我，披着仍然带电的头发，在后面走得太慢，没法阻止她对钢琴教师和芭蕾钢琴家的谋害。
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走进院子。他直挺挺地走进来，向前弯下腰，想从工长那儿知道，圆锯和凿榫机准备什么时候安排一次比较长时间的休息，因为他这个昔日的钢琴演奏家和现在的芭蕾钢琴家打算非常轻声地练一会儿比较复杂的钢琴曲，一种所谓的柔板。一个星期有一两次，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请我们的工长或者我父亲帮个忙，他的请求每次都——尽管不是每次都立即——得到了满足。工长刚点完头，把拇指伸向圆锯，说他只还有两块厚木板要锯了；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在那些啰啰嗦嗦的、看起来像圆锯一样危险的鞠躬之后，刚离开机器问，还没走到去院子门口的一半路程——我们刚巧从木板仓库爬出来——这时，我的图拉表妹就把我们的看家犬哈拉斯的链条解开了。
刚开始，哈拉斯得到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还没有任何特别的举动，因为平时如果解开它的链条，就会立即把它系在皮带上。可是后来，刚才还在怀疑、还斜着脑袋的哈拉斯突然四肢一纵，腾空而起，然后又落下地来。它忽地斜穿过院子，在丁香树丛前转过身来，伸长脖子，顶着一个锯木架，故意绕着呆若木鸡的钢琴家转来转去，不断发出汪汪声，毫无恶意地扑来扑去，两条后腿跳跳蹦蹦的。只是在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要溜之大吉时，图拉从狗舍里——她手里一直拿着链条的弹簧扣——用她那刺激性的嘘嘘嘘声唆使我们的哈拉斯去咬人，哈拉斯这才跟在钢琴家后面，咬住了他的男式小礼服。在上钢琴课时，只穿一件天鹅绒短上衣的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每当他要练会一支高难度的音乐会乐曲，或者给高傲的、就好像真的在场的听众演奏时，就要匆匆罩上一件音乐会上穿的小礼服。
小礼服被咬坏了，我父亲只好赔一件。除此之外，钢琴家没有发生任何令人痛苦的事情，因为工长和木工师傅能够把我们那只黑色的、拽住节日盛装的哈拉斯，把这只本来就一直在嬉戏的畜生拉回去。
图拉肯定要挨揍了。可是图拉溜了，没有受到惩罚。我为这件事挨了揍，因为我没有制止图拉，而是站在那里袖手旁观。我作为木工师傅的儿子责无旁贷。我父亲用一根椽子接我，直接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德雷森工长又劳他大驾光临--提出抗议时才住手。他用一把放在小礼服里袋内的、躲过了我们哈拉斯猛扑劫难的小毛刷，先是逆着毛发生长的方向刷他那艺术家蓬乱的长发——对于这种景象，哈拉斯只好发出猜猜声，忍受下去——然后像往常一样，再梳刷成狮子头发型。他这样做，是要让人们去思考，该受惩罚的是图拉或者这条狗。可是，图拉曾经站过的地方，现在只是一个窟窿，而我的父亲又是从来不接我们的哈拉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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