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表妹：
后来，在复活节前不久下了雪。雪很快就融化了。与此同时，你开始同从前线归来的度假者干起傻事来，不过没有生孩子。后来，过了复活节后不久，有了空袭警报；不过炸弹并没有落在我们那儿。五月初，哈泽洛夫来接燕妮。
他坐在一辆黑色奔驰车里，坐在司机后面，把车开到屋子门前，下了车。他瘦长、机灵，举止不凡。他肩上披一件过于肥大的、有引人注目的大方格纹的大衣。他搓着戴上了白手套的手，打量着股票房的正面，敲着我们的房门，每一层楼都敲。我从窗帘后面露出半个脸来，然后退回屋里，一直退到地毯边缘。我母亲把我叫到窗前：“你瞧瞧那个人！”
这个人我认识。他刚来时，我第一个看到他。这个人把牙齿朝我扔过来，扔进榛子树丛中。这个人在新生后不久就坐着火车走了。这个人开始抽烟，而且现在仍然抽，戴着白手套抽。我把他的牙齿放在小皮夹子里。这个人走的时候瘪着个嘴，他回来时满口金牙。他笑着，顺着埃尔森大街往上走一段路，再往下走一段路。他笑着，走着，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看见街道两旁的房子，看见偶数和奇数的房号，看见够吐一口唾沫那么宽的屋前花园，看见三色堇。他对一切都看不够，常常沉湎于欢笑之中。他向所有的窗户显示他那满口金牙的哈泽洛夫嘴巴。他用三十二颗金牙发出没有声响的笑声，仿佛在这个鸡蛋形的世界上，除了我们的埃尔森大街之外就没有展示牙齿的更为滑稽的理由似的。可是这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恭恭敬敬地离开了我们的房子。在春光明媚的五月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位于过多金牙上的帷幕落下了。从我们窗帘后面走出来的那两个五短身材的人用四只手相互问候，好像他们在庆祝重逢似的。司机在奔驰车旁活动腿脚，他什么都不想看。可是，所有的窗户都是包厢。那些总长不大的调皮鬼围绕着这次重逢形成了一个圈子。我和檐沟上的那些麻雀都明白：他又回来了，挽着钢琴家的胳臂，穿过那些还在长个子的调皮鬼围成的圈子，把钢琴家推进股票房，必恭必敬地给他撑开门，也不瞧瞧后面便跟着他进了门。
燕妮把她那两口箱子收拾好了，因为在这儿呆的时间已不到半个小时。然后，她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一道离开了股票房。她身穿黑色丧服走了。她手指上戴着安古斯特里，却并未戴我的啤酒瓶橡皮垫项链；那串项链放在一口箱子的衣服中间，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把那两口箱子交给了司机。那些调皮鬼在说黑色奔驰车上那个矮人的坏话。燕妮犹豫不决地站着。司机脱帽致敬。哈泽洛夫想轻轻地把燕妮推到汽车后座上去。他把大衣领子高高竖起，不再向埃尔森大街展露他的面容。他很着急。可是燕妮还不想上车，她指着我们的窗帘，在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还没来得及拦住她时，她就已经走进了我们那栋房子。
凡是我要做的事，我母亲都做。我在窗前对我母亲说：“响门铃时千万别开门。她到底想干什么呢？”
门铃响了四次。我们的门铃安的不是按钮，而是一个旋钮。我们的旋钮门铃不只是发出刺耳的声音，它还格格地响了四次，但我母亲和我并未离开窗前的坐位。
我们的门铃重复了四次的响声将永远索绕在我耳际。
“现在她走了。”我母亲说，可我却凝视着我们饭厅里那些用胡桃木、梨木和椴木做成的满师考试试件。
就连那部疾驶而去、越来越小的汽车隆隆的马达声也留在了我的耳朵里，并且很可能会继续留在那里。
亲爱的图拉表妹：
一星期之后，从柏林寄来了一封信；这是燕妮用她的自来水笔写的。这封信使我感到很高兴，仿佛这是图拉给我写的，而且是亲笔信。可是图拉却给一个水兵写信，而且是亲笔信。我拿着燕妮的信四处跑来跑去，给所有的人讲，我的女朋友从柏林给我写信来了，讲燕妮·布鲁尼斯，或者她新近给自己取的名字——燕妮·安古斯特里，因为那位哈泽洛夫，即她的芭蕾舞教练，以及内罗达夫人——主管昔日的“快乐带来力量芭蕾舞团”，即现在的德国芭蕾舞团的一位国家顾问，都劝她取一个艺名。训练已经开始，甚至还排练按照德国古代音乐编排的四对舞。内罗达夫人其实是英国人，是她发掘出了这种音乐。另外，这位内罗达还是一位古怪的夫人，譬如：“当她要外出、要进城或者要出席一个正式的招待会时，她就穿一件价格昂贵的皮大衣，但里面不穿衣服，而是穿一件训练时穿的针织紧身衣。不过，她买得起这种紧身衣。她有一条狗，一条苏格兰狗，这条狗的眼睛同她的眼睛一模一样。有些人认为她是一个间谍。但是，我可不相信有这种事，我的朋友也不相信。”
隔不了几天，我就给燕妮写了一串满纸陈词滥调和直抒心愿的情书。每一封信我都得写两次，因为在第一稿中粗心大意之处比比皆是。我过于频繁地写道：“相信我吧，图拉！”我写着，“图拉，为什么？今天早晨，图拉。要是你愿意，图拉。我喜欢你，图拉。我梦见了图拉。梦见图拉把东西吃光了，图拉粘住了，图拉谈恋爱，图拉生一个孩子。”
燕妮用纤巧、工整的笔迹准时给我回信。她让信纸的边缘都空着，在两页蓝色信纸的正反两面整整齐齐写满了对我那些建议的回复和对她那个环境的描述。对于我要图拉做的事情，燕妮全都答应，只是生孩子的事现在还为时过早——这也是为了我——每个人都得先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中作出点成绩来，她是在舞台上，而我则是作为历史学家，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她写到内罗达时说，这位不寻常的夫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芭蕾舞图书馆，甚至有伟大的诺维尔①的一份原始手稿。她说哈泽洛夫先生是一个尽管有时候也可笑但脸色却有点阴沉的怪人。每当他那严格异常却又是构思奇特的训练一结束，这个人便会在地下室他的工作室中制作一些希奇古怪的与人相似的机器。燕妮写道：“其实他也并非死抱着古典芭蕾不放，因为往往在训练时，但凡有什么事情不如他的意，他就会用不堪入耳的话讽刺挖苦，嚷道：‘明天我要把所有这些玩偶都给辞了。他们该把你们塞到弹药厂去。要是你们不能像我的机器那样做上哪怕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旋转动作，你们的榴弹就会旋转！’他断言，他那些放在地下室里的假人呈现出一种姿态，一种虔诚、优美的姿态，他的假人总是外八字脚，过不久他就会把他的一个假人放到最前面，放到把杆前，到那时你们会妒忌得脸色发白，才明白古典芭蕾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些小胖子和小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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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诺维尔（1727～1810），法国舞蹈家、舞蹈编导和理论家。以其《舞蹈和舞剧书信集》和“情节芭蕾”引起了芭蕾舞创作中的几次突破性的变革。
哈泽洛夫先生就是这样称呼那些男女舞蹈演员的。在燕妮最近给我寄到埃尔森大街来的一封信中，我发现信末附言中有关于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描绘，在那里用铅笔画着一个人物草图。她站在把杆前，给那些小胖子和小丫头示范一个符合规定的手臂姿态。
燕妮写道：“人们很难相信会有这种事，我从那些机器人——顺便说一句，他们既不是小胖子，也不是小丫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首先，我现在有了真正的芭蕾舞脚背。我感到伸展手臂时的轨道——拉娜夫人忽略了这一点——非常清晰。在我走路和站着时，无论是擦鞋还是拿起一杯牛奶，往往都在空中留下一道轨迹。甚至就连我打哈欠时——因为晚上我们大家都累得要命——我把手一拿到嘴前，就注意到这道轨迹。可是现在我想结束这封信了。在我入睡时，我会非常非常地爱你，明天早上醒来时也是这样。请你看书别看得太久了，要不然会伤害你的眼睛。永远爱你的燕妮。”
亲爱的图拉：
我试图用这样一封燕妮的书信架起一座桥梁，一座通向你的桥梁。在我们出租房屋的楼梯间，我们相互之间并不回避，我不用防止那种习以为常的面红耳赤：“瞧瞧吧，燕妮又给我写了信来。你感兴趣吗？她相当可笑地写到爱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要是你想笑一笑，那就一定得看看她胡诌些什么东西。就像那枚戒指那样，她现在名叫安古斯特里。她很快就要随剧团去外地巡回演出。”
我把这封拆开的信像某种无关紧要、有点好玩的东西那样递给她。图拉用一只手指敲点着这张纸说：“你终究还得考虑考虑别的事情吧。不要老是胡说八道，说那些狗屎芭蕾。”
图拉披着芥子般的褐色头发，一缕一缕地下垂齐肩。普茨希那个水兵为她慷慨付账的电烫头发仍然依稀可见。在左眼上方垂着一绺头发。她在鄙夷不屑地猛吐一口气的同时，用一种机械性的动作——哈泽洛夫的假人做此动作时恐怕都无法比她更机械——把这绺头发往后一甩，然后猛烈一耸瘦骨嶙峋的肩膀，又把它甩到同一只眼睛前面。不过，她还没有涂脂抹粉。半夜后，希特勒青年团执勤巡逻时先是在火车总站，紧接着又在乌法根公园的一条长椅上，把她和新苏格兰士官学校的一个中士拿获。从那时起，图拉不管在哪儿都已经涂脂抹粉了。
她被赶出了学校。我父亲谈到扔出去的钱。尽管有执勤巡逻的告发，古德龙学校的女校长仍想让图拉留校察看。据说图拉对这位女校长讲道：“校长，您只管把我赶出去好啦。我的事反正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很想同随便哪个人生个孩子，这种事总有一天要发生的，不是在朗富尔，就是在别的地方。”
为什么您想要一个孩子？嗯，因为想要，所以想要！图拉被赶出了学校，却并未生孩子。她白天呆在家里听收音机，晚饭后就出门了。有一次，她给母亲和自己带回六米最好的海军布。有一次，她带回一张来自北冰洋前线的狐皮。有一次，她偷来一巴仑①降落伞绸。她和她母亲穿着来自全欧洲的内衣。当劳工局的人来到家里，想把她安置到发电厂时，她让霍拉茨大夫给她开了张病假条，说她贫血，肺部有阴影。图拉得到了特殊食品卡和病假津贴，但数量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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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计量单位。一巴仓等于十二匹。
当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同巨大的沙钟、瓷制芭蕾舞女演员、金鱼、几捆乐谱和一些发黄的照片一起迁往柏林时——哈泽洛夫称他为芭蕾钢琴演奏家——图拉给了他一封信，一封写给燕妮的信。我永远都没法知道图拉用她的自来水笔写了什么，因为燕妮在下一封信中只是提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已平安到达，图拉给她写的信非常友好，她向图拉表示衷心的问候。
这时我又成了局外人，这两个人有了一些共通的语言。当我遇到图拉时，我再也不面红耳赤了，而是面如死灰。尽管我仍然离不开你，但是我慢慢学会了憎恨你和你的胶粘剂；这种憎恨——一种可以使你变得衰老的忧郁症——使我更易于同图拉交往。我既友好又傲慢地给她出一些好主意。这种憎恨从未让我动手打人；因为首先，我在观察自己，直到沉人梦乡；其次，我看书的时间太多；第三，我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差不多是一个追逐名利的人，这种人没有工夫去尽情放纵自己的憎恨；第四，我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圣坛，燕妮身穿芭蕾舞裙，伸开双臂，就站在这个圣坛上；更确切地说，我把燕妮写的信堆叠起来，想同她订婚。
被爱着的图拉：
当人们坐在燕妮对面，或者在她身边走时，虽然她很有教养，也非常懒散，但她善于极其轻松愉快地用幽默、粗俗的笔调写那些信。她那只眼睛从外表看来在睫毛下显得忧伤和愚蠢，从内在方面看却具有洞察事物的才能。尽管那些人穿着银色芭蕾舞鞋踮起脚尖，在舞台灯光照耀下表示一只垂死的天鹅，但他们跳得枯燥乏味，因而可以击掌叫停。
她就是用这种方式给我描述哈泽洛夫给他的小胖子和小丫头上的一堂芭蕾舞课的。课堂上要排一场芭蕾舞剧。这场芭蕾舞剧应当叫《稻草人》，要不然就是《那些稻草人》或者《园丁和稻草人》。
这时，训练既不在扶把练习时进行，也不在室外进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没完没了地弓着背坐着，徒劳无益地重复着肖邦的那支曲子。这时，窗前的松树在雨中矗立着，松鼠和普鲁士的昔日在树上比比皆是。上午有空袭警报，训练在安放供暖锅炉的地下室里进行。现在，穿着黑色针织紧身衣的小丫头们在长长的芭蕾舞把杆旁显得无精打采。小胖子们挤眉弄眼，心不在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哈泽洛夫伸直双腿突然跳到钢琴上时才结束，这是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非常熟悉而且不会给钢琴造成丝毫损坏的一个过程，因为哈泽洛夫很善于慢慢地纵身向上，立定跳远，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在褐色钢琴盖上，而不会使硬质乐器的内部零件发生震动。现在，小胖子们和小丫头们全都苏醒过来，因为他们都明白，哈泽洛夫怒气冲冲地往钢琴上纵身一跳意味着什么，接踵而来的会是什么事情。
哈泽洛夫从上面，不过并非直接地，而是冲着把大厅正面变成窥视镜的大型芭蕾舞镜，对小胖子们和小丫头们提出警告：“难道说非得要这个小毛刷领舞不行？是缺乏人生乐趣吗？是不是要下面的老鼠来咬天鹅？是不是又非要哈泽洛夫取出他的小纸袋不可？”
他再一次构思他那声名狼藉的扶把练习——全蹲，在一位、二位和五位上全蹲，每一位置上做两次，做八次伸展脚位的代嘎热和十六次在二位上的快速代嘎热，做八次小绷脚擦地代嘎热，强调脚尖向外轻轻擦地。可是，只有小丫头们才强调脚尖向外，在地上擦出小小的斑点。不管是那个受到威胁的小纸袋还是肖邦——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联手——都无法帮助小胖子们获得人生的乐趣，完成好干净利落的屈膝动作。他们好比勺子上的面团，拌得要稠不调的色拉油，土耳其蜂蜜粘得可以拉成丝。这些男孩或者小胖子就这样伸着懒腰——他们是韦尔夫兴、马尔策尔、施米特兴、泽尔热、戈蒂、埃贝哈德和巴斯蒂安——睫毛直眨巴，在半脚尖踮起做渐蹲的腿部练习时稍稍叹口气，在单脚划圆圈呈二位时就像喂食前的天鹅一样，扭着脖子，七个昏昏欲睡的小胖子恭恭敬敬地等待着哈泽洛夫的第二次跳跃，这次跳跃在他们跳大踢脚时便接踵而来。
哈泽洛夫的跳跃再一次以立定跳远的方式出现。这次跳跃使他离开钢琴盖，越过钢琴家雪白的头发，伸长膝盖，以令人钦佩的高度和长度落在大厅当中，落在镜子对面。他在这块玻璃面前毫不掩饰，非常奇怪地把那个事先提到的小纸袋取出来。这个上面尖尖的小纸袋，锥形小纸袋，这个出了名的小纸袋，受人敬畏的小纸袋，这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小纸袋，这个像粉末一样柔软、做工精致而且大小合适的小纸袋，这个八分之一磅的小纸袋，他把它专门从上衣胸前的内袋中取出来，命令所有的女孩或者小丫头离开芭蕾舞把杆。他打发她们到发出轰隆声、把面庞映照得通红的小圆铁炉旁的角落里去。她们在那里尖声嚷嚷着挤在一起，转向墙壁，而且还要用苍白的手指蒙住眼睛。就连费尔斯讷-伊姆布斯也用一条丝围巾遮住了他的狮子头。
就在难为情地蒙住双眼和遮住了头后，哈泽洛夫命令道：“朝正前方扶把！”七个男孩和小胖子相互脱去了对方的衣服。他们非常激动地把红色、玫瑰红色、蛋黄色和草绿色羊毛针织紧身衣从男孩子身上脱下来。“准备！”哈泽洛夫用训练有素的手指打着榧子。他们把小脑袋转向墙壁，不断地眨巴着睫毛，沿着芭蕾舞把杆站成一行，十四只手抓着那根被抓坏了的木质把杆。七个躯干在盲目弹出的肖邦钢琴曲伴奏下伸开双臂，弯下身子，把膝盖挺直，让同一个皮肤柔嫩的男孩**往供暖情况良好的训练厅里撅上七次。
这时，哈泽洛夫在第一个**旁边做出了开始的姿势。他左手拿着锥形小纸袋，就像从空中抓来一样，右手的手指间夹着一把小毛刷，把这把既珍贵、又结实的獾毛小修面刷放进锥形小纸袋里，在费尔斯讷-伊姆布斯伴奏下，嘴里兴致勃勃地吹起了一支优美动听的波兰舞曲。他往往由于镜子的缘故而不断变换位置，从一个男孩**走向另一个小胖子**。
此外——因此这简直是浪费——他把蘸上粉末的獾毛小修面刷从小纸袋里取出来，取了七次，把蘸上的粉末刷进男孩子们的**眼里，刷进小胖子的**里，刷了七次。成功啦！
这不是脚气粉。刷进去的不是安眠药粉，不是苗条药粉，不是防狮药粉，不是发酵粉，不是滴滴涕，不是奶粉，既非可可粉，也非绵白糖，不是小面包的面粉，不是费眼力的细小字体，也不是白垩粉。这是胡椒粉，是磨得很细的黑胡椒粉，哈泽洛夫用小毛刷蘸这种粉，不厌其烦地蘸了七次。最后，他在离镜子极近的地方以慢速旋转结束了他的教学演出，站定，满口金牙的嘴巴对着大厅，大声嚷道：“好啦，我的孩子们！先是小胖子，然后是小丫头！往一位运动，全蹲，两臂成花环状！”
不再盲目的伊姆布斯刚把他那弹奏肖邦乐曲的手指放到琴键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羊毛针织紧身衣好像自行闪电般地掉了下来，罩到了七个涂上胡椒粉的男孩**上。一次练习就取得不少进步。这些进步表现为敏捷的步伐，大踢腿，手臂的舒展。睫毛默然不语，线条在苏醒，美直淌汗水；哈泽洛夫让那把獾毛小修面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扔到了什么地方。
胡椒粉效用相当久，所以在卓有成效的练习之后，那些身上没有胡椒粉的小丫头和这些由于胡椒粉而变得生气勃勃的小胖子，能够按要求排练稻草人芭蕾舞剧第三场，从一群稻草人毁坏园圃到双人舞。
因为后来这台大型演出如此饶有风趣地达到了普鲁士传统军乐的水平——高高踮起脚尖的、地地道道的乱七八糟——哈泽洛夫用三十二颗金牙宣布演出结束。他挥动手巾，命令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关上琴盖，将肖邦的乐曲和普鲁士进行曲埋葬在公文包里，然后宣布评分：“韦尔夫兴，好。施米特兴，好。所有的小胖子和小丫头都好！马尔策尔和燕妮，特别好。你们再呆一会儿。咱们排演园丁之女和王子，第一场踮起半个脚尖，没有音乐。你们其他人准时上床，别来溜须拍马。明天早上，整个芭蕾舞团排演《诱拐园丁之女》和《终场》。”
亲爱的图拉：
我试图复述燕妮那封信的内容。就像在燕妮所有的书信中一样，在那封信中写着：尽管哈泽洛夫非常克制地、颇具讽刺意味地向她献殷勤，但是她却强烈地、继续不断地、坚定不移地爱着我。因此，我一点儿也不用害怕。另外，尽管只有两天时间，她还是要到朗富尔来：“住房现在必须腾出来，所以我们想把家具和收集的石块保管起来。你无法想像，我们在得到搬家许可之前，不得不写些什么样的信啊！不过，哈泽洛夫善于同那些人打交道。当然，他认为这些家具在朗富尔更安全一些，因为柏林遭到轰炸的次数越来越多。无论如何他都要把云母转移到乡下，转移到下萨克森去。他认识那儿的农民和一个矿长。”
亲爱的图拉：
一辆家具搬运车首先开到斜对面的房门口。十五家租房的住户占据了我们那栋房子的窗户。然后，奔驰车在家具搬运车后面不声不响地拼命往前挤，不过仍然留出了装车的空地。司机脱下帽子，及时地站在门口。燕妮身穿黑色皮大衣，可能是鼹鼠皮做的，头缩在高高立起的衣领中，站在人行道上，匆匆抬起双眼，望着我们的窗户。这是一位不能感冒的女士。哈泽洛夫身穿有棕色皮领——海狸鼠皮领的黑色双排扣大衣，抓住燕妮的胳膊。这个扳道工，这位比燕妮矮半个头的伟大的歌舞团经理，就是满口金牙的赫尔曼·哈泽洛夫。但是他既不笑，也不打量我们这栋房子。在他眼里，埃尔森大街并不存在。
我父亲隔着报纸说：“你们已经通了那么久的信，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帮着搬家。”
我差一点儿没抓住燕妮那只藏在皮大衣肥大衣袖中的手。哈泽洛夫只是匆匆地瞟了一眼。“噢，”他说，然后又说，“秀气的小胖子。”接着，他便像指挥芭蕾舞团一样，指挥起家具搬运工来。我帮不上忙，也上不了楼，进不了住宅。家具很重，大多为深棕色，全部用椴木做成。装运家具很有趣，因为有哈泽洛夫指导，一堵墙那么宽的书橱变得轻飘飘的。当燕妮的“房间”离开股票房时——那是用浅色桦木框起来的毕德迈耶尔派绘画——这些作品便在四方形人物的头上飘来飘去，悬浮在空中。在门厅衣帽间与佛兰德箱子之间，哈泽洛夫侧过脸来看着我。他没让那些包装工花多少工夫去包装家具，便邀请我和燕妮到火车总站旁的埃登饭店去用晚餐。他们俩就住在那里。敞开着的笨重木箱堆放在人行道上最后一批厨房用的椅子之间。我答应道：“七点半。”忽然，好像是哈泽洛夫策划好了似的，天上的阳光破云而出，使敞开的木箱里的云母光彩烟烟。就连并不在场的参议教师的气息也扑鼻而来——从烟斗冒出的冷烟也在一起搬迁。但是，一部分云母片麻岩不得不留在原地。**箱东西把家具搬运车塞得满满的，还剩下两箱。这时，我便在哈泽洛夫的家具包装工芭蕾舞剧中粉墨登场了。我表示愿意在我们的地下室里腾出地方，来堆放云母片麻岩和云母花岗岩，堆放黑云母和白云母。
我在机器间问我的父亲同不同意。我父亲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使我感到意外。他说：“去干吧，我的孩子。在第二个地下室窗户的小五金旁边还有一大块空地。把参议教师先生的木箱存放在那里吧。这位老先生把他的一生都花在搜集石块上了，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亲爱的图拉：
木箱放到了我们的地下室里。晚上，我坐在埃登饭店的小餐厅里，坐在燕妮身边，哈泽洛夫对面。据说你下午在城里同燕妮见了面，哈泽洛夫不在。为什么？就这么回事！我们几乎没有讲话，哈泽洛夫在燕妮与我之间看出了点什么名堂。听说你们是在沃尔韦贝尔巷的魏茨克咖啡店会面。你们有什么可商量的？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燕妮的小拇指和我的小拇指在桌子下钩在一起。我敢肯定，哈泽洛夫注意到了这一点。魏茨克咖啡店有什么可吃的？燕妮能吃到的是质量很差的糕点和像水一样的冰淇淋。在埃登饭店有海龟肉汤，罐头芦笋，维也纳煎肉排，后来，按照燕妮的愿望，来了份半冻食品。很可能我乘车跟踪了你们，一直跟到煤炭市场，看见你们在魏茨克咖啡店里坐着，说着，笑着，沉默着，哭着，为什么？就这么回事！吃完饭，我注意到哈泽洛夫绷紧的或者说是呆滞的脸上有上千个灰白色雀斑。过去的埃迪·阿姆泽尔在肥胖的脸上曾经有过雀斑，数量比这少，但是比这大，是带褐色的真正雀斑。你们至少在魏茨克咖啡馆闲聊了两个小时，在九点半时，我不得不说：“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长得很像您，不过是叫别的名字。”
哈泽洛夫招手唤来招待员：“请来一杯热拧檬汁。”
我绞尽脑汁：“这个人先是叫做斯特普恩，后来叫做施佩巴拉，以后又叫做施佩林斯基。您认识这个人吗？”
这位着了凉的哈泽洛夫得到了他的热柠檬汁：“谢谢，付账。”
招待员站在我身后算账。“这个人我认识，他有几分钟甚至名叫楚霍尔，然后叫曲林斯基。后来他找到一个名字，到现在都叫这个名字。您想知道这个名字吗？或者说你想知道吧，燕妮？”
哈泽洛夫把两个白色药片放进茶匙里，付钞票，而且用账单遮住脸：“就这样吧！”
在我想要说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时，哈泽洛夫把药片服了下去，喝了很久柠檬汁。这时已经很晚了。燕妮很累。只是在饭店大堂，在燕妮吻我之后，哈泽洛夫才露出他的几颗金牙，沙哑着声音说：“您很有天分。您知道很多名字。我会帮助您，今天或者后天，给您再举出一个名字来。这就是用x来书写的Brauxel，或者像Haksel一样，写成Brauksel，或者像Weichsel一样，写成Brauchsel。记住这个名字和它的三种书写方式吧。”
说完，两人文质彬彬地、故意慢条斯理地走上楼梯。燕妮往四下张望，张望，张望；甚至当我已经不在大堂，而满脑子装着三个布劳克塞尔时，燕妮仍在张望。
亲爱的图拉：
有那么个人，在我找你时，我已经找到这个人了。在我给你写信时，此人向我建议，应该怎样给你写信。此人叫人给我寄钱来，好让我可以给你写信，无忧无虑地写。此人拥有一座位于希尔德斯海姆与萨尔斯特德之间的矿山，或者说只是在管理这座矿而已，或者说占有比较多的股份，或者说整个矿山都是骗局，都是伪装，都是第五纵队——尽管他名叫Brauxel，Brauksel，Brauchsel。布劳克塞尔的矿山不开采矿石，不采盐，不采煤。布劳克塞尔的矿山开采别的东西。这种东西我叫不出名字来。我只能不断而且必须不断地给图拉讲，我必须遵守二月四号这个日期。我必须堆积白骨山。我必须开始写末尾的童话，因为布劳克塞尔拍加急电报来讲：“宝瓶座行星会合日期临近。堆白骨山，准备并开始流产。把狗放走，及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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