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长征，人们往往着重讲红军的“三大主力”，即一、二、四方面军的万里征程。除此之外，徐海东、程子华、吴焕先等人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还进行了一次数千里的“小长征”，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到达陕北。**后来一再称赞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采取了沿途建立根据地的跳跃式前进，长征结束时的人数比出发时不减反增，为何能取得这一成绩呢？
鄂豫皖根据地陷入危机鲁迅帮助成仿吾去中央苏区
红二十五军诞生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原属红四方面军的一部。1932年以前，鄂豫皖曾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同年秋在蒋介石亲率50万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下，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进川陕，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二十五军处境日益艰难。至1933年秋，红二十五军人数由1万多减少了4000余人，根据地也大大缩小并被分割成几小块，而且因没有电台同**中央失去了联络。
面对根据地的危局，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派在当地担任县委书记的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成仿吾找中央汇报。在上百名便衣队员的掩护下几经转战，成仿吾才突出山区化装到达武汉，又乘船去上海。他按沈泽民写在自己棉衣上的几个秘密地址找到联络点，这些地下机关却都已被破坏。他在患病且旅费用尽时，想到鲁迅可能同党有联系，便到内山书店碰面。在鲁迅的帮助下，成仿吾终于同中央苏区的交通员接上关系，经几个月的跋涉到达了瑞金。周恩来见到他后，马上对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同志们介绍：“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来了！”
听到成仿吾汇报鄂豫皖苏区的严重形势，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红二十二师的师长程子华为中央代表前去传达新精神。1934年8月，程子华出发前，周恩来找他谈话交代，如果红二十五军继续留在当地，部队和根据地都会因力量枯竭而被消灭。他强调说：“出路是什么呢？中央已经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
周恩来提出的这一想法，正好同推行“左”的错误的领导人强调的“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完全相反，为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根据地指明了唯一的生路。程子华背熟了这些内容后，便在几个交通员“接力”式护送下，经过闽西—汕头—上海—武汉，终于潜入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至于转移方向则要当地领导根据实际而定（中央不了解情况）。此时沈泽民已因病饿牺牲，当地负责人吴焕先、徐海东等经过研究，决定率红二十五军主力突围西进至豫陕边界一带开辟新根据地。
军首长挥大刀带头冲杀脱险境
红二十五军转移时，领导班子重新调整，大家推举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为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一个月，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开始了长征。出发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下一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出发时的红二十五军人数虽不足3000人，却因过去常打恶仗缴获多，武器较好且弹药充足，指战员们多是经过多年战斗考验的骨干，后勤、医院等保障单位也都实行战斗化，全军行动便捷，一天一夜就能走100多里。不过该部队没有无线电台，对外联络和侦察敌军调动困难。出发十天后，部队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时，在独树镇遭到敌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伏击，追兵两个旅也从后面围攻上来，红二十五军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时军政委吴焕先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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