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以理论解释行为，行为就一定要受理论的约束——这是很基本的道理。经济解释的法门，与任何其他的实证科学一样，那就是：一方面我们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又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两方面的「双管齐下」，使我们能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推断要说得肯定。（若不肯定，所推断的怎可能会「错」或被推翻呢？）对这约束理论融会贯通的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作出对行为的推断的精确，是足以令人叹服的。这本书的主旨，就是要在这套理论的重点及其概念上作些颇为详尽的阐释，多用一些例子，作为这理论的推断能力的示范。
我们在第二章谈及两个基础假设：
一）每个人的任何行为，是个人的选择，而这选择是可以被推测的；
二）在任何局限条件下，每个人都会一贯地争取最大的私利。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约束行为的基础假设。这些我们将于第四章及第五章分析。在本章内我们得打断话题，先解释缺乏（scarty）与竞争petit这两个在经济不可或缺的概念。
第一节：物品的定义
「物品」是从英语「gds 」这个字翻译过来的。因此，「物品」这一词有很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可释义为产品（prodt）或商品dity），也包括服务（serv、友情、声望、空气、清洁、幽静、爱人、爱，等等。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是有形或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的「物品」定义。从个人的角度看，亲生的孩子、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都是有胜于无；美丽的相貌、可信的声誉、动听的声音、温馨的回忆、思考的能力，等等，都是物品。
物品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经济物品gds）；其二是免费物品（frgds）。物品的定义是有胜于无，而在有胜于无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多胜于少的。「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这定义中的「胜」，是很客观的。
假若我们将五两黄金分为两份，一份三两，一份二两，由人随意选择，被人选取的那份是三两，那么黄金就是经济物品了。两相比较，被选取的那一份就算是较为优胜了，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否有益身心，却是无关宏旨的。因此，「胜」在这里并无主观或价值观的内容。
「多胜于少」的经济物品，在现实的世界中数之不尽。黄金白银、葡萄美酒、鲍参翅肚、水果蔬菜、衣食住行、旅游憩息、天伦之乐，等等，都是经济物品，因为这些都是多一点比少一点为优胜的。
在所有的物品中，有一小部分是有胜于无，但却不是多胜于少的。其原因是这种物品供过于求，即使再多一点也没有用，所以多胜于少就说不上了。这样的物品不多，而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空气。在空气清新的地区，空气用之不竭，没有人会争取多一点空气。空气虽然是非常重要，但也只能说是有胜于无，不是多胜于少。空气于是就成为一种免费物品而非经济物品。话得说回来，在人烟稠密之区，空气污浊，要多一点新鲜空气就变得很现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鲜空气就再也不是一种免费物品，而是一种经济物品。
第二节：什么是缺乏
「多胜于少」是经济物品的定义，也是「缺乏」（scarty）的定义。那是说，凡是经济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不足够」从何而定？假若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真的是像苏东坡所说的「取之无禁，用之不竭」，那当然是足够了。这样，清风与明月只能是免费物品——虽然在我们所知的真实世界中，清风难得，明月可贵，所以这些早已成为经济物品了。说得严格一点，所谓「不足够」，其供应量的多少不一定有固定的关系。例如，好的鸡蛋比坏的多，但好的不足而坏的却有余。这是因为好的鸡蛋，人们需求甚殷，故此不足；坏的呢，我们避之唯恐不及，没有需求，所以就不缺乏了。
若物品没有人需求，天下间便无「有胜于无」这回事；而若非供应有限，「多胜于少」就谈不上。「缺乏」是因为在需求下，供应有限而引起的。人的需求量增加，再多（但仍有限）的供应也会愈形缺乏；人的需求量减少，有限的供应可能被认为是不缺乏的。那是说，缺乏的程度，是以相对的需求来决定的。
一种缺乏物品——一种经济物品——其供应是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求的。于是，这物品就变为多胜于少了。既然多胜于少，人要争取多一点，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愿意付出一点代价。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争取多一点的，就不能算是多胜于少了——逻辑不容许我们反对这观点。因此，凡是人愿意付出或多或少的代价来争取多一点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那就是经济物品了。在市场上，我们要付的代价就是价格（pr。所以我们可以说，凡有价格的物品都是缺乏的，不足够的。有一些社会——比如极端的共产社会——市场不存在，没有价格，但代价（sacrif还是要付出的。所以我们又可以这样说：没有价格的物品也可能是经济物品，它们是缺乏的——既然缺乏（既然人们需要多一点），代价也就无可避免。
第三节：竞争的本质
在鲁宾逊的荒岛上，在那一人世界中，竞争是不存在的。当然，那荒岛上可能有其他的野兽，与鲁宾逊竞争、抢食，但那里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经济的「竞争」petit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是因为所有经济学的基础假设都是为人而设，要解释的行为大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行为。
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有免费物品，也有经济物品。在争取较多的某种经济物品时，鲁宾逊是要付出代价的。想多吃一尾鱼，他就得减少休息；为了多获一些木材取暖，减少苹果的种植就是代价；今年要多吃一点麦，明年就得少吃一点。是的，在荒岛上，鲁宾逊也要面对供不应求的现实，有经济物品的存在，要付代价，所以像我们那样，他也要在选择中作其取舍。唯一不同之处是：鲁宾逊的世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在那没有竞争的一人世界中，经济学着实肤浅。我们当然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鲁宾逊的行为，而全套有关的解释，若简化地申述，两三小时就足够；深入的分析最多也不过两三天的时间。试想，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没有市场，没有价格，没有货币、通胀、失业，也没有法律、警察、政治，更谈不上军备、中间人、合约、制度等热问题了。没有这一切，经济学再深也不会深到哪里去。
是的，经济学的复杂、湛深，完全是因为在鲁宾逊的世界中增加了一个人。有两个或更多人的世界，就变成社会——这是「社会」最明确的定义。经济学的趣味也是因为「社会」的存在而引起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看：经济学的复杂，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因为我们不是生存在一个鲁宾逊式的世界，而是生存在一个多人的社会。
请随着这推理的演进去看吧。一种经济物品是多胜于少。在社会中，一个人对某种物品多要一点，其他的人也同样对这物品多要一点。僧多粥少，竞争于是就无可避免。竞争的定义，是指一种经济物品的需求有多于一人的需求。在我们所知的社会中，这样的物品所在皆是。是的，在现实世界中，免费物品——如新鲜空气——还是存在的，虽然越来越少了。
然而，没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就不容易找到。原则上，在社会中，一种经济物品不一定有竞争，但例子极少，几乎要想破脑袋才可想出一二。记得五十年前我在香港的湾仔书院念书，同学们看电影进场时，喜欢争着取得院方所派给的、有关在上映中的电影故事的一张说明书——俗称「戏桥」。因为成群的同学都争取着占为己有，旧的（过时的）「戏桥」就变得缺乏，有价格，而比较难求的，小同学们就以港币数元成交。那时，这数元是我一个星期的零用钱。旧「戏桥」变成经济物品，有竞争。但过了两三年，收藏「戏桥」的嗜好顿失所踪，同学们由厌而至弃之。但有一位姓李的同学，爱「戏桥」成癖，继续珍藏。于是，对这位有怪癖的同学来说，旧「戏桥」正是一种经济物品（多胜于少），但却没有竞争。这是我所知的没有竞争的经济物品中罕有的实例。时移势易，香港的电影院再不印发「戏桥」了。我与那位姓李的同学有三十五年没有见面，不知道他堆积如山的「戏桥」怎样处置了。
在社会中，差不多每一种经济物品都是有竞争的。竞争于是就无日无之。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竞争，从小到大地竞争惯了，可能意识不到竞争的无所不在。我们在早上吃早餐，是从竞争中赢得的。一个人多吃一点早餐，另一个人就必定要少吃一点。在竞争中此「得」彼「失」。早餐如是，午餐如是，睡觉的床如是，坐公共汽车、进学校、到沙滩上晒太阳、在家里看电视等等，也如是。
可以说，在社会中，我们不容易找到没有竞争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没有竞争」这句话，从比较严格的经济学来看，是难以成立的。一些不知所谓的经济学课本，在论垄断及专利权时，却说没有竞争。但垄断及专利，只不过是压制了某一种竞争，但增加了另一种竞争。例如，人们会在竞争中夺取垄断或专利权，也会在被垄断了（或有专利权）的市场内，以相近或可替代的产品竞争图利。
在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中，竞争也是层出不穷的，只不过竞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弱肉强食是竞争，权力斗争是竞争，走后门、论资排辈、等级特权等等，也是竞争形式。道理很明确：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就必定存在。
第四节：游戏规则与产权制度
由缺乏而引起的竞争，跟任何运动游戏一样，是要有游戏规则的。这是因为，没有规则就不能决定谁胜谁负。没有优胜者，竞争就没有目的了。田径赛有规则，网球赛有规则。假若什么规则也没有，胜负就无法决定了。即使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胜者生，负者死，也是规则。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中的竞争，有关的游戏规则就是法律、纪律、习俗等，不一而足。正如体育游戏的规则一样，这些规则有约束性，指定竞争者在某种情形下不能有某种行为。这也是说，在社会的经济竞争中，无论是法律、纪律或习俗，都是以有约束性的办法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这种权利界定就是产权制度了。
产权制度（systf property rights）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就是约束竞争行为的一种局限条件。假若我们吹毛求疵地分辩，这些规则实在数之不尽，千变万化。私有产权（privatpropertyrights）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要一般性地将产权制度分为几大类，而又有系统地分析每一类的转变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产权经济学的问题，在这书的下半部我会为这门学问细说一下。
「产」这个字的英语是property 。这个字不简单。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作解释，property 是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这与法律上的定义是稍有差别的。在法律上，property 一般是指资产（尤其是地产或房产）；但在经济，其义不仅包括资产，即使消费物品也算在其内。消费物品与地产的共同处，就是大家都缺乏，在社会中都有竞争性，都是经济物品。
艾智仁说得好，「产」（Property）、竞争petit、缺乏（Scarty）这三个字是同义的。读者们要在这「同义」的观点上多花一点时间，设法深入地想，直至理解在社会中，竞争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概念。不明白这个一般化的「竞争」概念，学经济就不能大有所成。
第五节：竞争准则的含意
在田径赛中，速度的快慢决定谁胜谁负。速度是田径赛中决定谁是优胜者的准则。但假若这赛事没有游戏规则，指明什么行为是犯了规例，那么速度这个准则就不容易成立了。同样，没有游戏规则，举重比赛的力度准则不容易成立。象棋赛以智力高者胜；桌球赛以眼力精、技术高、手力控制自如者胜——而这些准则，都是有关的游戏规则促成的。
经济上的竞赛（竞争）也是如此。在自由市场上，价高者得，市价于是就成为确定胜负的准则。促成这市价的游戏规则，是私有产权的制度。这是高斯定律asThr的主要含义。这个重要的定律及其不足之处，本书下半部会作详尽分析。
历久以来，经济学对市价的分析，都着重于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但价格（pr这个概念到了艾智仁那里，就顿呈异彩。他说：「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单是这一句话，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今非昔比。价格是一个决定胜负的准则，而私有产权是这准则的决定因素。高斯与艾智仁被誉为产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究其因，是他们每人都说过一句有启发性的话。
游戏规则与确定胜负的准则有直接的连带关系：前者决定后者，而后者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有趣的问题是，究竟是因为人们需要有某一个准则才促成这准则的游戏规则出现，还是人们需要有某些游戏规则，才使确定胜负的准则无可避免地产生呢？骤眼看来，这是一个难分先后的问题。
我认为是准则在先而游戏规则在后。为什么呢？因为定胜负的准则所决定的，是人类以竞争来解决的问题，而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协助准则的成立而已。速度的快慢是田径赛的重心所在，这项赛事的规则仅是协助判断「快者胜、慢者败」。学校的考试成绩准则，其目的是要鉴定学生们有没有在知识或学业上下功夫，而考试的规则只不过是公平地让知识较高者胜（当然，这不一定能达成意图中的效果）。市价不仅决定谁胜谁负，也决定生产力高者胜，而私产制度是协助市价的采用。
我在说，决定胜负的准则会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财富或收入的分配，显然是以竞争的准则来决定的。这准则有多种，而在不同的准则下，每个人的优胜机会就会不同。一些人善于经营生意，或善于生产，私有产权的竞争准则对他们大有帮助。一些人有高明的政治手腕，在非私产的制度下，他们就可大展所长。也有一些人不懂得怎样应付千变万化的市场运作，但善于墨守成规地工作，以年资作准则，对他们就大有好处了。
另一方面，因为竞争准则对人的收入、享受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不同的准则下，人的行为就跟着不同。以价高者得为例吧。一个人要在市场中得益，就要努力生产，或发明新的产品，或创造有效率的经营方法，或找寻可以节省费用的讯息，等等。但若物品没有市价，以配给的方法分配，那么竞争者就会选择「走后门」之路，或运用政治手法，争取一官半职，等等。
我可以用两个在香港分配居住房子的实例，来说明「准则决定社会经济行为」这个格言。我们都知道，香港的房产自由市场是以价高者得的办法来决定胜负的。付得起而又愿意付出够高的屋价或租金的人，就可将自己喜爱的房子买下或租下来，作为己用。不管这个人的年纪多大，相貌多好，政治手腕怎样了得，学问如何之高，付不出须付之价就没有什么优惠可言。
但在香港大学内，教师的房子是以计分的办法来分配的。作为系主任的有六分，结了婚的六分，一个孩子六分，两个是十二分，工作了一年两分，工作了八年就有十六分了。这些加起来的总分数，是决定争取房子分配先后及面积大小的准则。不管一位教师的学问怎样卓越，研究成绩如何出众，若分数不够高，在房子竞争上就非败不可。
说起来，香港大学分配房子的计分准则，与中国对干部分配房子的办法极为相似，差不多是如出一辙的。究其原因，是港大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与国营制度大有相同之处。港大的资产并非私产，而是公家或政府的。从产权那方面看，港大的制度是一个「共产」制度，其房子的分配准则与房子的市价无关。港大与昔日共产中国的主要区别，是港大的「共产」制只限于有关大学方面的事项，而中国大陆昔日的共产，是一般性地扩展到整个国家。
从以上的市场分配房子与港大分配房子的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因为决定胜负的准则不同，胜者与负者就会是不同类的人。一个有独特生意眼光的人，在港大没有特别的好处；而一个有较多孩子的，在市场上就没有什么优先权利了。想深一层，我们也会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人的行为就跟着不同，所以生产的效率也就不同了。港大分配房子的准则会鼓励教师多生孩子，鼓励早婚，也鼓励较长久地服务于港大的意向。以价高者得的准则来分配，则会鼓励人们生产赚钱、节省费用而储蓄等等的行为。
在经济，「浪费」这个概念不简单。要此书写到下半部时，我们才能深入地研究这个概念。在这里，我不妨介绍一般书本上所说的，比较容易明白但不大正确的浪费概念。一般而言，它是指有其他办法，或用其他资源使用的分配，可以使社会的财富或收入增加，但这些「其他」办法，却莫名其妙地不被采用。
从以上的浪费定义来衡量，在世界上数之不尽的各种竞争准则中，只有一种是没有浪费的。这种唯一没有浪费的竞争准则就是市价。几个例子可以解释这一点。排队轮购，以先到先得为准则，是要付出时间代价的。但时间用在不事生产的呆立等候中，对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所以这时间的价值是被浪费了的。
举另一例子，让我们回到先前所谈及香港大学分配房子的计分准则上去：一个港大的教师多生孩子，或较长久地留任，便可多获分数。那么，在踌躇而难以取舍（那所谓「边际」）的情况下，要选择应否多生孩子或另谋高就，争取较佳的「房子」分数就起决定性的作用了。本来不打算多要孩子的将孩子生下来，是「浪费」，因为分数的本身不代表产品的价值，而多生孩子的选择是由于争取有关的分数而「逼」出来的。
以年纪大小作分配的准则，会鼓励人们不惜花费金钱、心力作虚报年龄之举，或使他们增加宁愿虚度时光而急待老来的意向。弱肉强食的社会，以武力定胜负，会促使人民在武器上投资。数十年前，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发现了金矿，出现寻金热潮，当地的竞争者于是定下规例，每天以速度竞赛的方式，能较先抵达某个矿地的，就有权在那一天那一处采掘。如此一来，大家就抢着花费大量金钱，将拖雪车的狗养得又强又壮。这些行为都是浪费的。
唯一没有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价。价高者得是唯一的准则会促使人们增加生产。多尽一分力以生产赚钱，取胜的机会就较大了，而这生产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因此，市价这一准则不会引起浪费。
以上所说的「浪费」观点，是传统的，虽然是由我在七十年代初期带到竞争准则那方面去。较为正确的观点是后话。
第六节：经济分析与价值观
我在前文说过：竞争的准则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但在有关「准则」的事情上，一些是属于经济学内的分析，另一些则属于主观、伦理的问题，与客观的理论分析扯不上关系。这二者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别。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胜或负的人各类不同。因此，一些人会喜欢或选取某一种准则，另一些会选取另一种。这些行为是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了。例如学生考试，一些学生希望老师能出文字题，大做文章，另一些则要求选择题ltiplh，因为认为这样他们的取胜机会较高。凡是有关选择行为的，都在经济学分析之内。
但哪一种准则是好是坏，或对社会福利有何好处，则是伦理或价值观念上的事了，与客观的分析无关。例如，我在前文提及过，以市价为竞争的准则没有浪费，因为它导致增加生产，而其他的各种准则在某程度上必然会有浪费的。不过，我可没有说增加生产一定是好的，浪费一定是坏的。什么是好是坏，只有个人的价值观（valjudgt）才能判断，或只有上帝才知道。
中国昔日的人民公社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我说「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不要忘记，经济学者也是人，有着他自己的价值观。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坏事，是不好的，我是站在人的立场，主观地说话，却并非基于客观的经济分析。当然，我有权利作这样的主观判断，因为我有人的权利，而这权利是不须有经济学的训练才能得到的。
我可以表达我的价值观，其他的人同样可以表达，但谁的价值观比较正确，比较可取，就只有天晓得。价值观的表达是不须有分析的训练的。你说蓝色好看，我却喜欢红色，谁可以作出判断而使大家心悦诚服呢？你说政府支援教育是好事，我说是坏事，你和我辩论一百年也不会得到好与坏的结论。这是因为好与坏，喜爱或厌恶，是不能以科学分析来达到客观的同意。
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不好的，是坏事，很多人会同意。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大多数（甚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自己饥寒交迫。大家是因为价值观相同而同意，不是因为客观的分析而同意。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会饥寒交迫，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支援的教育会产生些什么效果，但不能在好坏的问题上下判断。
提及，经济学者也是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可是，在分析问题之际，他们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表达着某些效果是好或是坏的。客观的分析与主观的喜恶可能连带在一起。这没有什么不妥，虽然有时可能使读者或听者有了混淆。重要的问题是，从事经济学的人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可以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这是说，假若一个经济学者认为政府支援教育是好事（主观的判断），他于是有意或无意地把分析拗歪了，以致分析脱离了逻辑的规格，这就犯了科学的大忌。很多学者批评马克思就是这一点：马克思为了要在袋子中取出白色的石块，他就不容许其他不同颜色的石块放在袋子中。
有时，一些经济学者没有说什么是好是坏，但却使人觉得他是作了这种判断。例如，我说以市价为准则可以增加生产，不少读者会认为我说以市价为准则是好的。但我可没有这样说。读者以为我是说过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增加生产是好事。当然，在报章上写其他文章，为了要避免枯燥，我有时作好坏的判断，会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但这本书的重点是客观的经济解释。
很多读者认为我是信奉市场，对市场有特别的喜爱。相信市场之能是对的，因为我也深知市场之有所不能；但我个人的价值观是反对市场，也反对共产制度的，因为在这二者我都难以出人头地。我个人所喜欢的是，以读书考试的办法来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因为我对一般考试的任何准则都颇有过人之处。但很可惜，世界上没有什么地区是以考试来分配财富的。（天晓得，旧中国的考状元，确有分配财富之效，但应该轮不到我！）
第七节：经济学的范畴
经济学既然不可以判断什么是好是坏，那么其范畴是包括些什么呢？答案是，经济学的范畴包括三部分。
第一，在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strats）或游戏规则（这就是产权制度或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断所用的竞争准则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处理上往往不容易，但高手若愿意付出代价，他总有办法做得到。说起来，这是实证经济最容易分辨高手与低手的地方。
世事如棋局局新，局限条件千变万化，任何分析都不可能包罗万有。有关的而重要的局限条件是要抽选出来而使之简化的。但什么算是「有关」，什么算是「重要」，分析者却不能妄作判断，随意取舍，因为这样做，分析者就可以随意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结论了。换言之，局限条件的取舍，是要有约束的，而这约束需要一个理论。这个比较深入的有关方法论的问题，我会在分析价格管制时详述的。
第二——这是经济学最容易的一部分了——是有了竞争的准则，经济学可以推断人的行为会怎样，资源的使用会怎样，财富或收入的分配会怎样。说过，准则的不同会导致行为的不同，而胜负的人（收入的分配）也会跟着不同的。所说房屋分配及排队购物等例子，就属于这一部分。
事实上，撇开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不谈，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西方经济学，可取的（非价值观而又有解释能力的）都是这一部分。那所谓收入分配distribut与资源使用（resrallat或resrs这两大项目的划分，是经济学的传统。就是在今天，经济学的教科书还是这样处理的。
但在传统的经济，关于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分析，大都是基于自由市场以市价定胜负的准则。这准则只能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出现。换言之，传统的经济分析，虽然可解释收入的分配与人类的行为，但其范围很狭窄。私有产权所约束着的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千变万化的规则中的一部分。假若我们熟读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怎样高程度的，我们能以之解释世事方面的，范围极小。墨守成规地学经济，将课本念得滚瓜烂熟，并不一定稍知门径，登堂入室更谈不上了。科学要活学活用，经济学更是如此。
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大都是以市价为准则，很狭窄，但这并非是说不同的竞争准则，经济分析就无能为力。正相反，近三十多年来，那所谓新制度经济stitutals）不断地以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扩展到五花八门的准则上不同的竞争准则当然会有不同的效果，但却可用同样的理论基础来处理。只要我们能肯定地指出竞争的准则是什么，推断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行为并不困难。那是说，一旦弄清楚有关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断定了竞争的准则是什么，一个高手花不上几天的工夫就可以将竞争的行为推断，而其准确性甚高。
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是最困难的了。那就是，要解释游戏规则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世界上有共产制度？为什么香港有租务管制？又因为游戏规则与竞争准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部分也就要解释竞争准则是怎样决定的。为什么香港大学教师的居住单位要以分数配给？为什么共产中国要论资排辈？
四类作家的收入标准
１著名的头等作家著述多年，作品颇丰；除稿酬、编辑费以外还有出书及增印的版税，以及其他来源，每月收入可达400圆（合今人民币12000元），甚至更多。一般住在租界的新式里弄（如大陆新村），房租每月至少６０圆甚至上百圆；饮食丰盛，经常请客聚餐或家宴；每周都可娱乐观剧等；出门乘坐出租汽车，如鲁迅（除稿酬外，１９２７年末—１９３１年还由蔡元培举荐兼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加300圆）、郁达夫、田汉、巴金（除稿酬外还加丛书编辑费每月200圆）、茅盾等。
２二等作家已经成名，稿酬为千字３—５圆左右，可住三间房，每月房租２０多圆，生活费至少１６０圆左右；月收入必须200圆（合今人民币6000元）左右，如成名后的夏衍、胡风。是一种典型的中间阶层生活。
３三等作家小有名气，稿酬为千字２—３圆；若参加杂志社可有编辑费；若已开始独立出书，可有版税收入。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每月房租１５圆左右，若住两间房则月租金２０圆以上，生活费１２０圆（合今人民币3600元）左右。如丁玲、胡也频、萧红、萧军的收入，从四等升为三等；夏衍、胡风（作品主要是译述稿）、阳翰笙、周扬等一开始也是千字２圆，后来才升为３圆。这表明他们开始进入中层社会，生活小康，比普通市民稍好一些。
４最低的四等作家一般是初出茅庐的青年，稿酬为千字１—２圆，开始总是过着独身生活，或者将妻子家小留在老家，自己单枪匹马在上海滩头闯江湖，每月个人生活费以及书刊费约２０—３０圆。一旦结婚成家，如何维持家庭生活的呢？住亭子间房费１０圆，大米、小菜、油盐煤球等每月伙食费４０圆，加上衣服、乘车、应酬（请客吃饭等），每月生活费需要60圆（合今人民币1800元）左右。仍属于普通贫民，如叶紫、柔石、沙汀、艾芜等。
作为参照，30年代上海市的中学教师月薪50—140圆，小学教师30—90圆。报社月薪一般为：主笔200—400圆，编辑40—100圆。旧式商店的店员月薪10—30圆，新式商店普通职员月薪20—40圆（１圆合今人民币30元左右）。
３０年代的上海作为世界金融经济中心之一，号称东方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三大都市（位于纽约、伦敦之后），生活费用不仅比北京高，也比日本东京高。
当时上海一个标准家庭（四五口人）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如何？鲁迅1935年文章里说过：在上海租界找一处带院子的住宅（二三层小洋楼），租金每月100两（银子）；巡捕捐按房租的百分之十四，共计114两。每两作１圆４角算，大约等于160银圆。上海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每月约400银圆以上，中等生活的费用每月约100银圆，基本生活费每月约66银圆。
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出现长期的经济危机，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繁荣的机会，沿海城镇的市场有所进步，中国银圆坚挺，在国际上的汇率升值。例如，1930年１月，中国１银圆可以兑换日本74日圆，1931年初100银圆＝４６日圆，1932年初100银圆＝６９日圆，1933年初100银圆＝98日圆，1934年初100银圆＝115日圆，1935年初100银圆＝125日圆……中国推行法币以后，大致上100元法币可以兑换１０５日圆。总的说来，在上海一个月的平均生活费，在东京可以过两个月。
30年代上海文化人的生活水准，一般收入要比北平低，而支出要比北平高（只有少数大学者、大作家的收入可以跟北平相比）。那么为什么在上海的文化人反而要比在北平的多，而且全国各地的青年源源不断地涌往上海呢？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田汉、巴金这样的文坛巨子；而且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区，可以避免国民党的镇压（国民党政府不能进租界搜查和逮捕人），相对来说还有些言论、出版自由。另一方面，1927年4月以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1928年北京不复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文化人纷纷南下。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一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于1930年３月２日成立，会员约５０人，1936年初自动解散。
据胡风回忆，鲁迅每月捐助左联２年８月以后，胡风担任左联的执行委员、宣传部长，每个月定期到“公啡”咖啡店见到鲁迅，这２０圆就由胡风经手。1934年春胡风辞职，左联党的领导一度与鲁迅失去联系。1934年深秋（１０月下旬或１１月初）阳翰笙、周起应（周扬）、沈端先、田汉在内山书店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一百圆的支票，交给周扬。”（据夏衍《懒寻旧梦录》）这就是鲁迅为左联支付５个月的赞助费。有时，鲁迅还给予左联额外的资助，例如为援救艾芜出狱捐款５０圆，向特科党员吴奚如支援３０圆，等等。
除鲁迅定期捐助２０圆以外，茅盾每月捐助给左联１５圆。据《胡风回忆录》所载，这每月３５圆（折合现在1000多元）主要用作左联内部通讯的印刷费。
那么，一般左联作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呢？
据关露回忆：她在１９３２年春天加入左联，记得第一次开小组会的时候，党团书记丁玲同志出席。当时左联同志都很年轻，除开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穆木天比较年长一些而外，大都只有２０岁左右到２６、 ２７岁。因此，绝大多数人没有成家，孤身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用一个煤油炉自己做饭，上老虎灶买开水。也有的到最便宜的小饭馆去买1圆钱６张的饭票（一顿客饭２角钱，买1圆钱可以优惠），或者吃１２个铜元（相当４分钱）一碗的阳春面（1分钱＝３个铜元）。经常由于交不出房租被房东驱逐，吃饭是简单便宜的伙食，有时还饿一顿饱一顿的。
当时一斤鸡蛋价值２角钱，也就是说２—３分钱就可以买一个鸡蛋。这样便宜的鸡蛋，左翼青年有时也吃不起。
１９３４年间，关露曾在上海欧亚航空公司当一个小职员。后来知道特务发现她是左联成员，要抓她，关露只好把这个月薪７５圆的职位辞了。
叶紫加入左联时，周扬派关露找他谈话。叶紫房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关露见他用铺板当桌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写东西。他已结婚。当时正是夏天，好些人都吃西瓜，但叶紫的孩子在吃菜瓜（菜瓜比西瓜便宜）。
１９３５年，聂绀弩主编的《动向》期刊在文艺界打响，不仅自己有了固定的收入，还将叶紫拉到报馆当助手。叶紫得到月薪６０圆，从原来住的灶披间搬了出来，安心生活。（据梅志《胡风传》）
戴平万住在法大马路他的一个同乡开的纸店后楼。房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他就坐在床上写字。晴天的时候，他上街也穿套鞋，因为他没钱买皮鞋。
周扬有一阵住在北四川路，他经常到法租界来跑一趟；谈完工作以后，要坐车回家，就找关露借几毛钱做车钱。（据关露《我想起了左联》）周扬还经常找胡风借钱，有时动用鲁迅提供给左联的资助。
据艾芜回忆：１９３１年他乘坐轮船从厦门到了上海，“任何地方都有找不着职业的苦难，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厦门时曾写过一篇散文《香港之夜晚》，投到上海光华书局出的《读书月刊》，试一试拍下上海文艺界的门，看看能否容纳我这个曾在海外流浪归来的游子。到了上海……看到文章登出来了。可是，我写信（到光华书局）去要稿费，却得不到回音。我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住宿费和伙食，一个月九圆钱。”艾芜用了从缅甸华侨那里得来的生活费，维持了一段时间。不久通过熟人在江湾劳动大学附近的农民家里租了一间屋子，还带一间灶房，每月租金仅一圆。自己做饭吃，每月５—６圆就够了。这样很省钱。每天他到劳动大学农学院阅览室看报纸，然后坐下来写文章投稿，但经常拿不到稿费。１９３２年春，艾芜由沙汀介绍参加左联。他就是这样开始了生涯。（引自《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
据齐速回忆：１９３３年，他只有１９岁。当时在虹口区唐山路一个弄堂小学教书，薪金非常低，每月仅有１０圆。另外靠三哥、四哥给些钱，住在亭子间。一日三餐是这样的：早饭一碗豆浆，一个饭团（包油条加白糖），每人几个铜元（合３分钱）；中午在小饭馆内，米饭、黄豆豆腐、猪肝菠菜汤约２２枚铜元（合７分钱）；晚饭喝粥加碟小菜约十来个铜元（合四五分钱）。总之每人每天不到２角钱，一个月伙食费５—６圆就够了。
据吴奚如回忆：１９３５年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琴妹”在织袜厂当女工，每月工资２０圆；小学教师和小职员、店员每月工资大约４０—８０圆。左联和“社联”一般青年成员属于这样的城市贫民，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刘芝明、陈克寒等同志，以及后来党的理论权威胡乔木、艾思奇等。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二
1. 胡也频
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关于他的生平，有不同说法。
他原名胡崇轩，幼名胡培基。１９０３年５月４日生于福州市城边街。７岁时，祖父送他到私塾读书；祖父在戏班唱戏，次年就去世了。父亲在戏院里打杂（一说当经理）。后来，胡也频到教会学校崇德小学念书，１４岁转入福州乌山师范学校。１９２０年他离开福州去天津大沽海军学校。
据胡也频的侄儿胡少璋说：“１９１８年，也频被送到一家祥慎金铺里当学徒。金铺的掌柜是他的舅父，但两家关系很坏。１９２０年春，也频拿了铺子里的一副二两多重的金镯到上海去。”（陈注：黄金1两可换100多银圆。）
但是据胡也频的朋友马宁说：“我对这件事有另一种看法。谁都知道，做学徒一般都是三年才出师，而且一般是没有工资的。也频的父亲廷玉先生说过：祖父死后，他（指胡廷玉）经营了一家戏院，以包戏为生，生活还过得去。假如送也频去做学徒，为人打水送茶、倒夜壶等事，不是生活迫不得已，一般人家的子弟是不肯去干的。况且也频那时已经十五岁，肚子里也已有些墨水，怎么不在父亲经营的戏院里当个差使呢？……假如也频真去当学徒，最多也只是极短的时间。”
胡少璋说：“１９２８年底，也频回到福州与父亲商量，卖了祖父留下来的最后一座房子，得款一千块银圆（又说是一千二百圆），留下二百块作搬家等费用。回到上海后，于１９２９年１月筹办红黑出版社。”
最初与胡也频一起编《红黑》月刊的沈从文回忆说：“我记不起也频有回福建去筹款的事；我还听说，是丁玲的妈妈给的钱。”
马宁分析：“少璋是１９２８年以后出生，这胡也频回家卖去祖宅的事怕是以讹传讹。要是也频有一千圆来创办红黑出版社，不至于几个月以后他就被迫去济南（山东省立高中）教书的吧？《红黑》月刊是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０日出版了第７期以后停刊的，胡也频当是秋季离开上海的……”
2. 冯毅之
冯毅之１９０８年生于山东省益都县（今属青州市）山区农村。１３岁入青州高等小学，２０岁在第十中初中部）毕业，考入济南市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爱好文艺、写作。在老师胡也频、楚图南影响下，鼓动学潮宣传革命，被通缉。１９３０年夏天（陈注：据丁玲回忆是５月）随同胡也频丁玲夫妇经青岛乘船逃亡上海，参加左联。在法租界进入左联举办的“暑期补习学校”两个月；１０月份加入。［陈注：据冯雪峰回忆，“１９３０年７月和８月，左联和社联在文委领导下共同办了暑期补习班；王代表社联、我代表左联，学员主要是从杭州、济南及其他城市动员来的左倾学生，共有六十人左右，地址在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从学员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团员。９月间，现代学艺讲习所由社联和左联合办，由洪深出面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注册，只两个月即被查封了。地址是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今威海路）”。］
查《鲁迅日记》载，１９３０年８月６日去“暑期讲习班”讲课一次；又９月１３日记载“借学校六十”，指借钱给现代学艺讲习所。
２２岁的冯毅之在上海住了不到半年（一说四个月，恐不确），因为无从谋生，又独自乘日本轮船神灵丸号（四等舱）回到山东老家，写了《海上之行》投稿未见刊用。不久受聘为高小国文教师，但因宣传革命而被劝退，发给半个月工资（估计有十圆）。次日即往北平，立志做职业革命家，与潘训等筹办“左联北平分盟”，任三人领导小组的“组织委员”。他暂时寄居学生公寓，在各大学推行读书会，如北大的“曙光会”、师大的“今日会”等。
冯毅之回忆说：“我参加革命后，感到最可怕的并不是被捕、坐牢、受刑，而是贫困没办法生活。因为那时候，中国没有掌握政权，没财政收入，革命工作者不但没有工资，连最低生活费也没有，完全靠自己谋生。我在北平半年多，身上的钱化光了，不但没有亲朋好友可借，连能管饭的同志也找不到。（１９３１年夏天）我只好回到山东益都县我的家乡，正遇上我的好朋友刘某到益都县东关高等小学任校长。我去当了国文教员，月薪二十圆，高兴得不得了。”
１９３２年益都暴动失败，为避难，秋天他又离家去北平。父亲向亲友借下20圆钱，除了路费，已所剩无几。他找到了党的组织关系。为解决生计，他租了个洋车（黄包车）做车夫。冯毅之后来回忆说：“拉车的生活使得我了解到，车夫的思想感情和爱好，不但与富有的资产阶级不同，与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不同。他们没有奢望、没有幻想、只求温饱。他们对于豪华的游乐场、影院戏院是不敢想的。喜爱的是有五花八门杂艺的天桥和街头巷尾的小饭摊。到天桥去化不了几个钱就可以看到云里飞的滑稽表演，大金牙的洋片和粗俗逗趣的相声，以及杂耍、武术、高跷等各种各样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愉快的民间艺术节目。街头巷尾的饭摊价钱便宜，小米粥玉米窝窝十分香甜。有时买卖好，多挣了几个钱，买上二两酒、一毛钱的猪头肉，喝上两盅，再吃顿白面馒头，那就是最美好的生活了。我爱好，曾写了《洋车夫日记》，一直保存到抗日战争时期（后来在战斗中全丢失了）。”（冯毅之现为山东省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１９９９年出版《风雨沧桑一百年》文集。）
3. 王尧山
１９２６年，１６岁的王尧山（生于１９１０年７月１０日）从江苏省溧阳县到上海学生意（当学徒），每月发１块银圆。后来，他在浦东电气公司谋得一份工作，每月收入20多圆。１９３１年加入中国。左联一般青年成员大多是这样的城市贫民。
王尧山在六十多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入党后，大部分工资交了党费。”（《新民晚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８日第２３版）
关于党费问题，值得研讨、考证。据老党员杨纤如同志说：“平常连缴党费都感到困难，象工人，每月缴三五个铜板，略表组织观点而已，再多就会影响吃饭。学生稍好一些，也不过每月缴一两只银角的党费。只有成名的左翼作家和有社会职业的同志，才能缴出为数较大的党费。有的作家往往把一篇文章的稿费全部拿出来缴党费，甚至有人把一本书的大部分稿费缴了党费。”（引自《新史料》１９８０年第一期９０页）
那时，王尧山公开的职业在浦东，而党的秘密工作基本上是在浦西，据他说，他常常是在浦西干到很晚；由于这样来回很费时间，他就在浦西租了一间房。他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因为大部分钱要交党费，租房间就挑最便宜的亭子间和阁楼。也因为形势非常险恶，住的地方常常要换。只要联系的人中有一个被捕了，就必须马上换地方。”
３０年代在上海市浦西租用亭子间房费大约10圆，每月个人生活费也需要10圆左右。
王尧山２５岁左右曾经担任左联党团成员、组织部长。［陈注：据冯雪峰回忆说，“１９３４年１９３５年间，左联的人事变动，我完全不清楚。在我脑中留下的一点印象是：好象胡风在这两年中做过左联的宣传部长，路丁（王尧山）做过组织部长。］他的住址在今江宁路新闸路之间，一个大弄堂里的三层阁楼上。据他说：“１９３６年３月鲁迅就在这个小阁楼上与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会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此说待考。
１９３６年４月下旬，冯雪峰由张闻天、周恩来派遣从延安秘密抵达上海，先会见了鲁迅，后与王尧山接上关系。这年１０月，驻上海办事处成立，主任潘汉年、副主任冯雪峰。１９３６年底，组织了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命王尧山为书记，沙文汉和林枫为委员。（王尧山现为离休老干部，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
田汉的经济生活
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原名田寿昌，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花果园一个农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１９１２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免收学费；校长徐特立用自己的薪金替他买蚊帐，并且给他一个“购书折子”让他买书。
１９１６年田汉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正好三舅父易梅园被任命为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他带着田汉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留学生公费每月３６银圆，后来增加到４０多银圆。１９１９年暑假田汉回老家，携表妹易漱瑜同赴东京留学，一年后结婚。１９２０年１２月易梅园先生在长沙被军阀杀害，此后田汉夫妇断了外援，只能靠自己奋斗。
１９２２年９月，田汉留学日本６年后，夫妇从日本回到上海。田汉的第一个职业是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月薪１００银圆；同时给书局职员上日语课程，业余写作、翻译，每月收入大约２００多银圆。在哈同路（今铜仁路）民（慈）厚北里４０９号楼房安家，月租金约３０银圆。他从长沙把母亲、岳母、弟弟、小姨等接来同住。田汉的家还成为许多青年的茶室、饭铺、招待所，成为２０—３０年代艺术家的摇篮。有这样的特殊情况，每月开支２００银圆以上，经常入不敷出，差额依靠田汉的稿费、版税补足。
１９２４年初，田汉和易漱瑜自费创办《南国半月刊》，这是中国戏剧史上长达８年的“南国艺术运动”的开端。１９２５年又办《南国特刊》。１９２６年４月成立“南国电影剧社”，以不到３００银圆的资金，自编自导影片《到民间去》，终因经费不足而失败。
１９２７年秋，田汉被聘为上海艺术大科主任（戏剧科主任为欧阳予倩，美术科主任为徐悲鸿）。共招收学生４００多名，每人学费及伙食费20银圆，共得8000多银圆。原有负责人贪污公款被驱逐，学生们选举田汉为校长。学校房租等费用每月４００多银圆，拖欠了三个月。为了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田汉组织了“鱼龙会”，开创了“小剧场”运动。门票每张1银圆，总共收入１２５０银圆，维持了学校。接着，在上海艺术大学的基础上，田汉又自办“南国艺术学院”，组织５０名学生到杭州旅行公演５天，开拓了杭州的话剧运动，并补充了经费。
１９２８年《中央日报》聘请田汉担任副刊《摩登》主编，每月编辑费300银圆，这成为南国艺术学院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后因《摩登》发表了揭露蒋介石宋美龄政治婚姻内幕的讽刺小说，田汉即被解职，南国艺术学院断了财源，被迫停办。接着两年内，田汉组织“南国社”先后几次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等地公演，推进了革命戏剧运动。公演的门票为6角—1银圆，经常爆满，以此收入作为南国社的经费。同时出版《南国月刊》。无论办刊物、办剧团、办学校，田汉都坚持了在野的民间性质：不依靠官（政府），也不依靠商（财阀），从而保持了独立精神。
从１９３１年起，田汉以“陈瑜”为化名创作了《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等四部电影剧本；１９３３年７月田汉和阳翰笙担任艺华影业公司总顾问，月薪２００银圆左右；又拍摄了《民族生存》、《肉搏》、《烈焰》等三部影片，写作了几百首歌词，其中有许多成为著名的电影插曲。
１９３５年春田汉被捕入狱，夏天在南京由徐悲鸿、宗白华等保释出狱。此后一年多，田汉又在《新民报》发表剧本、评论、诗歌、散文４０万字，共得稿酬１２００银圆，以维持生活。
他不甘寂寞，在阳翰笙等协助下，发起成立“中国舞台协会”，组织了几规模公演。为筹集1000银圆演剧经费，田汉曾向徐悲鸿借款600银圆。前两轮公演亏本，国民党中宣部表示愿意提供赞助，被田汉谢绝。他表示：“舞台上亏了本，自己从舞台上赚回来。”并将某官吏以个人名义赠送的300银圆全部送回。第三轮公演《复活》大受欢迎，连演１２场，场场客满，果然有了赢余。
１９３６年田汉在南京主持话剧《复活》公演，当时报刊上介绍如下——售票的迅速与经济方面的收入，也是开记录的。《复活》第一次演三天，共十二场。大概一圆的对号票，在临时是不能买得的。六角和三角的门票，开幕前早经客满。许多人冒着雨来，又懊丧着回去。有些人还要求买票立看。前后十二场情形都相同。支出是四千一百圆，收入是五千八百圆，计得一千七百圆。虽说有这么多赢余，然而还是穷，穷得帐目到如今都不能结算。这就是说，当时话剧演出的门票，通常分为大洋1圆（合今人民币30元）、6角（合今人民币18元）、3角（合今人民币9元）三个档次。每场售票约500圆（合今人民币15000元），座位大约100活》公演１２场，赢余大洋1700圆（合今人民币5100注：关于１９３６年《复活》在南京公演的盛况，有人写为“田汉在四十年代报刊上”（见李辉著《田汉——狂飙中落叶翻飞》第３页），这是错误的。４０年代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上百、上千倍。且４０年代抗战期间南京早已沦陷。］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田汉和阳翰笙离开南京。1938年抗战政府的军委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戏剧处处长，月薪法币300元。
田汉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他自己从来不曾提起，也不屑计算。夏衍回忆说：“不管他写书、演戏、办杂志、搞剧团，甚至于请客吃饭，在他心目中从来不考虑到钱的问题。有了钱，比如一本书出版了，拿到一点版税，就大伙儿用；用完了，没钱了，就大家掏腰包，买大饼油条过日子。有人说他们是法国的波希米亚式的文化人，有人说他们是原始者。”（引自夏衍《悼念田汉同志》）阳翰笙回忆说：“田汉精通日文，每天只要花上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翻译，就可以从中华书局获得优厚的稿费，生活得好一些；可是宁愿身上一文不名，跟大家一起睡地铺，吃大锅饭，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进步戏剧运动。”（引自阳翰笙《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郑亦秋回忆说：“每天他都是东奔西跑，搞联络、组织演出、排戏、写诗、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虽然那时他很有名气，写写文章就能得到许多稿酬，如果细心也可以积攒下不少钱来。可是，他天生的仗义疏财，口袋里经常是空空的。一旦他有了钱，不是倾囊帮助他人，就是交给演剧队充实大家的伙食。有时，为了给大家开伙食吃饭他甚至去典当。”（引自郑亦秋《我的良师益友》）
夏衍的经济生活
夏衍原名沈端先（端轩），1900年10月生于浙江杭州。１９１４年他１４岁，到染坊店当学徒；期满以后，每个月可以有2银圆的工资。１９１６年他进了中学，伙食费、书籍费、学杂费一共不到5圆。不久转入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５年制），１９２０年毕业，由学校保送到日本报考官费留学。先发预备费２００银圆（当时汇率中国1银圆圆），到日本的交通费轮船三等舱、火车三等座，一共只要几十圆。
２０年代初，留日学生每月官费６０银圆，折合７５日圆左右。日本的生活费用，在东京的小饭馆里，一碗汤面５钱（合中国４分银圆），一份牛肉盖浇饭１０钱（合中国8分银圆），所以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比较宽余，每月除了衣食住行以外，还可以买些书籍、日用品等等。中国公派留日学生每三年发一次旅游费，大约８０—１００银圆。１９２０年前后，日本出版界“圆本”流行，这是一种文史哲丛书，每月出版一本，每本定价1日圆。当时沈端先每月节省1日圆订购了一整套世界戏剧名著。
夏衍从东京学成归国后，１９２８—１９３４年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日文翻译者，主要依靠译书为生，译文稿费每千字２圆。他每天一清早起来就译书，坚持翻译2000字，每月译稿费１２０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４000元左右。这是一笔可观的固定收入。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间上海艺术剧社创立，第一次募捐经费大约２００多圆，其中陶晶孙捐款４０圆；沈端先翻译了一部日本小说，由潘汉年经手去换了２０圆稿费；郑伯奇、潘汉年各自捐款２０—３０圆，其他人也捐献了一些。１９２９年冬，上海艺术剧社排完了戏，到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的“白宫”小饭馆去吃饭，一客“两毛小洋”即“双毫”的银角子，仅合大洋1角注：6个“双毫”才合1银圆“大洋”。详见本书附录。）
１９３２年淞沪战役结束之后，夏衍从唐山路搬家到法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弄堂房子二层楼一开间半，他回忆说：“顶费不算贵，二百五十圆”（全年租金，约合今人民币8000元）。
１９３２年夏，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由洪深介绍，聘请郑伯奇（化名席耐芳）、钱杏邨（化名张凤梧）、沈端先（笔名黄子布）担任编剧顾问，每月每人致车马费５０圆；不久，艺华影片公司编剧委员会田汉、阳翰笙又聘请夏衍和周扬等担任艺华的编剧顾问，每月车马费30圆。加上每天译书的稿费，每年出书有上百圆法币的版税，编写电影剧本还另有酬劳，这样，夏衍每月至少收入２００圆，合今人民币７000元以上。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４日《救亡日报》发刊，由国共两党各出资5000圆作为开办经费。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夏衍结算了100多圆的版税。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偷走60圆（当时大米7圆一担160斤），这可不是小数。
总之，夏衍自己认为他在左联作家里面算是比较宽裕的。
阳翰笙的经济生活
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７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月初八日）生于四川省高县。１９２８年做地下工作时化名为“华汉”，１９３３年开始用笔名阳翰笙。
１９２３年春，２１岁的欧阳本义决定到北京上大学，得到父母的支持，卖掉家里积存５年的生丝（一年的可卖30圆大洋）和其他财物，又得到亲友的资助，凑足２５０圆作为川资和学费，９月抵达北京。
１９２４年夏天到上海，插班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名改为欧阳继修。后到广州黄埔军校，并投入北伐战争。１９２７年参加“八一”起义。
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由郭沫若建议、周恩来批准参加创造社的地下党领导工作。以后陆续发表文论与小说，主要以稿酬为生。这一时期的稿费收入估计为每月１００—２００圆。
１９２８年以华汉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４篇、中篇小说一篇、文章８篇；１９２９年发表小说６篇；１９３０年发表小说７篇；等等。１９３０年出版长篇小说《地泉》，１９３１年出版中篇小说《大学生日记》，１９３２年出版中篇小说《义勇军》，稿酬可观。
１９３３年９月跟田汉一起加入艺华电影公司，主持编剧委员会。薪金待考。阳翰笙曾特约黄子布（夏衍）、周起应等人担任艺华的编剧顾问，每月各致车马费３０圆。所以，阳翰笙的月薪估计为１００—２００圆。他编写了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赛金花》、《生之哀歌》、《逃亡》等。这一时期收入颇丰，每月共约２００圆以上。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９日阳翰笙被捕，１０月由柳亚子、蔡元培等营救保释出狱。随即开始用笔名为南京的民营报纸《新民报》写杂文、剧评等。１２月１日受《新民报》约请协助该报副刊《新园地》的编审工作，每周去报社两次，酬金每月６０圆。此后一年多内，在《新园地》发表文稿一百多篇，以稿酬和编辑费（每月共１００—２００圆）作为生活来源。
胡风的经济生活
胡风原名张光莹（光人），１９０２年１１月生于湖北蕲春县。１９２７年张光人担任江西省党务学校编辑员，月薪６０圆。这是在他的工薪收入中，目前可以确切查证的第一个数据。
１９３１年张光人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获得了半额公费（庚款补助金）每月４５日圆。
１９３２年张光人回国后到上海，被选为左联的宣传部长。这时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担任了《时事类编》的日文翻译员，不用上班，薪金比全日工作者少一半，月薪１００圆。他住进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一处西式公寓房，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书桌和一个五斗柜，房租每月20圆。早餐包给房主每月５圆，午餐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搭伙，每月10圆。为过冬做了一件深灰色毛哔叽的驼绒长袍，花了１０圆；这件长袍他穿了四年直到抗战爆发离开上海。
１９３４年新年他与梅志同居，住进巨籁达路（今巨鹿路）采寿里，房租每月１３圆。布置新房花费了50圆。家具有一床、一方桌、四把圆凳、一个书架。张光人的新家也成了左联领导经常开会的地方。有一天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焦急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圆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经常来借钱，很少归还。
夏天他们搬家到金神父路大兴坊，月租金１４圆。后来又迁居到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合大里二楼，前后两间，还有抽水马桶和电话，月租金只有13圆。
当时胡风夫妇日常生活开支大约每月７０圆，其中在内山书店购书十几圆。胡风常抽烟，抽那种１角钱两包的普通烟。
鲁迅叫胡风为英文刊物《ＣＨＡＴＯＤＡＹ》（今日中国）写篇文章介绍中国左翼文化，给了胡风２０美金稿酬，合国币８０圆（当时兑换率1美金＝4圆国币）。
不久胡风夫妇生了孩子，又雇佣一个娘姨。要居住舒适些，就在福煦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慈惠里找到一处大小两间厢房，有卫生间，上面还有小阁楼（供娘姨住）。为了付房租30圆，胡风每月要多写一万字（千字3圆）。实际上当时胡风每月稿酬１００—２００圆。居住条件比较好，曾请鲁迅全家来吃饭，也招待过其他作家朋友。
由于经济压力比较大，胡风夫妇又换了房子。１９３５年底搬到威海卫路云兰坊一处二楼带亭子间的房子，月租２０圆。不久又搬到英租界孟德兰路（今江阴路）找到一处弄堂房子，有起居室、卧房，还有楼上亭子间，月租金２０多圆。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去世后），生活书店出版《工作与学习丛刊》，每期编辑费８０圆，稿酬千字3圆。
１９３６年底，冯雪峰看出胡风的经济有困难，就提出要胡风全家搬到他租的房子去住。那是法租界辣斐德路颖村的一栋三层楼房。胡风一家住三楼，周建人一家住二楼，冯雪峰的妻子何爱玉带两个孩子住楼下。冯雪峰（时任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不要周建人和胡风付房租，这是胡风受到党的照顾。
周扬的经济生活
周扬（１９０７—１９８９），原名周起应，生于湖南省益阳县。１９２２年周起应在长沙念中学时，与同乡官宦人家之女吴氏结婚，当时两人都只有１５岁。岳母姓周，扬州人士，富有积蓄。从此直到１９３５年，岳母一直在经济上资助周起应夫妇的生活，每年赠与爱女吴氏许多银圆珠宝。
１９２８年周起应到上海进入大夏大学。一年多期间，周起应和亲戚周立波、表弟刘宜生以及两个同乡同学等都住在上海，他们的生活费用全靠吴氏供给，都是她用金首饰换来的钱。后来周扬曾经多次跟他的儿子周迈说过：吴氏“善良、无私、很少有的单纯。”（引自《周迈谈周扬》）
１９２９年周起应由吴家资助到日本留学，旅费大约１００圆。住在东京小石川区林町的国师馆，是两层楼的留学生公寓。每月生活费至少５０圆。那时日本左翼运动蓬勃发展，普罗盛行。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反扑，镇压了左翼。周起应因参加左翼活动被捕，在小石川警察署被拘留一个月，交保释放。
１９３０年他回国到上海，参加左翼话剧活动。他拜访了田汉，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左翼戏剧联盟（剧联），后来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１９３０年一直到１９３５年，每年周起应与吴氏都要回湖南省益阳县老家去探亲，同时由岳母交给吴氏一些银圆和珠宝，估计价值为１０００圆左右。在上海一家的生活费每月至少８０圆。据周起应与吴氏所生长子周艾若（生于１９２７年）回忆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有左联的不少人……”（引自《周艾若谈周扬》）
据夏衍回忆说：“１９３０年他（指周扬）只有２２岁，很年轻的。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店，看电影。……当时他的第一个夫人还和他在一起。她是从湖南来的，是益阳的。……他本人是搞话剧的，参加左联之前，最早是参加剧联的。他还演过戏。”
据王作民回忆：１９３３—19３４年之间，周起应与左联宣传干事苏灵扬（杭州人，上海光华大学一年级学生）秘密同居，由此开始使用假名周子扬、周志扬、周扬。又据苏灵扬自述：“１９３４年秋我和周扬结婚后，为了保证他环境的安全，我的社会关系除王作民外一概断绝了，左联的活动再也没有独自出来参加过，直到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引自《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
１９３５年吴氏又怀孕，周起应送她回湖南益阳县老家生育第三个儿子（周迈），然后单独又匆匆赶回上海。因为这时周起应与苏灵扬早已在上海秘密同居，苏氏且已怀孕。周起应不好意思再用吴家的钱财，因此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即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经常。”
１９３６年元旦，苏灵扬临产，阵痛已经开始，但家里没有钱住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个下午，晚上７点多才回来，总算从郑振铎那里借到２０圆钱，才解决了燃眉之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曾赠与周扬５０圆。后来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了，得到大约８００圆稿酬，他们的经济生活才好转些了。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周扬携苏灵扬及一岁的女儿，跟同周立波、艾思奇一行１２人从上海奔赴延安。
沈从文的经济生活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１９０２年１２月生于湖南省凤凰县。１９２０年前后沈从文一家移居芷江县。他的母亲卖掉故乡的老屋，换得将近１０００块银圆存入钱庄，交给沈从文经管。因经营不善，沈从文离开芷江前往常德县，住客栈每月花费１０圆（每天食宿费３角６分），由大舅每月寄２０圆接济。当时他曾往桃源县找湘西武装部队的贺龙，贺答应给他每月９圆的差遣费，但未果。不久沈从文在保靖地方部队当司书，衣食以外有月津贴６圆。
１９２３年，他支取２７圆路费，途中又借到１０圆，乘坐火车来到北京，到了前门车站，身上仅剩７圆６角。因为一时找不到职业，付不起学费进大学，所以在湖南同乡照顾下暂住学生公寓，勉强维持工读生活。这几年是他前半辈子生活最困苦的一段时期（虽然性质不同，但在艰难程度上可与后半辈子的“文革”十年浩劫时期相比）。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沈从文给郁达夫写信请求援助。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亲临学生公寓，邀沈从文在饭馆进餐，餐费１圆７角，郁达夫拿出５圆结帐，找回的３圆３角全给了沈从文。此事令沈感激涕零。
１９２５年５月，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担任办事员，月薪２０圆。这是他来北京两年半以后首次找到的职业。后来，他又担任《现代评论》的发行员。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间，沈从文的文章陆续发表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１９２６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刊载。３年内，他先后发表各类作品１７０篇。这一时期，沈从文认识了《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和他的女友丁玲。他们这些青年当时追求的初步目标是每月２０—３０圆的稿酬。
１９２６年他的文集《鸭子》由北新书局出版；１９２７年他的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从此他以著文的稿费和版税谋生，成为职业作家。１９２８年他来到上海，同时将母亲和妹妹接来同住。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三人联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每月编辑费有２００圆，各分得７０圆左右，另外还有稿酬。三人共同租赁上海市萨坡赛路（今淡水路）２０４号楼房，胡、丁玲及其母住二楼，沈从文及其母、妹住三楼，月租金２０圆，水电费１０圆，加上伙食、衣物，每月开支１００圆左右。除了办刊物外，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用于写作。
１９２９年１月，《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的创刊号出版发行，维持了两年，以亏本而告终。也在１９２９年，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请沈从文担任一年级现代选修课讲师，月薪１００圆。他的学生张兆和后来成为他的夫人。从此以后，他的经济状况好转，每月有保证的收入共计达到２００圆以上。
１９３１年秋，沈从文到山东大学任教，月薪１００圆。
１９３２年夏，他又到北平，和朱自清等人随同杨振声教授编写中小学教材和学生基本读物，月薪待考。１９３３年９月至１９３５年９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每周两期；１９３５年９月以后扩大为每周４期，由他与萧乾合编，每月编辑费１００圆。这些钱他多半用来接济青年。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夫妇和两个幼儿（一个不满３岁，一个不满3个月）分两路离开北平南下。
李金发的经济生活
李金发，原名淑良，１９００年生于广东省梅县。父亲曾在毛里求斯岛当华工，积攒了一些财产归国，家道小康。有２０多间房屋，每年春秋两季有３００—４００大洋收入，同时在外放债约有３０００多圆。
李金发６岁在家乡读蒙馆，每年学费３—年到香港去学英文，从汕头到香港的船票３圆５角。在香港住在一个木板房的客栈里，４人一间，每月食宿费１年从上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准备３００圆置装费和旅费。乘坐英国货轮统舱，条件恶劣，每人收费１００圆。到法国后进入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市立中学攻读法文，每月学费１００法郎（合１０块银圆或国币），同学有林风眠等；后来在巴黎学习雕塑。一间简陋的房子月租１５０法郎（合１０圆国币）；一顿比较好的中餐５法郎（合国币５角钱）。１９２０年开始写诗，将《微雨》、《食客与凶年》寄回国内，但没有稿酬。
１９２５年６月回国。原由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聘请他担任雕刻讲师，月薪１００圆，但因招不到学生而作罢。孙科邀请李金发担任孙中山陵墓图案评判顾问，车马费１００圆；继而又设计孙中山胸像，月津贴２００圆。当时寄宿在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白俄家里，每月房租伙食费共７年曾在武昌中山大院任教授，月薪２００圆；兼武昌美术学校雕刻指导，车马费５０圆。
１９２８年在南京担任大学院蔡元培院长秘书，月薪２５０圆。不久便辞职，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开办雕刻公司，名叫“罗马工程处”，同时每周去杭州３天担任美专雕刻课程，月薪２００圆。他最大的收入还是制作铜像。为安徽军阀马某作铜像得２０００大洋，为上海名人李平书作铜像也收入２０００圆，又制作上海南京大戏院３５英尺浮雕，得数千圆。
１９３２年到广州美术学校，月薪２００圆。制作武廷芳铜像得到定金两万圆，塑像完成后又得１００００圆。还制作了军阀邓铿铜像，得38000圆。李金发这时非常富有，迁居到广州东山区竹丝岗一座大公馆，月租金１２年全家到了南京，他担任孙中山铜像复选委员，月津贴７００圆。又制作了几个蒋介石铜像，共得1000多圆。此时收入不如在广州作雕刻收入多。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金发辗转经香港到达重庆，在外交部供职。此后脱离文化创作。
周巍峙的经济生活
周巍峙，原名周良骥，江苏东台人，1916年生。两次入私塾，8岁转入小学。父亲在上海曾为印刷工人，后投北伐军任文书。周良骥10岁（小学5年级）时随父母到上海，生活穷困而辍学。周良骥的二舅、上海《时报》记者戈公振接济他们一家。
戈公振让周良骥练习钢笔字抄写，介绍他到上海申报馆图书资料参考部当练习生，月薪10银圆；工作是做剪报及整理图书，收集各界名人资料。业余为小报撰稿，稿酬千字5角。
1932年在邹韬奋的《生活日报》社筹备处当文书，时年16岁，月薪15圆；后为李公朴当秘书。此外为《劳动季报》整理报刊资料，每月5圆；又为陶行知抄写稿件，每月也领取5圆。周良骥20岁前后打工收入每月30圆左右，以维持基本生活。他还经常花1角钱买门票逛“大世界”，养成对于戏曲、音乐的爱好。
1937年“八·一三”战事后，周良骥随从李公朴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不久参加八路军。
丰子恺出售漫画的“润例”
1935年3月20日出版的《太白》半月刊上，登有《子恺漫画润例》。全文抄录如下：子恺漫画润例
人间多可惊可喜可哂可悲之相。见而有感，辄写留印象。但记感兴，固不拘笔法之中西，设色之繁简，题材之雅俗也。嗜痂者频来索画，或装裱而悬之室中，或缩印而载之卷头。受属既多，知闻渐广，时接来函，惠询润例。今暂定数则，以副雅望：
立幅（高约二尺，阔约一尺）银六圆
横幅（长约二尺，阔约一尺）银六圆
册页（长阔各约一尺）银三圆
扇面银三圆
△ 复制者（如书报杂志插画等）另议。
△ 指定题材者另议。
△ 属画除扇面外不须寄纸。但来函说明属者姓名与住址，画件格式与款识。并请先惠润资。
△ 函洽者请用挂号信。收到信后一个月即将画件挂号寄奉。画洽者先给润资收据。一个月后凭收据向原接洽处领取画件。
△ 函洽处：杭州宝极观巷皇亲巷六号丰梦忍先生。
△ 面洽处：南京丹凤街一三四号陈子佛先生。
海梧州路开明书店华挺生先生。
海福州路开明书店陆仿游先生。
海河南路宁波路江南银行夏采文先生。
杭州旧藩署树花中学郑棣先生。
△ 本润例限用于民国二十四（1935年）年内。以后如续应则号订。二十三年（1934年）岁暮丰子恺谨订从这篇润例看来，当时已盛名于画坛的丰子恺，是很希望有人来购买他的画的；设了那么多“面洽处”和“函洽处”，固然是为了方便购买者，也是为了招徕生意。购画者，富于传统雅意者多购国画，具有现代气息者多购油画、水彩画，挂之于客厅，悬之于书房，是有一番情意。而丰子恺所售者是画“人间相”的漫画，依栏伫立的思女，临街叫卖的贩子，都可以入画，或裱之为轴，或装之于框，自别有一番滋味。从这份润例，我们还可以对照看看今昔酬金、物价的涨落，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润例中说的“银六圆”，当时就是大洋六块。那时也用纸币，纸币和银圆是可以通兑的。（引自《倪墨炎书话》，该文认为30年代的一块银圆约值今人民币70—80元。本书作者反复计算的结论是：标准银圆1圆＝今人民币30—35元。）
１９３０·小知识者的生活
我像海底捞针一样，在泛黄发脆的历史档案和旧报刊里面，探寻有关中国知识阶层经济状况的第一手史料。终于从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大公报》里面找到《一页家庭帐》，介绍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知识者的日常开支清单。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他的月薪５０圆（银洋或国币），相当于一个中小学教师，或者普通记者、报刊编辑的收入；年龄不超过３０岁。
“与其说他吝啬，还不如说他俭朴。吝啬也罢，俭朴也罢，总之他不肯滥用一分钱。虽然，在生活程度这样高的上海，真是不得不如此呢。”
去年新春他刚结婚，租用了新房，有了自己的小家。正月元旦，他备了一本新帐簿，并且立了一张每月开销预算表：
房租１０圆（２０％）
伙食费１１圆（２２％）
其中：米面３圆（６％）
菜金７圆（１４％）
火油１圆（２％）
衣服５圆（１０％）
30年代我国东部有一批名牌大学，已进入了教育科研现代化的行列，并且跟国际接轨；我国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质量，已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1930年我国共有高等院校85所，在校学生37566名；到1936年，高校数量增加29％即23所，达到108所，在校大学生增加12％，在校学生和研究生达到41922人，6年内高校规模稳步扩大。各校共有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独立研究机构有两个：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此外还有12所大学设立研究学部。（参看《1937年以来之中国教育》，原载《教育通讯》复刊第2卷第9期；又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12月出版。）但是，日军侵华战争，残酷地破坏了我国高教事业的发展。
我国108所高等院校的分布
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国的高等院校分布很不平衡。无论是国立（公办）、私立（民办或教会主办）的大学，多数集中在东部沿海的沪宁杭与平津等几个主要城市，以及若干通商口岸、富饶地区。战前全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就占46所，在校学生则占全国总数约三分之二。我国东部成为教育文化中心，可说是“一头沉”，极易遭受敌人攻击。
1936—1937学年我国的108所高校，其中42所综合性大国立13所、省市立9所、私立20所)，36所独立学院（国立5所、省市立9所、私立22所），30所专科学校（国立8所、省市立11所、私立11所）。按规定，综合性大verty）可辖文、理、法、工、农、商、医、教育（师范）八个学院lleg，凡具备三个以院的称为大但这三个学院必须包括理学院或农、工、商学院之一；不足三个学院的学校为独立学院）。共有师生5.4万人。
在108所高校中，因校舍遭受日寇占领、轰炸、破坏，大多数师生不愿意做亡国奴被迫迁移者，达94所，占80％以上；其中一部分合并或解散。留在原地者仅有14所，主要是一些有西方背景庇护的教会学校如北平的辅仁、燕京、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圣约翰、沪江、震旦大学等，以及在上海尚未卷入战火的“孤岛”外国租界地区的大同、光华、交通大学等。1937—1938学年，我国高等院校数目下降16％，减为91所，在校学生下降26％，减为31188名；也就是几乎下降到1929年的规模。
日军对我国大学的摧残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同时，还对我国的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进行有计划的摧残破坏。日军派出大批飞机，对平津地区、沪宁杭地区以及各地院校进行狂轰滥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首当其冲，横遭日寇蹂躏。故都北平沦陷后，日军即开进北大、清华，美丽的校园成了敌人的马厩、兵营、伤兵医院。北大红楼一度成了日军的宪兵队队部，地下室被用作囚禁爱国志士的牢房。北大的图书、仪器和教具大量被毁，仅此一项损失即达60万银圆之巨。（引自顾毓秀《抗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载《时事月报》第19卷第5期，重庆，1938年10月15日。）
南开大学成了日军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央通讯社当时从天津报道：7月30日下午2时，“日炮队亦自海门寺向南大射击，其中四弹，落该院图书馆后起火。”“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二十九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毁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附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
海在“八一三”连天炮火之中，由于光华大学是五卅反帝运动（1925）的产物，具有坚决抗日爱国的传统，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仇视之处，所以光华大学和附中校舍全被日寇焚毁，图书、仪器等教学设备损失殆尽。复旦大学所在的江湾正处激烈交火的战场，大学主体建筑简公堂、图书馆、体育馆和几座宿舍大都炸毁，“学校内外，尽成邱墟，无瓦全可言”（引自费巩教授《母校被毁简报》，载《复旦同学会会刊》1938年4月）。位于南市的私立大同大学校舍被日寇占据，约有十分之七的建筑物被陆续拆毁；国立交通大学的校舍被日本宪兵队占据。交大、光华、大同等校留在上海老家的师生，只能迁往“孤岛”（即外国租界，日本侵略军尚未进入的地区）勉强维持学业。
南京中央大学被敌机轰炸四次，校舍变成一片瓦砾废墟。日寇轰炸湖南大学时，以27架飞机分三队侵犯长沙岳麓山上空，密集投弹约50枚，其中许多是烧夷弹，图书馆完全轰塌，宿舍三栋炸毁，剩下残垣断壁，全校精华付之一炬（引自陈礼江《这一年的中国教育》，载《教育通讯》第40期，1938年12月）。浙江大学迁到广西宜山复课以后，突然遭到敌机18架轰炸，对浙大校园投弹118枚，师生被迫停课。武汉大学从抗战开始就迁往川西乐山，但是也横遭日寇飞机36架轰炸，炸毁并焚烧了大半个古城……
从1937年7月至1938年8月的一年内，全国108所高校就有94所遭到日军破坏，其中25所因损失惨重、实在难以恢复而被迫停办。
空前规模的学府长征
1937年8月13日，大上海保卫战即壮烈的淞沪战役打响了。经过三个月的拉锯争夺，11月12日，日寇占领了上海主要地区（公共租界除外）。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并向武汉逼进。根据国防政府的命令，华北、上海、江浙等地的七十多所高等学校，纷纷向西部内地迁移，继续“教育救国”的学业。
史无前例的全国大多数高校空前规模的迁移，随着国防军的节节撤退，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步迁往华中地区，如浙江大学先迁往江西吉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夏等校也奉命组成临时大学迁往江西庐山等等，接着几个月乃至一两年内又多次西迁。最后迁往“大后方”主要是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有少数迁往西北的陕西和甘肃……
平津地区的北洋大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等三校，先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北洋大学的情况如前所述；北平师范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清政府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师范学院；北平大学是留法学者李石曾在1928年实行法兰西式大学区制度时，合并北平几所专科院校创建的。这三所大学迁至西安市，与原西北大初建于1912年，因发展缓慢几次中断）合并，成为“西安联合大学”。1937年11月15日开学，临时校址设在西安城隍庙后门前省立中学内；院在城隍庙后街，法学院在通济坊，理工学院则同距城五里的东北大学在一处，农学院借居西北农专。
当时滞留平津地区的许多师生，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前来报到。但由于华北陆路交通被日寇封锁断绝，他们不得不向南再向西、向北绕道而行：冒着被日军搜捕的危险，先进入天津英、法租界，然后搭乘英国客轮经大沽入渤海，抵达山东的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一个大弯，再奔赴西安。先后到校学生1553人，教师159人。此外，李公朴带领的抗战建国教学团和丁玲主持的西北战地服务团都来到西安。
西安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决定再迁往陕西城固；4月3日临时大学接到教育部命令：“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院校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引自《西北大学校史稿》45—48页，《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240页）。
1938年2月中旬，战火焚烧到长沙，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始迁往昆明。人员分成两路，一路主要是女生及老弱病残，约有400余人，集体经粤汉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到越南海防，沿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外一路组织“行军”，由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团长，徒步前往昆明。参加行军者共240人，其中包括闻一多等11名教师。经过68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在4月28日胜利到达目的地，行程1671公里，其中徒步1300公里，穿越湘、黔、滇三省，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
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来的学生加上在昆明接收的少数借读生，共有学生993人。因为校舍比较紧张，联大分成了两部分：理学院和工学院设在昆明，借用昆华农校、昆华工校、昆华师范、昆华中学等处的校舍上课，称为联大本校；院、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称为联大蒙自分校。一个学期后，分校迁回昆明。1939年夏天，联大建起了占地120余亩的新校舍。这是100余所低矮的土墙、泥地、铁皮顶（有一部分是草顶）的平房和一些高一点的图书馆、饭堂。文、理、法商学院的教室、实验室、宿舍均搬到这里，后来成立的师范学院也在新校舍附近，工学院仍在迤西会馆、江西会馆旧址。至此，西南联合大学基本上有了教学场所。
其他一些院校也经历了类似的“学府长征”，例如——
浙江大学自抗战开始，随战局西移而辗转西迁。1937年11月自杭州迁往建德，1938年1月再迁往江西吉安、又到泰和，2月迁往广西宜山，1940年底最终迁移到贵州遵义。两年多以内五度迁居，跨越五省，行程2600公里。跋山涉水，千难万险，但浙江大学师生竭力创造条件，坚持上课。他们往往在迁抵临时校址后，于最短期内复课，延长学时，定期考试，甚至用取消星期例假、寒假及缩短暑假等办法进行补课。1939年2月5日，敌机18架侵入广西宜山，在浙江大学校舍上空盘旋，于40多万平方米内投弹118枚，造成惨重损失。浙大师生停课三天进行抢救整理，2月9日又照常上课。
中央大即南京大在被敌机轰炸四次之后，校本部于1937年10月初开始从南京往四川重庆迁移。该校牧场中有许多国内优良的牲畜种类，应当保存，但当时只挑选了有限的种类同其他物资设备，“鸡犬图书共一船”，沿江西上。学校当局对余下大部分优良种类则准备放弃。校方负责人在离校前夕向牧场管理人员交代，一旦南京沦陷，余下的牲畜如不能迁移就放弃，决不责怪。11月中旬，即南京沦陷的前夕，牧场管理人员把余下的牲畜用木船运到江北。接着，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美国猪，以及用笼子跨在这些牲畜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等禽类，在炮火声中，像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开始了几千里的长途跋涉。它们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到达宜昌转水运。最后，它们终于在第二年的11月中旬到达了重庆。这一段游牧生活，大约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据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教育杂志》第31卷第7期，1941年7月出版；又据《全国专科以校最近实况》所记。）
教重心向西部开拓
据估计，抗战期间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90％和中级知识分子的50％，从沦陷区迁移到大后方，我国文化科技教育重心明显地向西部开拓。
向西部转移的最著名学府，是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实际上，起初联合大学共有三个，还有“西北联合大学”、“上海临时联合大学”，但是后两者都是临时性的，“联而不合”。
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分为五部分：综合大在陕西城固县，学生800名），工学院（也在城固县，学生820名），农学院（在陕西武功县，学生500名），师范学院（也在城固县，学生500名），医学院（在陕西南郑县，学生20年9月分别定名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又把师范学院迁移到甘肃兰州，成为现今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就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奠定了，来自东部名牌大学的教师们作出了重大贡献。到1949年，西北地区已经有8所正规大学，包括从平津迁移过来的5所大学。
海的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也组成“临时联合大学”，先迁往江西庐山，后来两校分别迁往四川重庆和贵州贵阳，各自独立。
在西南地区，转移到川东重庆一带的有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中华大学等，还发展了重庆大学；转移到川西（成都一带）的有武汉大学、东北大学、齐鲁大学、光华大学、华西大学等，还发展了四川大学；转移到贵州（贵阳一带）的有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唐山工学院等；转移到云南（昆明一带）的有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悍然占领上海租界和香港等地，又一批高校和教会学校的师生西迁。……总之，抗战八年期间，我国文化教育重心向西，特别是向四川云贵一带转移。这些，对于我国西部内地的文教事业的开拓、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在坚苦卓绝、勤俭奋斗的漫长岁月中，学校师生的经济状况有了多少变化？日常生活水平如何？至今未见系统的研究。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那么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不能不对于他们的行动、思维、言论、著述乃至个性发展、风格和道德面貌等，产生重要影响。由此，若要理解知识阶层的人品、文品特点及其变化的轨迹，必须调查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对此专题作初步探讨。
青年学生几乎一无所有
柳无忌教授在《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一文中写道：在敌人侵略下，黄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两处的锦绣山河与城市相继沦陷，首都两度迁移。各大学也被敌人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奔波流离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洗礼而变得更刚毅，这是我们在大学内教书所引以为自满和自豪的。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引自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第307页）抗战时期不少家住沦陷区的青年纷纷背井离乡，来到大后方求学。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公立专科以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十一条。规定：专科以校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全额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实际需要决定。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缴还学校，其偿还期不能超过战事终了三年以后。（据《教育通讯》第3期，1938年4月9日）1938年，教育部规定贷金数额为“全额每月八元或十元”。1939下半年，教育部根据大后方物价上涨幅度，并“参考各地生活程度增加至每生十元至十六元不等。”1940年5月，教育部“以学生营养不足，影响健康至巨”再次要求提高学生膳食贷金，以保障“各地学生获得营养必需条件”为限。（据《教育通讯》第3卷第21期，1940年6月1日）
抗战中的教育及生活
1939年中央大学600新生中，留级和退学的占三分之一，能全部课程及格直接升级者，仅170人。生活困难，功课繁重，又缺乏好教授，是大多数学生学业程度比抗战前低落的主要原因。
大后方一般的大学生，最感缺乏的就是像样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中央大学搬到四川的50万册图书，为了怕轰炸，只有两万册破旧的放在外面供人阅览，而图书室小得只能容纳300人；四川大学迁到峨眉山，理学院的学生一年不能做实验；唐山交通大学在贵州平越开课时，没有任何仪器；西南联大的情形更糟，教学仪器大部收藏起来，学生看书和听课都要“抢”。宿舍无书桌，读书写字都要到图书馆去。联大的学生自己这样描写道：书太贵了，每晚要到图书馆去抢看参考书，许多人在门口等着开门，门一开大家就拼命挤，人小力小的就这么被挤出挤进才被人推了进去。一进门又得眼快腿快地抢座位，放好书又得挤到台前抢接书。听课则人多座少，也得抢……（见《战时青年》二卷五期）读学分、考分数，仍旧是大学生的天职。教授在讲，学生听、写、考试，一切照常轨进行。然而由于学校内迁到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不能不受艰苦环境的局限。
工学院的课程，因战时条件的困扰而造成更大的缺陷——以现在抗战期中的情形来说，因为自己出产水泥及钢铁量太少，所以很多建筑用木材及石料来代替。但在学校里对于木材及石料构造的课程虽有，然而太不注意了。……教授们的虚构设计及不令学生观察及研究实际的建筑物，真是缺点。同时于实际施工的情形，也多省略不说，这便使毕业了的学生在外面工作时感觉到与未读大学一样。（见《读书月报》第十二期）农学院的困境跟工学院差不多。四川大学农学院的园艺、耕种、病虫害、蚕桑等学科，一半是全讲理论，一半是理论与实习并重。但是所谓“实习”，仅止于画图、看显微镜、答问题。西文教科书则是几年前的舶来品。
40年代校园基本稳定以后，课堂座位仍是不够，宿舍没有书桌(根本就没有自修室)，画图室与实验室依然拥挤不堪，空气恶劣。设备是出人意外的简陋，甚至很多学校没有操场。至于其他的文化娱乐，等于缘木求鱼。……生活指数在不断上涨，学校制度不见改革，说不定我们“今后还要走上更悲惨的道路。”（引自《关于大后方的大学教育》一文，原载《中国青年》二卷九期，1940年7月5日出版。）
抗战期间小学教师们饥寒交迫
1940年2月《抗战导报》新一卷第5期，披露了当时大后方四川的小学教师在饥饿线上的生活状况。摘引如下：
他们的薪水，每年最多的是大洋券30—36元，其次是20—30元，再其次，甚至还不到10元。前两项是代表学校经费充足的高小校长及一般小学教员。他们的收入，除了这些微薄的“硬工资”以外，就没有别的了。
但他们的支出呢，最低有哪几种?到底需要多少钱?
在一般的学校，烟、茶、油、炭要自己出，笔、墨、纸也要自己出，衣服费、零用费、膳费当然更要自己出，其余还要应酬校董、乡人、朋友及医药用款。膳费在过去每月最高不过9元，现在却非15元不可。米价的腾飞，实在令人可怕：在抗战前每斗是1元左右，抗战后特别“六二一”大轰炸以来，就由1元、2元、3元一直升到4元5角，平均每人吃稀饭单算米钱就要9元，此外柴、盐、米、菜都涨价几倍。这样一来，教员由吃饭，转到喝粥吃番薯；由三餐不得不变为两顿，饿着肚子刻苦过活。
许多学校不得不提前结束，许多教师不得不回家取款或赊借来应付伙食。一个教师极力俭约，只顾自己的生活，就已入不敷出，无法维持，何况他们大批是贫苦的子弟，大部分有父母弟妹妻儿的系累，等待着他们赚钱去抚养呢!
在普宁一带，许多教师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他们没有钱又没有衣服，没有亲戚朋友也没有产业，只带来赤手空拳，带来一批妻儿弟妹！你想这每月不到10块钱的“硬工资”将怎样生活呢?有一个朋友，因为自己的薪水用光了，而家庭又很穷苦，父亲又很严厉，孩子又多，他害怕被家人谴责，结果虽学校放假了也不敢回家去。
一些经济支绌、环境恶劣的学校，更发生欠薪、歧视教师、侮辱教师等使人痛心的事情。他们简直就把教师当做奴仆，把学校当做养活“教书人”的收容所。学校现在还欠着期的教薪，如××小学不发膳费不发零星用款，教员饿肚子上课等都是例子。教师在一些对教育没有认识者的眼里，真是不值钱。
1940年2月16日《新华日报》刊载的《生活在雾中的小学教师》一文中说：愈是辛苦的人，愈不一定能得到应享的代价，25元钱一月在小学教师的待遇方面已经算得上是高额，普遍的月薪额都在20元以下，在川东拿18元、16元、14元是很平常的。川北最低的薪水只车费３圆（６％）
杂项１０圆（２０％）
其中：日用品４圆（８％）
交际应酬５圆（１０％）
娱乐１圆（２％）
储蓄８圆（１６％）
备用特别费３圆（６％）
合计５０圆（１００％）
他立好了这张预算表以后，自己看看，非常得意。他想每月至少储蓄８块钱，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开支，就可以有１１块钱积存起来；一年１３２块钱，放在银行里又可以生利。他觉得经济前途很光明。
房租１０块钱，住了石库门楼房的一层，有电灯、自来水，这不算贵。若是在繁华地段的房租要高出一两倍呐。虽然离开上班的地方远，每月要花３块钱车费，平均每天１角，乘坐两次公共汽车或电车，还是划得来的。
每月伙食费１１圆，合每人５圆钱粮食，大米每斤６—７分钱，共计买４４—５０斤米，先生吃饭多些，夫人胃口小点儿。７块钱菜金，每天合２角３分，还不到７０个铜元（当时上海市场上银圆是主币，铜元是辅币；每块银圆兑换200—300个铜元）。当时一两个铜元可以换一只鸡蛋。荤菜：猪肉、牛肉或者鸡肉每斤大约２角多钱，豆油每斤２角钱，白糖每斤９分钱，食盐每斤６分钱，青菜萝卜之类每斤２—３分钱，等等。
燃料１块钱可以买１５斤火油（煤油），每斤７分钱；烧饭煮茶都用它，合每天消耗半斤。
衣服每年６０圆是不能省的，鞋袜帽子都在内。夫妇每人总得置办两三套普通服装罢，每套１０圆以上，一双皮鞋至少也要５圆。
杂费也是不能省的：肥皂每块５分钱；寄信邮资本市３分、外埠４分；理发每次２角；娱乐费每月至少要１圆，随便看一场电影（当时又叫影戏）每张入场券２角或３角，每个月两人总要看两场，否则人生太枯燥了。上海滩的交际应酬费最难以捉摸。
参照：1933年上海工人生活状况
到１９３３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略微有所提高，通常为到一般约为２０圆。普通的工人家庭（双职工）年收入平均达到４００圆以上，比前几年有所增加。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十年内，大致上名义工资年增长率为３.１％，扣除物价上涨率２.２％，实际收入每年增加０.９％，市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种趋势到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战时经济政策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大为下降）。
至于专业熟练工（占工人总数的１５％左右）、邮电职工、印刷业技工、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年收入可达６００圆以月收入５０圆以，达到小康水平。生活消费明显增加，相当部分用于子女的教育费、服装费、娱乐费，以及居住比较好一点的住房。
中级职员和（大专毕业的）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专业作家、律师、一般演员等（通常称为自由职业者）家庭境况比较好些，四—五口之家月收入一二百圆以上者，可以住两三间房子，月租金２０—３０圆，伙食费４０—６０圆。常常雇佣一个女佣操持家务，女佣的开支除了供给一日三餐（约合６—８圆）、安排住宿以外，另给月工资４—５圆；每年需多花费１２０—１５０圆。这样的家庭逐步进入“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中坚。
１９３０年上海市产业工人数为２６３000人。周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工人数：无锡市为７万人，苏州市为６万人，宜兴市为１２６000人，武进市（常州）为１６000人，南通市为１３000人，镇江市为９000人，南京市为１８000人，杭州市为１６000人，芜湖市为１５000人……，共计约６４万人。总之，３０年代以上海市为中心，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现代工业区，为当时东方最大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一地区的现代中间阶层和产业工人的兴起，为当时新文化提供了革命动力和新鲜的血液。
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上海市社会局对于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进行了持续５年的跟踪定点调查。考虑到区域、行业、年龄、人口、收入、消费、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等项目，随机抽样３０５户工人家庭，共１４０１人，平均每户４.６２人，其中就业人口２.０６人；通常是一对３０岁左右的工人夫妻加上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平均“等成年人口逐日将他们的生活费记账，坚持数年，加以整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这３０５户工人的行业分布为：纺织业６０.３％，搬运业（以及行贩）１１.６％，机器及建筑业９.５％，饮食业７.８％，化学工业６.４％，其他水电业、印刷业４.４％，基本体现了上海各行业的比例。
居住区域比例为：沪东２１％，沪西４２.３％，沪南１８％，沪北５.９％，浦东１２.８％，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根据１９３４年出版的《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海市政府社会局编辑）所列出的数据，可以看到１９３３年一个典型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不妨与上述１９２８年的统计资料作一比较）：
1933年上海市一个典型的工人四口之家等成年人）每年生活费圆，合每月圆；也就是说，每个等成年人每月最低生活费为１１圆５角。基本生活费用分为五大类：日常食物５３.２％，房租８.３％，衣着７.５％，燃料６.４％，杂项２４.６％。这五大类，成为几十年来统计生活费用的基本项目。
1. 食物
家庭伙食费用每户年均圆，占总支出的５３.２％，也即每个成年人每天最低食物费用为２角钱。其中主食为：大米和面粉１２９圆；早点（大饼、油条、糍饭糕、包子、馒头等每个成年人每天最低早餐费为３分钱。蔬菜、豆类肉鱼禽蛋其中鲜猪肉每户年均消费为４１斤，水产鱼类年均５５斤。调味品（油盐酱醋、白糖、料酒等其他为５.３圆，例如水果、花生、瓜子、红枣、桂圆等。
１９３３—19３４年间上海市零售物价为：一号籼米每斤４鲜猪肉每斤２角８分—３角１分，活鸡每斤３角２分—３角９分，鸡蛋每斤１角７分—２角，豆油每斤１角２分—１角７分，猪油每斤２角７分—３角，食盐每斤８分—１角，白糖每斤１角８分—２角１分，等等。一个馒头（２两）价一分钱，上海人爱吃的大饼油条也是一分钱。
2. 住房
房租费用每户年均圆，占总支出的８.３％。在这３０５户工人家庭中，住楼房者６０％，平房３４％，草棚６％；每户平均１.６５间，平均每间两个人（或一大一小）。也就是说，每个房间都有一两张床铺，够拥挤的。铺设木地板的占６２.３％，一般是在楼房上；而平房多无木地板，水泥地占１３.４％，砖土地占２４.３％。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家没有专用厨房（灶披间），而在过道甚至天井（露天）里烧煤球炉子做饭、烹调。
3. 穿着
衣服鞋帽费用每户年均３４圆，占总支出的７.５％，这３４圆“仅仅够上层社会买一双高级牛皮鞋”。
工人家庭多半是选购廉价的棉布，由主妇自己做衣服，或者买来衣料请普通的裁缝制作。中等身材的成年人做一套单衣服装（长上衣长裤子）加一双布鞋，共用布２丈左右；一件女衫５尺布，一件男上衣８尺布；因此购买布匹的费用将近２年上海市零售价格，细布每尺９分—１角钱，棉花每斤４角５分—５角钱，线呢绒每尺１角４分—１角６分钱。所以，做一件单衣只要１—２块钱，做一套服装大约５—６块钱就可以了。
4. 燃料
燃料费用每户年均２９圆，占总支出的６.４％，主要用来烹饪和照明。烧煤炉的燃料以劈柴、煤球为主，烧煤油炉和点煤油灯则全用煤油。上海市零售价格煤油每斤１角1分，煤球粉每担（百斤）１角５分。只有九分之一的家庭有电灯。
5. 杂项
其他嗜好、教育、文化费用每户年均１１２圆，占总支出的２４.６％，其中茶叶烟酒费用为２０圆。香烟（普通的金鼠牌）每盒５分钱，每条４角８分钱；普通茶叶每斤３角３分钱。
教育程度：在３０５家的户主（平均年龄３４岁）里面，上过小学的有１００人，占３３％；受过初中教育的２０人，占７％，其他４０％的人所受教育不满一年。３０５户的工人子女中，仅有一个人是大学生，每年学费８０圆。
订阅报纸的家庭仅有１６户，占５％；绝大多数家庭保持敬神祭祀的传统习惯，每年花费４圆（锡箔费每户２圆）。从农村带来的迷信、愚昧等陋习尚有相当大的市场。
不同的产权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法律为什么因时因地而变？香港的立法程序为什么与台湾的不同？什么是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有宪法，另一些没有？为什么中国大陆要搞统战？这些都是深奥的问题。
但很奇怪，有时经济学者认为是高深莫测的经济问题，不懂经济学的却会认为是浅显之极。他们喜欢在这些问题上滔舷不绝地大发议论，过瘾之至，但他们的「解释」与科学无关。若问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为什么某法例被通过了？他们总不免雄辩地议论一番。但假若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他们的「理论」，我们通常只得出四个结果：
一）他们所说的是特殊理论（ad hthry），毫无一般性的解释能力；
二）他们说的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完全没有内容；
三）他们说的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valjudgt），与科学无关；
四）他们说的是谬论ss。
海耶克曾经花了不少时间解释这经济学范畴内的第三部分的问题，没有什么大收获。近二十年来，政制理论（Thryf thStat渐成为经济的一门热门学问，参与的高手如云，包括布格南史德拉贝加德塞姆茨等人，但都没有重大的收获。当然，他们其他的研究，收获是多而重要的。我自己曾在《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小书内创立了一个政制理论，自觉满意，但重视这理论的就只有高斯一人！虽然这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体制转变，但可靠的验证，还需更长的时间。
《经济解释》应该是我认真地写的最后一本经济学的书了。关于制度或政制的形成这个湛深的问题——所说的经济学范畴的第三部分——若要有大收获，我认为必须从合约的选择那方面做起。这是关于交易费用与合约的关系、公司的本质、组织的结构等问题了。这些应该可以扩展到国家、制度那方面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九八一年我走这条路，以理论准确地推测了中国的制度转变。虽然只这一次，不够说服力，但还是比所有的行家多了一次。
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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