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5
尾崎被送下坑道不久，马正禄和两个队员被放了回来。
马正禄一上来就说：窝囊！要是带着枪，便宜不了这帮小日本儿。
张学军说：马处长安全回来就是胜利，关队长，咱们带马处长和两个同志到医务室去检查检查吧。
马正禄说：不用，我们掉下去时，就擦破点儿皮儿。关键是有吃的吗？小日本儿他妈的那些军用食品真他妈难吃。
我说：我们下午刚打的黄羊子，已经让基地的师傅做好了。
马正禄说：那还等什么？走啊！
天黑下来，队员们点燃了篝火，所有人都来到一块平地前。吃饭前，我突然想起尾崎在医院向我要酒的情景，还有马正禄说的：小日本儿他妈那些军用食品真他们难吃。不由得心里一动，就叫上两个队员提了一桶黄羊肉和一些酒跟我下了坑道。
我们来到密道处，打开机关，确认下面没有人守卫之后，把食物放了下去。然后，我们悄悄地离开了。
上来以后，篝火晚宴已经开始。队员们穿着新警服，吃着肉，喝着酒，唱着歌，气氛非常热烈。
马正禄拍了我一下，说：小崽子，今天你算如愿以偿了吧？去，把警服换上，让大爷看看。
马正禄这么一说，我才发现，所有中队成员中，就只我一个人还穿着那身劳动布的工作服。
张学军说：走，我帮你把制服换上。就拉着我到了队部的帐篷里。
张学军递过来一套干警制服，我不解地问：我们不是经济警察吗，怎么穿干警的制服呢？
张学军说：我穿的不是干警制服吗？
我说：你是干警啊。
张学军哈哈一笑说：老弟呀，难到中队长就不是干部吗？将来我们的中队干部全要更换成干警制服，你的转干令也许等我们完成任务就批下来了。换上吧，还有这个。
说着，张学军手里变戏法似的，又多了一把带绔的“五四式”手枪。他说：这也是给你的。
我接过手枪掂了掂说：这家什就是不如冲锋枪来劲。
等我和张学军再回到晚宴上的时候，队员大声高呼：中队长给我们唱首歌吧！中队长！来一个！
我把碗里的酒倒满，然后高高举起来，对着大家说：今天，我很高兴，也很激动，不知大家的心情是不是和我一样。今天，我们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矿山卫士，担负起保卫矿山的重任。而眼前，就有一个很严峻的任务在考验着我们。我不想扫大家的兴，但我认为，把更美的歌声留在我们胜利完成任务以后，大家说，好不好！
大家异口同声喊道：好！
我说：既然大家同意，那就让我们干了这碗酒，庆祝经警中队成立，并预祝我们顺利完成任务。大家干杯！
等所有人都干杯之后，我又说：下面，请安监处马处长给我们详细讲一讲打虎山的情况。
马正禄就在人们吃肉喝酒的时候，把他所知道的有关打虎山的情况详尽地讲述了一遍。
他没有将老人们用来吓唬小孩子的那些故事讲出来，而是把他多年来搜集的资料告诉了大家。
他说：今天，我虽然没能了解地下仓库的全部，但是，根据我和关向波同志掌握的材料。以及日本人对我们比较客气的态度来看，关向波同志所提出的，和平解决问题的希望是很大的。但我们仍旧要做好两手准备，以应对无法预知的意外。在我和你们的国处长来之前，局里的领导曾为此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领导们之所以决定在此时此刻组建你们这支队伍，说明领导同志是充分信任你们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有心理顾虑，有我们的局党委和广大的矿工兄弟作为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到时候，我和你们的国处长一起为你们请功，局里的领导也将出席你们的庆功会。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大家有没有决心？
有！！！
接下来的两天，一切都很平静。那支训练有素的狼群没有再出现。这至少说明，日本人正在进行思想斗争，他们一时之间还拿不定主意。
马正禄在篝火晚宴的第二天早晨也离开的我们的营地，他们有一大堆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等待着他们回去处理。
天气正开始渐渐转寒，这时候的煤炭生产经过一个夏季的休整又进入了高峰时期。安全生产，安全保卫等工作也跟随着进入的一个紧张时期。
我们知道，如果能够抽得出人手，局里的领导是决不会让一支刚组建的年轻队伍来独当一面的。
张学军一有时间就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的队员，也能够理解这些，毕竟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经过各自单位的党委书记亲自审查的。我不能说我的队友们多么的优秀，但他们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一定工作的很出色。
有时侯，面对着这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队友，我会为自己曾经不安于矿井工作而感到惭愧。甚至感到不佩作他们的队长。
想归这样想。目前我所要做的，不是反思自己，而是要利用这难得的平静，从地面上对地下的方位、距离进行估算，完善我们靠做梦得来的地图上的标注，力求使每一名队员都能大体了解地下坑道的走向，方位。以备在执行任务时能够准确、迅速地到达中队给他们制定的地点。
这是一项难度很高的工作。首先，不能让日本人识破我们的行动意图，以免得给他们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其次，还要力求观测数据的准确性，以提高单兵在战术上的快速反应能力。
所以，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张敬国他们几个组长。
这天中午，基地的给养车刚走。一个值勤的队员提着那个我放在密道里的水桶来到中队部。
在水桶上，写着“要证据”三个大字。
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三个字的含义。我正和张学军商量由谁回去找日本人需要的证据的时候，警戒西部的队员带着尾崎进来了。
见到尾崎，我们都很高兴。
尾崎说：我们，小野君地请求，有病人，你们地救治。
张学军说：病人，有几个？
尾崎说：五个。
我问：你们的小野不是受伤了吗？他现在怎么样？
尾崎说：小野君地，伤地不重。但他不信心大日本皇军地，失败地干活。他地，顽固不化。
张学军说：我们会有证据给他和你的同胞看。请你把病人的情况介绍一下，我们也好有准备。
尾崎说：我们的军医，半年前地，死了。药品也没有了。他们五个，病地，很严重。
我说：这样的话，你就回去告诉小野，我们可以把病人送到我们的医院治疗。
尾崎深深地一鞠躬，然后说：这正是，我们地，想要地。啊哩嘎掏，高扎衣麻斯（谢谢）！
我让大力把留给我们机动的军车开过来，又带上三给护士和几个队员，在尾崎的指引下，来到了那个我和大力发现的出入口。
那里，站着两个持枪警戒的日本人。而那五个病人，则或站或蹲地等待这我们的到来。他们身上一身崭新的日本军服显得与这个时代极不相容。
我不由地想到这样一个字眼－－圣战。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这都已经过时了。
车停以后，我看见，眼前所有的所谓日本士兵（或叫武士），嘴小的年纪，也该有六十岁了。而且，因为长期的地下生活和营养不良，就连拿枪的那两个士兵都是一脸的苍白。
我想，如果他们不打响第一枪，我们这些孩子（相对而言）是决不会首先向这些老人开枪的。
小琴她们给在场的每个人都做了一下简单的身体检查，然后告诉我，那五个日本人确实患有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疾病，需要住院治疗。另外的两人，营养不良的症状也比较严重。
我把小琴随身携带的医护包摘下来，递给尾崎。尾崎把医护包交给那两个士兵，对我说：我地，留下，联络地干活。
我点点头，让队员们把病人扶上车，临到我要上车的时候，那两个老士兵突然给我敬了个礼说：谢谢，长官！
长官，听着那么别扭，那么滑稽。
我不禁苦笑着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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