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七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的农夫对书本知识一窍不通。正是出于他的命令，古雅典的哲学学派才被最后压抑下去。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的一座埃及寺庙，这座庙宇自从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侵入尼罗河谷之后己有数百年香火了。
庙宇座落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不远，从人类的记忆所及之时起，这儿就是朝拜爱西斯的圣地，不知是什么原因，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早已悲惨地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女神还灵光不灭。直到六世纪，这里一直是理解古老神圣的象形文字的唯一场所，为数不多的教士继续从事着在其它地方早已被忘却的工作。
而现在，随着一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文盲农夫的命令，庙宇和毗邻的学校变成了国家的财产，神像和塑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象形字书法家被投入监牢。等最后一个人由于饥寒交迫死去以后，具有悠久传统的象形文字工艺便成为绝代失传的艺术。
真可惜啊。
假如查士丁尼（该死的家伙）稍缓斩草除根，把几名老象形文字专家抢救到类似“挪亚方舟”的安全地方，那会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容易得多。我们虽然能再次拼写出古怪的埃及词汇（这全靠商博良的天才），却仍然理解不了他们传给后代的内在含义。
在古代社会的各民族中，这类事情不胜枚举。
蓄有奇特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整座整座刻满宗教文字的造砖场，他们曾经虔诚地疾呼：“将来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上帝的忠言”，那时他们是怎样想的呢？它们不断祈求圣灵的庇护，力图解释圣灵的律法，把圣灵的旨意刻在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他是怎样看待这些圣灵的呢？他们忽而虚怀若谷，鼓励教士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忽而又变成惨无人道的刽子手，人们稍微疏忽了如今早已无人问津的宗教礼节，就或有骇人听闻的惩罚降临在头上，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
我们派出了探险队去尼尼韦，在西奈的沙漠上发掘的古迹，译释的楔形文字书版足有几英里长。在美索不达尼亚和埃及各地，我们都竭尽全力寻找打开神秘的智慧宝库前门的钥匙。
突然，也完全是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其实它一直对人们敞开着，随时都可以进去。
然而，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是座落在阿卡达或孟菲斯附近。
它隐藏在丛林的深处。
异教徒寺庙的木柱几乎把它遮挡得风雨不透。
※※※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抢掠的对象时，接触了他们乐于称之的”野蛮人”。
他们的相遇并不愉快。
可怜的野蛮人误解了白人的用心，还举着长矛和弓箭欢迎他们。
来访者却用大口径手枪作为回敬。
从那以后，平心静气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变得十分渺茫。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一群信奉鳄鱼和枯树的肮脏懒惰的废物，任何灾难对他们都是应得的报应。
以后便是十八世纪的转机。让·雅克·卢梭首先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观察世界。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打动了，也掏出手绢加入流泪的行列。
愚昧无知的野蛮人成为他们最喜欢谈及的题目，在他们看来（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是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体现，三千年的**文明制度已经使人类丧失了这些美德。
如今，至少在特定的调查领域里，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了。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象在研究较高级的家禽，其实二者并无大区别。
一般来说，我们的辛苦总能换来果实。野蛮人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自我体现，他们只是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野蛮人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懂得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尼亚半岛的早期社会；对野蛮人深入彻底的认识使我们得以管中窥豹，了解人类在最近五千年内形成的很多怪异的天性，如今这些天性却深深地埋藏在一层薄薄的礼仪和习惯的外壳之下。
这些发现并不总能为我们的自豪感增光添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了解了自己已经摆脱了的环境，欣赏了我们已经完成的许多业绩，这只能使我们以新的勇气对待手中的工作，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对落伍的异族兄弟们要采取宽容态度。
这本书不是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奉献给宽容的书。
但是宽容是个很大的命题。
偏离主题的吸引力会很大，我们一旦离开大道，天晓得将在哪儿歇脚。
既然如此，还是让我用半页的篇幅，恰如其份地解释我所谓的宽容吧。
语言是人类最富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所有的定义都是武断的。因此无名小辈的学生就应该拜倒在一本书之下，囵为它的权威性已经被大多数能看懂该书的人接受了。
我说的就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二十六卷一○五二页这样写道“宽容（来源于拉丁字tolerar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
也许还有其它定义，不过就这本书的目的，我不妨把《大英百科全书》的话作为引线。
既然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把自己束缚在某个明确的宗旨上，我还是回到野蛮人身上，告诉你我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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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以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不过是几声简单的咕哝，原始人的自由只是在社会变得“复杂”以后才消失。
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在中非、北极地区和玻里尼西亚进行调查，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实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一句话，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在恐惧中求生，在战栗中死去。
对野蛮人的通常想象是一群红肤色人悠闲自得地在大草原上漫步，寻找野牛和战利品，而我所讲的却似乎和这种想象相差很远，不过这更接近于事实。
事情怎么会是别的样子呢？
我读过许多介绍奇迹的书。
但是它们缺少一个奇迹：人类能够活下来的奇迹。
这些手无寸铁的哺乳动物居然抵御细菌、柱牙象、冰雪和灼热的侵袭，最后成为万物的主宰，他们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做到这些的，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不过可以肯定一点，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单独完成的。
当时的人为了获取成功，不得不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在复杂的部落生活中。
统治原始社会的只有一个信条，即至高无上的求生**。
这有许多困难。
因此所有其它**都得服从于最高的要求——活下来。
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集体却至关重大。部落是活动的堡垒，它自成体系，依靠群力，为己谋利只有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才能得到安全。
但是问题比刚才说的还要复杂，我的话只适于可以看到的世界，但是在人类发展初期，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相比，简直不足挂齿。
为了充分理解，我们必须记往，原始人与我们大不相同。他们根本不懂因果法则。
如果我坐在有毒的常青藤上，我会责怪自己的疏忽，派人去请医生，并让孩子赶快弄走那些东西。辨明原因效果的能力告诉我，有毒的常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药止痒，清除毒藤可以避免痛苦的事情再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却迥然不同。他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世界中，过去、现在和将来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死去的首领变成了上帝，死去的邻居变成了精灵，仍然是家族中看不见的成员，步步陪伴着活着的人。他们与死人仍然同吃同睡，一同看守大门。是避免与他们亲近还是争取得到他们的友情，这是活着的人应考虑的问题，否则就立即会遭到惩罚。由于活人不可能知道怎样才能取悦于精灵，便总是害怕上帝把不幸作为报复降临在自己头上。
所以，他不是把异常的事情归结于最初的原因，而是归结于看不见的精灵的涉足。他发现臂上的皮疹时，不是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小声嘟嚷：“我得罪了上帝，他来惩罚我了。”他跑去找医生，不是去讨抵消藤毒的膏药，而是要一张符，还必须比愤怒的上帝（不是毒藤）甩给他的那张符灵验百倍才行。
至于使他遭罪的毒藤他却不予理睬，依然让它象往常一样生长。如果偶尔有个白人带来一桶煤油把它烧掉了，他还会骂他招惹麻烦。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一切事情都被认为是由看不见的生灵操纵的，那么社会要维持下去，就必须绝对服从能平息上帝怒火的律法。
按照野蛮人的看法，律法确实存在。祖先创立了律法，把它传授下来，这一代最神圣的职责就是把它原封不动完美无缺地传给下一代。
这在我们看来当然荒诞无稽，我们相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的改进。
不过，“进步”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概念，而低级社会形态的特点是，人们认为现状已经完美无暇了，没有理由再做什么改进，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别的世界。
如果上面所说的是真的，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律法和已定的社会形式有所变更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靠及时惩处拒不把公共条例看做是上天旨意具体体现的那些人，说得露骨一点，就是靠僵化的专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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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由此说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本意也不是侮辱他们，因为我马上要加上一句，在他们借以栖身的环境里，专横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他们一意容忍，用来保护他们人身安全、头脑纯洁和部落生活的许多清规戒律遭人践踏，便会陷入灭顶之灾，这可是最大的罪过。
但是（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又是怎样保护了一整套靠口口相传的条例呢？今天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的警察，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却仍然觉得连推行一点普通法律都困难重重。
答案同样很简单。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精明地估算出用武力不能推行的东西。
他们发明了“忌讳”（塔布）这个概念。
也许“发明”这个词有些文不达意，这类东西很少是一时灵感的产物。它们是长年累月的积累和实践的结果。不管怎样，非洲和玻里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出了“忌讳”这个概念，从而省去了不少麻烦。
“忌讳”这个词起源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如今的世界里也充满了忌讳，也就是不能做的事或不能说的话，譬如在吃饭时谈及刚刚做完的一次手术或把小勺放在咖啡杯里不拿出来。不过我们的忌讳都没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只是一些礼节，下会扰乱生活的幸福。
对于原始人，忌讳则甚为重要。
它意味着超然于这个世界的人或没有生命的物体，（用希伯莱语说）是“神圣”的东西，人们绝不能冒着即刻死去的痛苦或永恒磨难的代价谈论或涉及。对于胆敢违抗祖先意志的人可以大骂特骂，切不可表示冷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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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教士发明了忌讳，还是为了维护忌讳才产生教士，这是尚待解决的问题，由于传统比宗教更为源远流长，因此很可能早在男巫师和女巫婆问世之前忌讳就存在了。但是巫师一在世上露面，就成为忌讳的顽固支持者，以巧妙的手法大肆盗用这个概念，使忌讳成为史前的“禁物”象征。
我们第一次耳闻巴比伦和埃及的名字时，它们还处于忌讳举足轻重的发展时期。粗糙原始的忌讳并不象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那样，而是带有“汝不能……”这样字眼的戒律。它们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严肃的否定式准绳，就象我们熟悉的基督教“十诫”中的六条一样。
不用说，在那些国度的早期历史中，宽容的概念完全不为人知。
我们有时看到的宽容，其实是由于无知导致的漠不关心。
我们从没有发现国王和教士能够有一丝诚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同意别人履行“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成“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而现在这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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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说来，这本书的兴趣并不在研究史前的历史，或者研究按一般所称的“古代历史”。
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
在现代最伟大的新发现中，个性发现的荣誉应当归于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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