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川口，到好水川，再到定川砦。宋军三战皆北，西夏军三战皆胜。元昊指挥西夏军，每以设伏诱敌为惯用之计。“三大战役”中，西夏军无不是在首先了解战场敌我态势，把握战机，迅速占据有利地形之后，集中局部优势兵力，张网以待，掌握宋军贪功心切的心理，引诱其冒然进入口袋阵内。而后先以骑兵部队进行试探性冲击，目的在于打乱宋军阵脚，使其茫然不知所措。继则强弩如雨而下，再复以实施突然、迅猛的突击，一旦打开突破口，便迅速向纵深、翼侧机动，最后分割围歼。可谓组织协同周密。反观刘平、任福和葛怀敏三将，无不是贪功冒进，倍道趋利，致使部队疲于奔命，欲退不得，欲罢不能，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最后一旦遇伏，遭遇西夏军主力，便只能精疲力竭、仓促应战了。在对敌作战中，如果有利地形先为敌人所占领，我后于敌人而匆忙奔走去应战，那么，我便处于疲劳被动而易为敌人打败的不利态势。孙子曰，“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此三战证明，地形之利弊，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先敌占领有利地形，使自己处于以逸待劳的地位，无疑是争取主动，摆脱被动的重要一着。
再看整个战略层面，西夏充分利用广漠原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运动战中充分消耗宋军战力，进而窥得良机，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主动有次，先易后难。积极选择有利地形以深入，占据险要胜地以诱敌，打歼灭战，务求全歼。元昊又非常重视对宋情报工作，注意刺探军情，准确把握战场态势，作为指导对宋战争的依据。同时在外交方面，联辽制宋，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从中牟利。而宋朝方面，除了处处被动，命将非人之外，更深层次地存在着自北宋开国以来在军事上的积弊。
当日太祖鉴于唐末五代藩镇之祸，乃用赵普之计，开尚文贱武政策之滥觞。认为武夫是绝对不可靠的，兵权要掌握在可靠的文臣手中，便是赵宋开国以来的祖宗家法。如此，国家又承平日久，尚文贱武，猜忌武臣、轻贱军人，遂使军乏良将，营阙锐卒。
太宗更矫枉过正。变本加厉，以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续资治通鉴长编》）尚文，成了宋代的特征，以至于宋朝有“文宋”的别称。我们看一部《宋史》，有宋一代，上至宰相，下至知县，包括枢密院这样的主管军机事务的军事部门长官，多以文人充任。长此以往，以至于朝野上下，尚文贱武成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不仅文官瞧不起武将，就连文官改授武职，也被人视为“贻羞阀阅”的事情（《渑水燕谈录》陈尧咨事）。狄青是北宋时代难得的将才，在定州做副总管时，却还要被知州兼安抚使都总管韩琦宴会上的歌妓来嘲笑！（王铚《默记》）出于统御的需要，皇帝每每喜欢任用平庸无才、地位低、无野心、易驾驭的将领担任军队统帅，即是如此还要对武臣百般猜忌、防范，就是为了不出乱子。听话是最重要的，至于能否建立军功，那是次要的。宋代还有个十分奇怪的“阵图”现象。每次战前，皇帝必要为出征的大将“授以阵图”，在千万里之外东京皇宫中遥控的皇帝们甚至要求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军，必须按照他们的指示，按照规定的阵图来作战，在某一日安营布阵，在某一日与敌交锋，而全然不管接敌情况如何变幻。没有了主动权和主动性，尤其是临战之际，前线将帅自然要把皇帝亲授的“阵图”视为圣物，不敢有稍许改变，担忧“万一不捷，则若之何？”这样就宁愿打败仗，也不敢去擅改谕旨了。在他们看来，谨守皇帝的庙算，就是合格的统帅，其他皆非份内事也。长此以往，自然使为将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再者，国家承平日久，武将们也不是圣人，既然不能建功立业，不妨多捞些算了。聚敛钱财、贪污受贿、怠于政事、不亲军务，成了皇帝认可和鼓励的行为。这样的将军又如何能打胜仗呢？
由于不信任武将，则必然“以贼心防贼”，过分强调“分权”，而忘却一定情况下专权专责的必要。这就使得机构冗繁，官员庞杂，却人浮于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韩琦指责道，“沿边总管钤辖下指挥使臣甚众，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而不经训练服习，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恤”（《安阳集》甲集，《家传》卷2）。以“不经训练服习”之众，对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西夏精兵，无异以羊饲狼。兵法说，“卒不可用，以其将与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也。”就是这个道理。
再看那些文职出身的统帅。我国历来欣赏所谓“儒帅”治军，读书人打胜仗的也不在少数。但这并等于说书本知识就能解决一切，书生掌兵靠看几本兵书就能包打天下。宋代教育昌明，虽开设有武举，并办有武学。可完全没有选拔出堪为国家干臣的将帅之材。而那些文人，多数除了好为党争而不负责任，不切实际故作清流，专以文章斗其议论，在军事上的成就乏善可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是做几篇《不阵而成功赋》、《登讲武台观习战论》那样的殿试文章就能搞定了的（太平兴国三年的殿试题目）。我们可以看到，历任西北边防的军政长官，夏竦、范雍输了换韩琦、范仲淹，韩琦、范仲淹输了换陈执中、王沿和庞籍........屡战屡败，十出九败，无一例外的都是书生掌兵。范雍是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徒，他的继任夏竦，除了庸懦寡谋之外，还加上喜好声色和贪图享乐。至于那三战三将，更不足道哉了。只出了一个狄青，还被韩琦、文彦博所压迫，更被仁宗皇帝所猜忌。于是，“惊疑终日”，不久便“病作而卒”了。如此结果，必然造成武臣普遍不敢以国事、军事为重，严重地挫伤了国防军事力量。
再看士兵的待遇。在许多国家，从军都被认为是英雄之举，军人的地位很高。但在中国，长久以来却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为民间的一般共识。我们中国本是有“尚武”精神传统的，孔夫子的那个时代，驾战车、弯强弓算是“六艺”之中顶紧要的。而到了宋代，尚武精神几乎荡然无存了。吃粮当兵的，更要在经济上和人格上的遭受极端歧视。首先要在脸上刺字，这是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留下来的恶习，以前这是为了防止士兵逃亡，便于捉捕，但到了宋代这制度却一直没有废除。要知道脸上刺字那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侮辱，乃是出自上古五刑之中的“黥”。只有罪犯才会被在面额上刺字染墨，而为受刑人的终生标志。这种墨刑既是刻人肌肤的具体刑，又是使受刑人蒙受耻辱、使之区别于常人的一种耻辱刑。《水浒传》中无数好汉在犯了事之后都遭到过，但士兵并非罪犯，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勇士，如此侮辱，怎能让人有从军的勇气。除此之外，宋代军队因为可以从事商业活动（时谓之“回易”），所以许多贪婪的将领更经常役使士兵去做这些事情，挥来使去，令他们疲惫不堪。那时当兵真如同做牛做马一样，非但被当作无偿的奴隶来看待，而且更是受尽凌虐，最后连一份微薄的军饷都要被那些将军给盘剥。如此种种，叫人又如何能有从军当兵的愿望，即便被逼无奈当了兵，又怎能有意愿和战斗力来保卫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地主。终宋之世，士兵哗变不止便是例证。宋代军事的腐朽无能，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总根子了。
靠这样的军队，不仅恢复汉唐盛业的理想成为泡影，而且连保家卫国也几乎不能。宋与辽、夏、金的战争，往往是败多胜少，只有以“岁币”去换得屈辱的和平。结果，“岁币”又增加了财政困难，如此连锁反应便造成积贫积弱的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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