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宋夏合约的签订，宋夏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国际”形势出现了和平的曙光。“麻烦制造者”的西夏，此时也忙于内务，新君李谅祚由自己的舅舅兼岳父、国相没藏讹庞拥立承嗣，君位未稳，国柄由人，各方势力做激烈的政治角力。大宋朝廷经济实力雄厚，花钱买和平的手笔也足够大。西北边防暂时安宁下来，大家又熙熙然过起了安稳日子。但又一个困扰帝国神经中枢的大问题，却接踵而来了。
这便是继承人问题了。
仁宗曾经有子三人，长子曰晴，次子曰听，三子曰喷，可惜都是很早就夭折了。他深爱过的女人，蒙怨受屈的郭后，陪他度过余年的张贵妃也先后离他而去，到了嘉祐元年，仁宗已经要“知天命”了，仍无子嗣来传承赵宋家业。更要命的是，官家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了。这年春正月的一次朝会上，百官众目睽睽之下，“帝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只是“左右或以指抉帝口出涎，乃小愈”（《续资治通鉴·仁宗嘉祐元年》）。皇位到底由谁来继承，便成为朝野瞩目的重要议题。
按理说，谁来继承当今官家的皇位本是官家的家务事，外人不好插言，也不便插言。官家也顶忌讳这个。可儒家的先贤不早就说了，“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汉书·叔孙通传》）。这个就成为了关系到大宋江山能否保持连续性和能否稳定的大问题，家务事就不是家务事了，而是关乎王朝兴衰存亡的大事了。知谏院范镇率先上疏，希望仁宗“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族之尤贤者，优其礼秩，置之左右，与图天下事，以系亿兆人心”（《续资治通鉴·仁宗嘉祐元年》）。当时还是集贤校理通判并州的司马光更搬出了大道理，“储贰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则众心未安。夫细民之家，有百金之宝，犹择亲戚可信任者，使谨守之，况天下之大乎？”“司马牛”就是牛脾气，他还给范镇写信，“此大事，不言则已，言一出岂可复反顾！愿公以死争之。”范镇又向仁宗面陈，至于泣下，并且一口气连上十九疏侍命。朝野诸臣建言立储的奏章也渐多起来，连大名鼎鼎的御史中丞包拯也看不下去了。老包是向来不留情面的，铁了脸，直接就奏道，“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有些不高兴，反问，“卿欲谁立？”包拯说，“臣不才备位，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仁宗这回也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了，只能敷衍“徐当议之。”（《宋史·包拯传》）
为什么仁宗有如此耐心来敷衍臣工呢？因为他还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完全有那个“能力”。这古今天下，哪个男人甘心否认自己没有那种“能力”呢？这是男人的大面子问题，何况贵为天子的男人？他赵祯还有能力，对这点，老赵自己是有信心的。他的父亲真宗赵恒当年不也很晚才有了亲生儿子。嘉佑五年（西历1060年），新任宰相韩琦趁着换班子的当口儿，再次向仁宗建言。仁宗告诉他，后宫将有人分娩，姑且稍待。七月间，后宫贵人董氏分娩，又生一女，为仁宗第十三女。这下子可让韩琦抓住把柄了，搬出汉成帝无嗣立弟子的故事来，还把司马光、吕诲等人请立太子的奏疏也拿出来。丧失信心的仁宗只得把最后一张底牌亮出来了，对韩琦说，宫中尝养子二人，大者可也。韩琦请示名字，仁宗说就是宗实了。
宗实是太宗第四子元份的孙子，仁宗的堂侄。宗实的父亲允让就曾由仁宗的父亲真宗收养宫中，只是仁宗出生以后，方才送还府第。后来被封为汝南郡王，死后追封为濮安懿王，宗实是其第十三子。在四岁的时候，被仁宗收养宫中，由苗德妃抚育五年，送还王府。有这两辈的缘由，仁宗自然瞩意宗实，再加上韩琦的极力促成，嘉佑七年(西历1062年)八月，宗实被立为皇子，改名曙。此后半年，五十四岁的仁宗皇帝病死，遗诏皇子曙即位。是为宋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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