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危局，大批有责任心、有见地的士大夫纷纷勇敢地站出来，向“祖宗之法”挑战，提出各类变革要求。庆历新政，便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由于新政的不少措施，难免触及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因此遭遇到了很大阻力，不到一年便为之夭折了。庆历新政失败了，国家的各项危机却仍在加深。但是，由于范仲淹等人身体力行的楷模作用，积极参政的态度、忧国忧民的精神、革新振作的风尚，却已经悄悄而深远地影响到了士林风气。因此，“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陈亮集》卷16·铨选资格）。寻求变革，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士大夫阶层的公论，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符。这难免不会影响到那个同样胸怀壮志、奋发图强的年轻皇帝。
神宗即位，这位二十岁的年轻皇帝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即将崩盘的财政危机和巨大的国家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薄”，又“四年之内，两遭大故……所费不可胜计。”可以这样说，本朝所面临的所有危机，都在迅速向财政方面转化，并以财政危机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深感于此，朝中大臣们奔走疾呼，“财用不足，生民无以为命，国非其国也！”（《长编》卷209·治平四年正月庚申）年轻的神宗，不是时下热闹非常的愤青，他不能逞一时之快，去作**爱国主义者，不用脑子而是用**去思考问题。赵顼是个思维缜密、敬业爱岗的青年，他并不缺乏青年人固有的血气方刚、挥斥方遒，不缺乏热情似火、豪气冲天，不缺乏大干一场的胆识与魄力，他一样充满了建功立业的宏图大志和有所作为的雄心抱负。除此之外，他还特有一种年轻人中少见的稳健持重的秉质，而这正是极为难得的。这也许与他自小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有关。孔子曰，“过犹不及”。偌大的大宋王朝就像一间瓷器店，店中美丽而精致的瓷器具皆身价不菲，然而不巧的是一段时期以来店里开始闹起了鼠灾。老鼠们肆意横行，污染环境倒在其次，大开嘉年华晚会之余毁坏无数价值连城的贵重货品，就让店主东忍无可忍了。怎么办？噼哩啪啦，把所有瓷器，无论罐瓶缸碗统统砸碎，这样老鼠们必然因为再无藏身之所，自会立即逃遁他乡。可是，几代店主东一点点辛苦积攒下来的祖业，也将随之毁坏殆尽了。最为稳妥的法子，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赵顼首先所要做的，便是冷静分析产生问题的肇端，找出各类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有所针对性地、稳步渐进地解决问题，而不是把中兴祖业的雄心壮志，简单而不假思索地付之于具体技术操作中去。
这就是佳子弟的风格。研读历史、关注现实的朋友可不能小看这个东西。这些佳子弟出身士族高门，本身就是统治集团的后备力量。他们得天独厚的受教育程度最好、受家庭影响最为深远，洞悉当权派的内幕最深刻，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速度也最快。如果不流弊于吃喝玩乐、贪赃枉法的作“太子党”，而是能够真正读点儿书，自持紧一些，能够有志为民、有心为国，想真正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的话，他们往往是传统社会里面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者是成为很了不起的改革进步人士，甚至敢于为了真理变更祖法，造老子的反。好的例子，我们众多的革命先烈不说了，譬如近日访问大陆，开辟和平之旅、破冰之旅的连战先生也是佳子弟中的翘楚，赵顼，无疑便是这样一个佳子弟，他要恢复中兴，他要变法图强，他要除历代之弊、振非常之功、雪数世之耻。
踌躇满志的神宗虽然望治心切、建功情急，但他深知数代积弊良久，变法之事绝非克日可竟。作为青年皇帝的他还只有二十岁，以他现在的执政能力和见识阅历来主持变法，这样关系本朝兴衰荣辱的大事，站在历史关头的赵顼难免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青年人需要历练，他是担负千斤重担的材料，可以开始就担上去这么重的压力，只能是拔苗助长、适得其反。这就像有十年机关工作经验、正在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我，虽然28岁了，在这个年龄，我祖父已经是区委书记跟日本鬼子周旋了好几年了，搞个假设，让我到那个时候做个县委书记也许还行，可是领导全国抗战，单凭我现在的本事，再有年轻人的闯劲儿也未免太嫩！还是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变法，是中兴祖业、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搞不好，改革的步伐不顾及现实情况，不顾及人民的承受能力，迈得太大、太快，就难免因为触及和伤害到了整个社会各个利益层面的切身利益而引发社会动荡，危及统治基础。庆历新政，殷鉴不远。范希文、韩稚圭、富彦国，此皆王佐之才、当世人龙。新政伊始，亦有仁宗支持。然而，阻力还是那么强大，事情还是那么难办，最终不了了之。若要变法，要先有一批才德堪用之臣，特别是必须有一位有决心、有能力、有胆魄、有见地，又足够坚韧的宰执重臣来襄佐变法、主持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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