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熙宁元年（西历1068年），作为一个时间坐标点。朝野上下已经开锣亮嗓的，或者正游离于“出将”和“入相”上下台口之间的大佬们，按照传统的计岁习惯，其年龄大致如下：
赵槩：约七十三岁；曾公亮：七十岁；富弼：六十五岁；文彦博：六十三岁；欧阳修：六十二岁；韩琦：六十一岁；吴奎：五十九岁：唐介五十九岁。平均年龄为六十三岁，这个年龄在今天看来不算很大。但我们考虑一下古人的平均寿命，就能看出这基本是一个完全意义上高龄的“老人政府”了。
既然是老人政府，就必然带来老人政治的弊端。他们经过几十年的宦海沉浮，可以说受过良好的行政训练，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老成持重是他们的长处。但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变革，也是他们的老年病。像总设计师那样，晚年仍能力排众议主持变法的，毕竟在中国历史上独此一位。官场这个地方，让人跌跌撞撞地亲密接触了政治之后，难免使人不得不保守。特别是，老人家们到这个位置之后，功名利禄已经名实俱归了。本朝健全的福利政策，比如那个荫封制度又使得他们的子子孙孙、亲朋故旧也划到了既得利益集团里面。大家美滋滋的小日子过着，何必没事儿找事儿地玩儿变法呢？搞不好，那就是一颗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炸的定时炸弹。把定时炸弹交给总喜欢追求新奇、又爱轻举妄动的年青人，无疑是极其危险的。定时炸弹是一定要爆炸的，年青人拿这个做玩具，鼓捣响了大家伙儿可就一起炸上了天。还是太平盛世稳定，至于里面潜伏的危机，老官僚们不管，也没有心劲儿去管，他们是得过且过、行将就木的一群。变法在他们看来，只会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以及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带来不能预料的风险。于是，年轻的神宗皇帝，他的变法主张，在一开始就注定了会被过分持重的老人家们，看作是青春期里冲动孟浪的不慎重举措，而遭到老先生们吓唬青年人屡试不爽的法宝——“祖宗家法”，这方番天印的压盖。年轻有为、意在奋发图强的神宗皇帝，也显然明晰这点，进而对这群过分保守的白发阁僚们不大满意。
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只能通过下诏求治的方式，倾听朝野上下各方面新的声音，试图努力寻找到对于革新变法有兴趣的、潜在的政治同盟者。诏书下达后，大臣们纷纷进言献策。其中以两位履新的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意见最为典型。因为，只有这两个人才是满朝之中仅有的，已经准备好公布自己全套政治纲领和改革理念的政治家。要知道，他们是地道的政治家，而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头衔，只不过是他们第一职业的一种衍生兼职罢了。
这里有必要首先为读者做一个背景材料的分析，相信通过这种分析，大家就能够洞窥到两人思想背后深层次的某些东西，而不至于对两人做纯粹戏剧脸谱式的认知。
还是在熙宁元年——这个时间坐标点上，司马光时年五十岁，王安石时年四十八岁，两人在年龄上几乎相当，完全是同一辈人，不存在任何代沟的问题。
就出生和活动地域来看，司马光来自于北方抵御西夏的重要边防省份，永兴军的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黄河边上的这个县乡地瘠民贫，社会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各项经济增长指数历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王安石则来自于一个南方富庶的地区，江南西路的抚州临川县（今江西省抚州），临川为抚州首县，领有十七乡四镇，土地肥沃、民众富庶，唐宋经济重心南渡以来，这里的人口与经济增长指数发展显著。经济的发展，势必带动了文教的昌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介甫（王安石的字）要比君实（司马光的字）的家乡多得多；虽然，司马光考取进士比王安石早了4年，但由于父母双亡而丁忧的缘故，他们都是在庆历二年（西历1042年）开始他们的仕途生涯的。首次出仕，也都是从八品的签书判官。但君实由于得到了庞籍的赏识和父亲的老关系，很快便到中央任职了。而介甫从淮南到鄞县，到舒州、楚州、浙南东路，再到江宁府，他虽然也为一代名臣欧阳修所赏识，有多次作京官的经历和机会，但介甫似乎更专注于到地方上去做些实事，多次辞去京官的任命。由此可以发现，两种非常不同的地方社会和经济状况，在他们的经历以及日后的政治见解中的影响。
我们再看他们的社会背景和仕途经历。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出身于士族地主家庭，从他们的祖父那辈起，便由于优异的科举成绩，家族因此而开始兴旺发达开来。虽然如此，差异还是显著存在的。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很早便是朝中的高官了，因此可以通过本朝福利政策的荫封制度，使得君实在通过科举考试前五年，十五岁的时候便已经获得了官位。而王安石的父亲王益，终其一生也不过在地方官的职位上徘徊。介甫是其家族中第一个职务高于州长官、进入中央政府任职的人。再就学术经历和哲学思想来看，两人虽然都是儒家的虔诚信徒，都声称在极力维护儒家传统。但司马光遵崇《春秋》正义，惟汉儒扬雄是瞻。而王安石则遵崇《周礼》学说，服膺孟子。他们都不是面目可憎的儒学原教旨主义者，对于释老之道也不乏兴趣，两人作为学者的视野是相当开阔的，都不局限于经学和历史学的藩篱，他们的文学造诣亦不算浅薄，各种体例的诗词、散文、政论足可观瞻。在这方面介甫明显比君实的造诣高得多。当然，两人对待非儒学的文化保有的态度差别，以及个人资质的迥异，介甫更显得是一种采取中庸之道而近乎于折衷主义的精神，而君实则显得有些泛道德主义，他倾向于反对任何折衷的调和主义路线。同时，由于家庭对人本身的影响，他们对于“道”与“性”这一哲学层面的看法也大不一样。司马光相信每个人都有一种固定的天性决定了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无法改变现存的状态，所以每个人都必须乐于接受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早已安排好的固定角色，任何试图改变的行为都是破坏秩序的愚蠢行为，会打破稳定的社会平衡状态，带来一系列不稳定因素，造成秩序的颠覆。而王安石则相信人是由社会坏境塑造的，所以个人必须通过改造社会的办法以改造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状况。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