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改革的第一步，便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大局、修订财政法令的机关。这个新设机构的主要任务筹划财经新政策、变通旧制、发布新法，并能自择僚属，有较大的实权，是变法初期最为重要的指挥机构。虽然在这个新机构的创立上，神宗皇帝是按照王安石的要求进行调整的，但是具体到有关人员的任命上，年轻皇帝却是有所保留的。“相互牵制”的“祖宗家法”，自觉不自觉地还是被运用于此。
四位主要官员，王派人物和反王派人物各半。参知政事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旭）同领条例司事，吕惠卿和苏辙同为检详文字。时年四十九岁的王安石，三十八岁的吕惠卿；时年五十九岁的陈升之，三十一岁的苏辙，平均年龄43.5岁：45岁。王安石受过良好的职业训练，而陈升之也不乏丰富的行政经验，且“闽人狡险”（司马光如此评价陈升之和曾公亮，《续资治通鉴》），职务上也不让前者。
吕惠卿曾历任州、军幕职官，后任三司检法官、集贤院校勘等职。他的才学，早在仁宗嘉祐年间，就为文坛领袖欧阳修所嘉许不已。王安石也非常欣赏他，曾在神宗皇帝面前为其大吹法螺，“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宋史‘吕惠卿传》）”而对于王安石，吕惠卿也四处宣称，“惠卿读儒书，只知仲尼之可尊。读外典，只知佛之可贵。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师！”（《宋史‘神宗本纪》）两人在变法思想上是较为一致的，这也是王安石大力推荐吕惠卿最为重要的原因。
我们再看苏辙，大家都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父亲苏洵和哥哥苏轼不必多言了，年仅三十一岁的子由（苏辙的字），能够从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而得到皇帝的赏识超擢，他的才识学问也是得到神宗充分认可的。当然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王安石“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裨阖为事”（《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虽然评价得很恰当，但却道出了介甫和苏家兄弟政见不合，是两股道上的火车。但是，整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机关内部的政治对比还是有所偏重的。虽然，神宗把陈升之和苏辙放在这个新设机构里制衡王派人物，但也同时任用了王安石推荐的，编修三司条例官章惇和检正中书五房曾布来赞襄变法。官职虽然不大，却是变法机关里面的实质要害位置。由此，实力对比呈现为5：2，王派占了绝对多数。
从机构虽小却关系重大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创立和人员构成上，我们不难看出：神宗的确开始为变法改革迈出了第一步，虽然是非常谨慎的一步，但却是极为难得一步。一方面，在机构设置上，神宗为了变法改革的开展推行，按照王安石的思路新设了机构。不要单单看是一个新机关的设立，几个新人的任命。这里面，年轻的神宗皇帝其实要承担不小的压力。新设机构，会受到反王派大臣们以“冗官增费”为名的强烈反弹；此外，为保证新机构按照新办法的正常运转，就要给与王安石“专断”之权，让其自择僚属，这种有违祖宗家法的举措，无疑更要惹得朝野上下，乃至两宫太后的议论批评。说他“谨慎”，时讲这里面有很大的“权术”，说白了就是政治私心。权力这个东西，谁一旦掌握了就绝对不会轻易放下。尤其是在那个**的社会里面。因为，权力意味着一切。
约翰‘阿克顿（www.xiaoshuodaquan.com，1834—1902)说过，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化。这个“腐化”，未必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个贪污腐化的“腐化”。譬如在这里，北宋太祖以降，基于对于唐末五代历史教训的矫枉防弊，便产生了一种过犹不及的对权力的顶礼膜拜，我前面给它一个形容词——“贼心防贼”。其实，这就是一种对权力的病态的偏执狂（Paranoia）症状。尤其是掌权过久，孤独多疑，老年昏聩，发生偏执狂（Paranoia）的大独裁者，更会胡作非为。为着清除“异己”，那就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乃至要绿刀出子出来，扎你苦胆！当然，权力滥用，也是个绝大的政治艺术。我国古代秉承“外儒内法”的权术家们，和西方近世以来秉承“马基亚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的权谋政治家们（Machiavellian），都曾把这一项艺术发展到最高巅峰，而大独裁者们，都是这一领域里面的顶好学徒和最高国手，否则他们也吃不了这碗而饭。他们手段之高明，耍起来，往往令历史家，甚或今日我辈从政者，都拍案叫绝。在有宋一代，太祖和太宗，这两位祖宗，皆不愧是这一行儿里面的九段高手和掌门人。杨亿在其《谈苑》中记录了太宗的一段体己话，“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合当用心于此。”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一旦皇纲不振，朝廷内部必然滋生奸邪，使得权臣坐大，从而危及国家存亡。故而，宋代的整个中央集权制度，大体上就是在校正前朝弊政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朝廷之主要注意力便是集中于如何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夺之祸，如何防止人事、财政、军政等大权旁落，如何禁制百官间凭藉种种因缘相互朋比为党，如何消除地方上已在或潜在的割据势力，以致构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离心力量，等等。在整个朝廷人事工作的层面上，处处“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角”；诸般行政施设中，贯彻文武相制、内外相危、上下相轧的原则，都分明体现出其“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的良苦用心（《续资治通鉴长编》）。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当时高端决策层理性行政及其经验哲学的结合与折衷，体现着宋朝皇帝们基于那个时代而产生的“政治智慧”。正是这种政治智慧的高度运用，终宋之世，特别是在北宋九朝，赵宋官家几乎很少被权臣、阉寺、后妃、宗室、外戚、藩镇——这些曾经深远危及前朝盛衰的各种势力的困扰。这无不源于太宗以降，对太祖开国致治十七年间所一以贯之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核心精神的较好继承（《续资治通鉴长编》）。
在这个个案中，王安石此时虽然只是参知政事，却实实在在有“独相”之尊。神宗皇帝看重他的能力，赋予他极大的权力，甚至是开国以来、赵普之后前所未有的相权。很多人都被这种君臣知遇的祥和气氛所迷惑了。以至于认为，在北宋的七十二位宰相之中，论其得君之专、信任之笃，几乎没有能够与王安石相比拟的。马永卿在其《元城语录》中记载了刘安世的一段话，“（金陵）得君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必面折之，反复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朋友，独裁者是孤独的，他是不需要朋友的！独裁者需要的是奴才！这是历史通例。权力的魔法使然，君臣之间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真正信任关系的“朋友”关系。而只能是且用且疑。历史上诸多元勋功臣，虽然当初都是恩宠无比、显赫一时，但善始善终、常保富贵者却寥寥无几。所以，所谓“兔死狗烹”、“伴君如伴虎”的俗语，真可谓冷心铁面、血迹斑斑的经验之谈。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冷酷的事实，历代才会出现那么多的优美文字，来慨叹君臣知遇之难。明君与贤臣的知遇，绝对是极少看到的个案。那怕是唐太宗与魏征这对儿活宝君臣，那样蹩脚的双簧也不多见。要知道，君臣之间由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的潜在紧张与对立关系，乃是**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大家如果仔细看刘备和诸葛亮那段“如鱼得水”的千古佳话，其实刘备还是不信任诸葛亮的。白帝城托孤，刘备临死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话背后的具体含义，读者朋友看后不知如何感觉。但笔者入仕以后，每每读到这段《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就会后脊梁沟儿冒出冷汗。刘先主不愧是枭雄级的政治人物，不但曹操佩服他的权谋，在这里，我也要表示一下我对他老人家的敬意。临终之时，竟然还能玩儿出这样的高深手段，彻底封杀曹丕那种无君无父的“第三条道路”，让诸葛武侯感激涕零，用余生心血去殚精竭虑地实现“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承诺。至于有清之时雍正一朝，世宗胤禛与李卫、田文镜、年羹尧的那种“千古君臣知遇榜样”，并不能丝毫“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倒是，“莫不如是，李绂、甘汝来头莫望在顶上！”（《雍正朱批谕旨》）才是率性而为的真正心底话。王安石毫不客气地对神宗“面折之”，“反复诘难”地让官家下不了台，“使人主伏弱”，颜面扫地。这不会不使人主心里别扭，产生孰君孰臣的疑问。神宗皇帝是年轻不假，但年轻不等于少不更事，更不等于没有尊严。要知道，年轻的赵顼毕竟是本朝皇帝，他不但有人主的尊严和面子，更有着与他那个年龄不太相符的较深的城府和心机。王安石的这种做法，不会不付出代价。但还不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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