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个身着全套军服的家伙，李保长不知该说什么好。虽然军装、军帽、军鞋、绑腿都符合标准，但在这方圆百里无人不知，陈家驹根本就没当兵——虽然李保长为了让他当兵已经辛苦了半个多月。
之所以要抽陈家的丁不是没有原因的，自已治下的一、两百户人家中，自个直亲不能抽（抽了要被骂死），与官面上朋友相关关的人家也不能抽（彼此有事儿都得照应着），家中有余粮的人家可以抽但不能抽（这是敲钱的主要目标），剩余下来的才是可以抽的。因长期打仗，湖南成了兵员补充的主要基地，到这个时候，陈家驹本在劫难逃（能抽的都抽完了，能敲的都敲完了），不曾想扑了半个月的空，正要抓他父亲抵押时，他居然找上门来。让保丁把他抓起来送去当兵？当然可以，陈家不过一户普通农户，没什么背景，应该不会有官面上的麻烦。但是，他这身军服从哪儿来的呢？捡的（你见过路边有整套的军装可以捡吗？）还是买的（陈家穷得连绑腿都买不起）？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有一个当过兵的人在陈家驹的背后撑腰，由于附近没有军队驻扎，那这个人只能是逃兵！一个带着全套军装的逃兵不会忘记带枪的，枪在哪儿？一想到这里，李保长就有点儿冒冷汗。不抓眼前这个人的丁，如何完成上面的任务呢（完不成任务这保长也就当到头了）？可抓了的话，谁知道那把枪会从什么地方给自己一下子？
从表面上看，陈家驹一幅洋洋得意的样子，可他的心跳得厉害，表哥说穿上他的衣服吓吓李保长，吓住了，放心地回家种田，吓不住就老老实实去当兵，总在外面躲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在外地也可能被抓。陈家驹表哥从军队逃回来时可谓是一路顺风（没人敢向一个全幅武装的士兵问话的），回来后不久就把枪、子弹卖了个好价钱。当陈家驹到表哥家躲丁时，表哥就让他试试‘空城计’，反正结果也不会更坏！
1939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对抗战期间的保甲制度有具体规定。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在实行时采取了有弹性的办法，规定“甲之编制以十户为原则，不得少于六户，多于十五户”，“保之编制以十甲为原则，不得少于六甲，多于十五甲”，“乡（镇）之划分以十保为原则，不得少于六保，多于十五保”。保设保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保国民兵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国民党政府对保甲长人选极为重视，力图通过保甲长控制民众，“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
保甲制的实质就是联保连坐。联保是各户之间联合作保，共具保结，互相担保不做通共之事；连坐就是1家有“罪”，9家举发，若不举发，10家连带坐罪。国民政府内政部曾专门发布过一份连坐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是：出具连坐切结时，由户长签名盖章或匣押，一式两份，正结存县，副结存区。各户如发现另户为“匪”、通“匪”、窝“匪”等情，应立即报告，如隐匿不报，便以“庇护罪”或“纵匪罪”论处。抗战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整理川黔商省各县保甲方案》中修正了上述具给的做法，改为不具结而连坐。即各户不必签名具结，但如发生甲内居民有通“匪”、为“匪”等情，一经审判机关查明，对同甲各户立即予以连坐处分。在该法的说明中提出上述变动的理由是：同甲各户因贫官不同往往不愿联保具结；而愿意联保具结的各户则往往素来关系密切，某户如有非法行为，同结者必不肯告发，“故不如使同甲各户共负联保连坐之责，不另具切结，只须于各户门牌内加以说明”。
1934年2月5日，蒋介石提出了“教、养、卫”三字。1936年5月16日和1937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他又增加了“管”字。“管、教、养、卫”分别表示了管理、教育、经济、军事四方面内容。陈立夫在《地方建设问题》（1941年4月）中解释说“管”即自治治事，“教”即自信信道，“养”即自养养人，“卫”即自卫卫国。蒋介石先生的解释最让人听得明白，他认为“军事化是我们今后要推行自治实行主义根本精神所在”，“军队组织就是人类一切组织的最高范型，而一切的社会组织，可以说都渊源于军”。
民国政府对保甲制寄望极高，但收效甚微，究其根本是“一般公正人士多不愿担任保甲长，一般不肖之徒又多以保甲长有利可图，百般钻营”，“正人不出，自然只有坏人的世界，良好的制度也就变成剥削人民的工具，因此民众怨声载道”（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务人员语）。
李少风当上这个保长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当得知范家、郑家都不愿意当这个‘保长’时，就想尽法子拉票、买票，几乎耗尽半幅家财，终于坐上这个位置。事实证明，他赌对了！他为了这个位置所付出的一切，只要通过‘抽丁’敲诈个三五家就捞回了全部投资。传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事实证明：“三年清知府，不及保长抓壮丁！”
经过再三思虑，李保长觉得不值得为一个壮丁冒生命危险（现在的身家实在太厚），就很大度地自顾自的喝茶，只当没看见陈家驹。陈家驹在保所晃了大半个时辰后，发现保长大人最终也没下令抓自己，终于放心地回家种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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