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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涂上“男性色彩”不止桑德斯一个人。提姆·奥布赖恩在他关于特种部队女杀手的记述中，提到玛丽·安在开始扛枪、扔手雷后身材发生了变化。她的身体“有点不像自己的了——原先柔软的地方现在变得太硬，太厚实……声音似乎也变了，声调低了许多。”提姆·奥布赖恩，《他们那代人》（纽约，1990），页101。战斗在身体和性格上留痕的例子二战中也有。1945年时，梅根·卢埃林·麦卡姆利（英国本土防卫后备队的积极成员，自己说最恨针线活）回忆起所在部队中女兵南希·布朗的故事。列兵布朗，单身，来自格拉斯哥的贫民窟，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传统上女性在军队里的活计她是做不了了，因为对家务她“一窍不通”。布朗生就一副好身板，大大咧咧的，于是只能铲煤、挖沟。她“喜欢和男人一块干活，没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适应。她是他们的‘伴儿’，但这样说没有任何性的意味在里头，”麦卡姆利说。列兵布朗很快就厌烦了铲子，没告假就走了，从此再没人见到过她。一天，麦卡姆利去电影院，当认出屏幕上“英勇的游击战士”就是布朗时不禁大吃一惊。她心底一阵骄傲，脸也红了，自此知道布朗“必须生活在危险中，这我们都做不了，本土防卫后备队也没法满足他。”麦卡姆利真想大声说：“那是我的姐妹啊，是后备队的一员！”梅根·麦卡姆利，“无假缺勤”，收《“不值班”：军人的诗行和故事选——（英语演讲协会）战争服务妇女俱乐部成员作于切斯特斯坦利宫》（切斯特，1945），页44—46。麦卡姆利急促的叙述很多论者可能不喜欢，也正是这些论者看不惯列兵布朗这样不会做家务的女人。实际也是，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种“男人婆”说成是变态，是同性恋，“只有法国大革命才熏陶得出来的怪物”。威廉·福斯、塞西尔·吉拉提，《西班牙角斗场》（伦敦，1938），页304。另见玛格丽特·格里菲思斯，《穿军装的黑兹尔》（伦敦，1945），页95及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94。
女兵的支持者自然要反对这种粗俗的指称，这样的成见不仅无利于士气（它会让本土防卫后备队的女兵忙于关注自己的女人味或生殖力，从而会影响战斗效率），而且会影响征兵。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94—95。他建议部队开设基本卫生课，这样女兵就可以宽心了，知道其他人也会在服役期间怀孕（“以表明绝育不是战斗的当然组成部分”）。妇女部队的女发言人总是一再强调她们对传统女性价值观的认同：部队不会把她们“男性化”，反会重申其女性特质。海伦·格温·沃恩夫人1941年被免去本土防卫后备队总管的职务，就是过于直白地认同“男性”价值观会得到什么下场的最好例证。表面上看，沃恩是因为年龄原因离职的（她已经六十多了），但她的继任者莱斯利·惠特利夫人却有着不同的说法。据她说，沃恩之所以逐渐不受欢迎，是因为“她浸渍了太多的军队精神，以至想不通为何不把女性当做男性对待”。而她自己的观点正好相反：“我们首先是女人，应不顾一切保持女人的品质。”在这一点上，惠特利甚至有点走极端：她在自传（1949年出版）中反复说自己不会使步枪，且再三跟读者说，自己“对手枪有很大的戒心”。莱斯利·惠特利夫人，《幸存的想法》（伦敦，1949），页20。
女性部队的“女人味”也在其他宣传家的嘴边提及。J．B．普里斯特利等作家就曾受人之托，撰文反驳女兵会被“去女性化”的说法。在《英国女性走上战场》（1943）中，他反复强调摸枪弄炮的女人自有其韵味。他告诉读者，在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中服役的女子在鱼雷快艇上操作机枪时都戴着“非常女性化、非常漂亮、别致的”帽子。他的原话是：
这也是我们这个奇怪时代的一大诱人讽刺了，一位皮肤白皙、若有所思的少女，那神态好像在痴视着春天树林里的丛丛圆叶风铃草，谁曾想她正在为一次危险行动作准备，正要在敌船的舷侧炸开一个大洞，把船上数百人送上西天。J．普里斯特利，《英国女性走上战场》（伦敦，1943），页24。
罗伯特·威廉森在为妇女志愿预备役辩护时一语点破：这些女性“把对家庭生活的爱好带上了火线”。她们既不是“一群亚马孙女战士”，也并不“古怪”。罗伯特·威廉森，“女性动员”，日期不详（二战）。他指的是妇女志愿预备役。
有一种看法更合女兵心意。它没有含沙射影，说女战士“其实不是”女人，而是指出，正是因为她们极具女性气质才杀得了人。虽然不时被人嘲讽，常是别人害怕的对象，女战士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有着很高的社会声望。几乎没有人怀疑，女性在为了保护丈夫、情人和孩子时是不惜去杀人的。和平主义者认为女性下不了手，因为她们有母性。同样，在解释她们为什么能下得了手时，也要回到她们的母性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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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女性在保护弱者时会显现出进攻欲的观点，大多源于当代心理学，尤其是本能学说。该理论认为，男性之所以敢去杀人是因为他们有“杀手”或好战本能，而这是在若干世纪的战斗中进化得来的。在这个层面上，本能学说让论者可以轻松解释战斗为何要把女性排除在外：因为进化的原因，女性根本不具备这一本能，威廉·麦克杜果说。威廉·麦克杜果，《社会心理学入门》，9版（伦敦，1915），页59。克莱德·B．穆尔在“战争的心理学方面”（1916）中持相同观点，他指出自古以来就是男人在打猎、争斗，而不是女人。不仅人是这样，“高等动物”亦然，如水牛、野马、驯鹿和猿猴。因为缺少这种本能，所以女性比男性矮小，不如男性强壮。克莱德·穆尔，“战争的心理学方面”，《教学法研讨会：季刊》，23卷（1916），页141—142。但他们有一点自相矛盾，那就是女性虽然没有“杀手本能”，却另有本事可以助她们杀敌——母性本能。随军当牧师、同时也是业余心理学家的W．N．麦克斯韦尔在一战刚结束时就认识到，许多女性本可以上阵杀敌，“因为她们有母性在，有一种保护人的冲动，有一股柔情，一看到伤员或听到暴行，这种本能就会被激发”。W．麦克斯韦尔，《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战》（伦敦，1923），页49。“原始的**居女人”在受刺激后是会去拼杀的，麦克斯韦尔说。本土防卫后备队的海伦·格温·沃恩夫人非常支持这种观点，她说与男人相比，女性虽然更可能“止于伤害别人”，可一旦必须保护自己或孩子，或有弱者处于危险中时，那这种不情愿就会立刻消失。海伦·沃恩夫人，《从军》（伦敦，1941），页138。
这种好斗的女性特质反映在女兵杀人上，会有种独特的“风格”。在这点上，文学叙述特别到位。在弗雷德里克·塞德莱尔·布瑞亚坦上尉的小说《步枪加刺刀：布尔战争纪事》（1900）中，几位勇武的男子和一位叫艾琳的羞怯女子被围困在一个小木屋里。他们中一个人给了艾琳一杆枪，转眼间就有一堆非死即伤的布尔人“挡住了通向这座家常英式花园的道路”。其中一名叫弗兰克·拉塞尔的男子“声嘶力竭地”为之辩解，说“杀了这么多人固然不好”，但“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更何况我们是为正义而战”。血战之后，艾琳在压力之下突然垮了，昏了过去，嘴里嚅嗫着“我再也不想听他们的呻吟了！”在她缓过来之前，作者插进了一段关于女性和战斗的讨论，提醒读者让一个“易受惊吓、温文尔雅的女子去摆弄步枪，还要用它去杀人”，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布瑞亚坦指出
这么一场恶战，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力气啊，她竟然挺了下来。但战斗一结束……她见到了伤者，听到了他们的哀号。眼前的悲惨景象和平日里听不到的哀吟，让她一时不知所措，昏了过去。
小说中的人物在对布尔人大开杀戒时可没有心慈手软。但女性的敏感并不能盖住她们胆小的事实。后来，有感于父亲和那两名英国男子的“大无畏精神”，艾琳拒绝了布尔人为她提供的安全通道，而是选择了继续战斗（“和许多布尔人算总账”）。陆军弗雷德里克·布瑞亚坦上尉，《步枪加刺刀：布尔战争纪事》（伦敦，1900），页196—197及206。这样，艾琳就成了英国女性的代表：在殊死战斗中，她既有男人的勇敢，论敏感也不比任何“真正”英国女人差。
这一理论更深的一层在于，男人打仗是因为意识形态（弗兰克·拉塞尔所谓的“光荣事业”），女性拿起武器是因为不能忍受和她们信仰的男性分开（艾琳就不愿离开她的父亲）。玛格丽特·格里菲思斯，《穿军装的黑兹尔》（伦敦，1945），页94。西班牙内战中，女战士被认为是男性意识形态的延展，不过是给“实战部队做个表率”，是“用来宣传的，制造几个女英雄，煽动战士的复仇欲”，这是支持佛朗哥的威廉·福斯和塞西尔·吉拉提在《西班牙角斗场》（1938）里的话。威廉·福斯、塞西尔·吉拉提，《西班牙角斗场》（伦敦，1938），页304。连反对佛朗哥的女权主义者伊迪丝·肖克劳斯也服膺这种解释，并认为论者应勇敢地去面对女性的心理。肖克劳斯哀悼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的一名女性和她的男友，并质问如果她的爱人留在国内，那她还会不会“因为原则”主动要求上前线。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94。下面我们会看到，正是因为女性愿意为情人、丈夫和孩子殊死战斗，她们才成就了令人生畏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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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家园”
在20世纪，女性拿枪上阵只是在革命或大规模侵略时才出现。既然英、美、澳三国都未曾受过这种冲击，也就没有必要由女性来全身卫国了。战场上虽没有她们的身影，但现代科技正日益缩小弹坑和近郊的距离，且速度越来越快，以至和平主义者如A．贝尔登教士1935年时要告诫妇女国际和平运动的成员，（考虑到现代军事冲突的技术发展）女性上阵打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H．谢泼德，《说“不”：普通人的反战手册》（伦敦，1935），页81。二战爆发前夕，年轻的牛津学者伊迪丝·肖克劳斯也说，西班牙和中国的战事已经充分证实，到了把所谓保护妻儿的“罗曼蒂克屁话”扔到窗外去的时候了。在西班牙和俄国，女性已经在和男人并肩作战了。如果敌人选择把身强体壮的人，不论男女，都送上战场的话，那英国政府也一定会照做。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84。
在世界大战的许多时期，外敌入侵分明是可能的。且如果要为女性上阵辩护的话，民防是当然的理由。许多论者都注意到这一点，有时不免唏嘘一番。在澳大利亚，广受民众欢迎的爱国英雄伊恩·艾德里斯在他的《游击战术》（1942）中就理论到，如发生外敌入侵，那能否把女性武装起来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他还提醒读者，“不是……只有巨人才能打游击”。伊恩·艾德里斯，《游击战术》（悉尼，1942），页14。在英国，枢密院长约翰·安德森爵士在1942年3月24日的议会讲话中总结了民众的一般意见：
如果有人入侵我们的国家，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只想着一条：那就是把侵略者赶出去或者把他们就地消灭。每一个人都会尽其所能实现这一目的……从政府这方面讲，我们一直希望英伦三岛的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来犯的敌人，希望每一个公民都能以能想到的任何方式来延缓或阻止敌人的进攻，并将这视作你们的职责所在。约翰·安德森爵士（枢密院长），《英国议会议事录》，1942年3月24日，5辑，378卷，1812—1812行。
或者用本土防卫后备队总管1941年的话，打仗是男人的事，“但他们要是不在，女人还是挑起这副担子为好，不然男人们的事业就会衰败”。海伦·沃恩夫人，《从军》（伦敦，1941），页138。
这就是需要女人上阵打仗的原因——好保家卫国。在战争的实际中，由庄园女主人教男女雇工如何射击也是常事。戴维·兰姆珀，《最后的壕沟》（伦敦，1968），页6。无数妇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以打造一个随时能够投入战斗的“大后方”。一战时在澳大利亚，其本土志愿军就对成员进行了培训，使她们成为“合格的枪手和士兵”。然后每个州都有妇女兵团，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卡梅尔·舒特，“女英雄和英雄：性神话在澳大利亚1914—1918”，收乔伊·达牟西、玛里琳·莱克（编），《性别和战争：澳大利亚人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剑桥，1995），页32及克莱尔·斯蒂文森、奥纳·达林（编），《空军妇女辅助队手册》（悉尼，1984），页83。来自多伦多的例子，见巴巴拉·威尔逊（编），《安大略和一战1914—1918：文件集》（多伦多，1977），页ⅩⅩⅩⅥ—ⅩⅩⅩⅩⅧ及《环球》，1915年7月30日，8月2日、27日，页6。一战中的英国因为基钦纳勋爵和罗伯兹勋爵（妇女步枪协会主席）的强力支持，成立了妇女防卫救援队。这支救援队包括两部分：让女性接替男性工作以把男性解放出来的“民事部分”和对入伍女兵进行操练、行军、收发信号及户外侦察等训练并教她们使用武器的“半军事或优秀国民部分”。后一部分的每名成员都被要求不仅要自保，还要尽力保护“自己的亲人”。道森·斯科特夫人（编），《妇女防卫救援队官方手册》，3版（增补版）（米德尔塞克斯郡，1915），页11及15。二战时也有类似的例子，那是在伦敦德里女侯爵领导下的妇女志愿预备役，它在当时十分受欢迎。在预备役中，他们鼓励（虽不强制）女性练习射击，否则是无法驱逐入侵者的。查尔斯·亨德森夫人，“妇女志愿预备役”，未注明日期，单页纸。她是农村支部秘书。另见罗伯特·威廉森，“女性动员”，日期不详（二战）。
在既成的（男性）本土防务部队中，女性就没那么成功了。二战爆发前，地方防务志愿军（地方军的前身）一方面请了女能人来训练男兵射击，另一方面却不愿吸收女性加入。1930年时，她们受够了。其中50人（包括比斯利步枪靶场1930年国王奖得主、女汽车司机组织的玛乔丽·E．福斯特）组建了亚马孙防卫队，要地方防务志愿军招收女兵。她们呼吁所有女兵都应接受轻型火器的训练，且给自己规定了目标，要让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尽一切可能抵抗侵略者的精神”。引自戴维·兰姆珀，《最后的壕沟》（伦敦，1968），页5—6。军方没有接受这一点，所以在1941年10月时，当战争部再次拒绝了扩大女性在地方军中的角色、使之不仅局限于厨娘、护士、司机、电话接线员的要求时，她们组建了妇女本土卫队，以教授女性一系列军事技能，包括开枪和扔弹。用创办者之一、工党议员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博士的话说就是，
在法国陷落后，我突然觉得自己与形势不太相称：丈夫在军中，孩子被转移了，而我连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试想，要是真到了政府下令全民抵抗的那一天该怎么办呢？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女人的世界》（伦敦，1967），页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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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妇女武装的理由之一是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这条站不住脚：因为“假使有男性地方军士兵倒下了，那一定是谁靠他最近就拿起武器继续战斗，不管这人是男是女”。妇女本土卫队对希特勒不抱幻想，不指望他“会体谅对手的性别”，因为希特勒“在毒气室里从不问男女”。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女人的世界》（伦敦，1967），页73。有数千妇女相信了她们的宣传。截至1943年2月，卫队已聚集了20000人，分布在全英的250支部队。薇拉·杜伊，《英国的女儿》（牛津，1949），页47及弗兰克·桑德森爵士，收《英国议会议事录》，5辑，1942年10月13日，383卷，1467行。
地方军不愿招收女兵，但经过妇女本土卫队和皇家联合勤务学院的不懈努力，再加上诺克斯夫人和萨默斯基尔博士等人的不断游说，其立场终于有所松动，且至少有一支部队被说服了。《地方军全书》（1942）说：
为什么不（训练妇女）呢？她们从未让祖国失望过，很多还经受过最猛烈战火的考验……想象妇女不能或不愿打仗，简直是愚蠢至极。在俄国，在西班牙，在世界其他地方，她们不都在作战吗？在这场战争中，她们也当然有权出力。而且我敢保证，她们很多人也会出力，英国女性论勇猛不会输给任何人。
据《全书》说，国际上关于不得武装平民妇女的禁令是在“文明战争”的情境下制订的，因此在反对纳粹战争中没有意义。女性不能（也不会）坐视家园被侵略者糟蹋。男女两性都会不约而同地接受“不饶人，也不告饶”的箴言。安德鲁·埃利奥特、“J．B”、“科学工作者”，《地方军全书》（伦敦，1942），页71—73。
既然地方军内部有这样鲜明的支持，有部队的确给妇女安排了战斗训练就不足为奇了。总指挥部西区指挥陆军M．詹金斯少校致总司令部地方军G．沃克少校的信，1942年12月17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401。1942年12月14日，《每日邮报》透露说在弗林特郡霍利韦尔，有20名女性空袭警报哨正在接受手雷、步枪和斯特恩式轻机枪的训练。《每日邮报》，1942年12月14日。战争部在知悉后无比惊愕：他们虽允许女性担任文书、话务员、厨娘、侍者、司机等公职，但仍坚决反对妇女扮演任何战斗角色。战争部在1943年4月15日印发的一份紧急备忘录中严禁教妇女使用武器。战争部，“紧急备忘录：关于雇佣妇女支援地方军”，1943年4月15日，页1，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401。一位军官解释说：妇女可以“给步枪去污或者擦拭轻武器，但就是不能用它们”。薇拉·杜伊，《英国的女儿》（牛津，1949），页47。她们可以“登记备案”，却不是地方军“征募”的人员，除了一枚塑制徽章外，也没有任何统一的着装，而且比例也不得超过男兵的5%。尽管限制很多，不到一年，她们还是争取到了地方军支援部队的名号，且迅速吸引了30000多人加盟。薇拉·杜伊，《英国的女儿》（牛津，1949），页47。
在后方，英、美、澳都认识到有一个岗位可以用得上女性，那就是高射炮台。高射炮组的主要任务是远程瞄准、射击、摧毁敌机。在多数国家，妇女只是做其中的第一步：只有美军系统教授女性如何开炮。1942年底，美军将女性完全整合到它的高射炮部队，以保卫华盛顿不受任何袭击。这一实验（因怕国会否决，是秘密进行的）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它高效完成了对妇女的培训，使她们可以开炮及协调进攻。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20—221。当然，因为北美没有受到攻击，所以这没有受过实战检验。另见马蒂·特雷德韦尔，《美军在二战中：特殊研究：妇女陆军队》（华盛顿特区，1954），页301—303。
在英国，女性在（既有男兵也有女兵的）“混编炮组”工作，负责测距和协调进攻。她们堪称“炮眼”。薇拉·杜伊，《英国的女儿》（牛津，1949），页41。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与西线炮兵部队的（男性）测距员没什么不同，都可以算做战士。在英国，在高射炮和探照灯部队使用女性的想法始于1939年10月，当时陆军上将弗雷德里克·派尔爵士任高射炮部队总司令，即使这样也等了一年半才得到战争部的最后批准。混编炮组第一次开火是在1941年11月1日，一周后，女性终于第一次协助“完成了一次大捷”。陆军M．米灵顿少校，“女炮手”，收《中靶：高射炮指挥的伟大故事：官方纪念品》（伦敦，1955），页41—42。新闻界误报说早在1941年9月就有混编炮组投入战斗。到1942年，在高射炮部队服役的女性已经超过了男兵；在一年内，60000名英国妇女被分到了这些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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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编高射炮组虽然取得了成功，却并没有立刻被正规部队接纳。高射炮部队的M．S．F．米灵顿少校原先以为那里的女兵情绪可能会不稳，但他仍然记得“高射炮部队中的本土防卫后备队员在战争期间仅有的几次落泪，不是因为未能‘命中目标’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让她们**”。至今说起这一点，他还唏嘘不已。同上书，页42。另见维·罗宾逊，《中靶》（韦克菲尔德，1991），页2及29。一名驻英格兰的炮兵连指挥官也承认，最初让他管理一支混编炮组的时候，他“老大不愿意”。因为此前他只带过男兵，而且“特爽”，所以希望重新任命（但没成功）。指挥混编炮组的实际经验让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原先的短视和偏见。他告诫同事不要把女性高射炮兵当作“音乐喜剧中的‘女兵’”：你要是这么待她，她也就那样了。回首往事，他承认自己“从没像现在这么高兴过……我手下的这帮兵太棒了”。“J。W。N”，“混编炮组”，1942年，页3及7—8，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薇拉·杜伊，《英国的女儿》（牛津，1949），页41；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女人的世界》（伦敦，1967），页76；马蒂·特雷德韦尔，《美军在二战中：特殊研究：妇女陆军队》（华盛顿特区，1954），页191。
海岸炮兵部队——它直接面对敌人进攻的危险要大一些——就是另一回事了。澳大利亚漫长的海岸线使得用妇女保卫海疆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且给她们配备了303毫米口径的步枪，枪上有刺刀，还鼓励她们练习枪法。安·霍华德，《你会后悔的！》（悉尼，1990），页133—134。英国当局没这么有信心，二战时没有让女性进海岸炮兵部队。原因有三：如有人进犯，那她们就有卷入战争的危险；妇女的数量无法满足高射炮部队的需要；在边远炮组安排单独住宿有困难。但50年代的人手短缺为克服这些困难提供了动机。大家意识到，海岸炮兵的责任和英国皇家陆军妇女队（属于本土防卫义勇军）已经在做的区域管辖、向海防御、防空演练、混编炮组等没太大的差别。受过海岸火炮训练的皇家陆军妇女队（本土防卫义勇军）成员可以操作高射炮，因为原理基本是一样的。当局也承认，男女混编的困难也被夸大了。此外，耳熟能详的总体战论点也有人提及：所有人，不论军民，都可能置身实战。现代战事的这一动向也应在军方政策中有所反映。让女性和男兵一同作战，不仅不是征兵的抑制因素，反而对本土防卫义勇军的招募有很大的刺激（不清楚的是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抑或是两方都愿意混编）。“陆军委员会的执行局：英国皇家陆军妇女队（本土防卫义勇军）受雇于海岸炮兵部队”，1950年10月5日，页1—2，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4100。这样使得女性被史无前例地雇作海岸炮兵部队的测距员。
决战海外
高射炮组和海岸炮兵都完全是为了保家卫国。至于或会被派驻海外的正规部队是否应该允许女性加盟，就见仁见智了。在二战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是惟一正式教导女兵使用武器的部门。陆军妇女队美国陆军妇女队在1943年9月改名为美国陆军妇女辅助队。的成员虽属于非战斗人员，且直到1975年才正式允许其进行武器训练，但她们私下进行的训练倒也一直没被禁止。战争部对此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报界捅出来，才发生了陆军妇女队顾问所谓的“严重的公关失误”。人们就问了：是不是缺人啊，不然怎么会要妇女去打仗？陆军妇女队是不是闲着啊，不然怎么会有时间练步枪？她们这样是不是浪费军队资源啊？是不是不尊重造弹工人的劳动啊？陆军妇女队负责人（得克萨斯州厉害的女商人，奥维塔·卡尔普·霍比上校因此签署命令，禁止陆军妇女队任何人员携带、练习或使用武器（及其仿制品）。这立刻就产生了问题：空军的女教官一直是用枪形训练器械的；陆军妇女队的财务官员一定是要带枪的，或者是一定要有枪在手头；负责通信事物的女兵（按规定）是要在电码室放把枪备用的；海外行动禁止出动任何不带任何武器的车辆，等等。霍比不得不收回成命，规定在“任务合适、无须战斗且执行任务的女兵受过适当训练”的情况下允许持枪。但陆军服务部队的人事主管推翻了她的决定，这位人事主管坚持认为妇女不应接受怎样使用武器的训练。霍比在调到陆军总参谋部后仍坚持斗争，争取在妇女持枪的禁令上有一些例外，不是一概而论。该部门起草了一个公告，指示指挥官可以准许具体、个别的女性携带枪支。但陆军妇女队的官方记录却写着“该授权被许多战地指挥官滥用，因此陆军总参谋部后来将其收回”。总参谋部还批评战地司令部有鼓励“陆军妇女队全体成员熟悉、使用武器及军火”之嫌。马蒂·特雷德韦尔，《美军在二战中：特殊研究：妇女陆军队》（华盛顿特区，1954），页337及552—553。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妇女武装服务部队整编法案，禁止女兵领受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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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紧张关系在澳大利亚军队里也存在。1942年，军训局局长通知澳大利亚妇女陆军服务队，不许她们学习使用武器。只有可能受到进攻或破坏部队的成员才能学习使用武器，且也只能用于自卫的目的。高射炮和探照灯部队的女兵可以带枪，但只能是310毫米口径的步枪，而不能是较重的303毫米口径步枪。对站岗女兵要严加观察，（一份官方报告说）“个性不适合做这种事的人”应“即刻遣返，这不影响其服役记录”。但战争一结束，澳大利亚妇女陆军服务队员就没有机会学习使用武器了，以前的武器也都上缴了。“影响陆军妇女服务的事务一览”，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助理编，1947年8月，页293及“澳大利亚陆军妇女服务史”，1947年1月7日，页76，收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54，88/1/1（2）。
上述争论表明，问题不在于高射炮或其他远程、遥感武器的操作，而在于便携武器的使用。1949年，战争部重又讨论这个问题，并把结果写到了一份叫《女兵在战争中的防御角色》的文件里。他们认为，打仗是士兵的天职，（除小型非战斗部队外）所有军人都应当学习使用武器。随着女性全面融入部队，武器训练变得异常敏感。是不是海陆空三军女兵都要享受和男兵同等的待遇？报告还提到，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女兵学习使用武器。在过去，这只是一个政策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
军方也考虑了反对女兵持枪的理由。第一，女兵携带枪支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同。男性士兵和装备精良的女兵打交道“会觉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一再强调，不应把女性放到男兵“无法保护的地位”。部队本来就缺人手，要是让女兵拿枪，那征兵工作就会受到进一步的影响。不光现在和潜在的女兵队成员会反对，就连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同意。他们还考虑了钱的问题，一方面女兵用枪的机会极少，另一方面给她们提供武器对财政和时间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最后，军方还担心如教会妇女用枪，那她们会“失去女性在没枪情况下的必要保护措施，这只会受到对手的欢迎”。
在英国皇家陆军妇女队，有很多呼声要求对妇女进行武装。她们提出至少有国家（当时的苏联）已经这么做了。女性有自卫的权利：军方要是把她们安排到危险的地方，就应当教导她们怎么使用武器、保护自己。这在亚洲尤其重要，因为那里的人经常不顾“习俗和对女性应有的尊重”，这使得“多数女性宁愿被杀也不愿被**”，1949年一份报告有根据地说。最后一点，现代战争的推进速度表明，没有任何行动区域可以免于攻击。
这份文件结尾说，既然妇女队是战斗部队的一部分，那其成员就不应被剥夺自卫的权利。在战时，皇家陆军妇女队成员一直要坚守岗位，直至条件恶化或敌人逼近以致无法坚守才开始撤退。要是已经无路可退，就要允许她们尽力防守，谁在此前学过使用武器，就会发枪给她们。和男兵不同的是，部队不会强迫女兵携带武器或者受训，即使发放个人武器也只是用于防守（而不是进攻）的目的。“女兵在战争中的防御角色”，1949年，页1—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
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的情况稍有不同。其成员不是战士，所以就给妇女武装出了个难题。该队担心，如果教给她们怎样使用个人武器，那一旦被俘，其本应享有的特殊待遇可能就会丧失。陆军军医服务队的总干事就警告过地方指挥官，如在不得已时允许妇女武装，那就应为增大其被射杀的可能负责，而在被杀害前她们是否被**还很难说。他建议，就武器的发放和使用来说，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英国皇家陆军牙医队和英国亚历山德拉王后皇家海军护理队的女兵不宜和男兵一样对待。因为这些部队的女兵“忙于为患者提供专业医疗服务”，应把她们视作“和患者是一类”，同样应受到男性医务人员的保护，而他们在危急时刻是可以持枪的，这样才能自卫及保护患者。这名总干事说话很直：比如，既然皇家陆军军医队的男医生可以用武力保护患者，“那我们可以认定在（紧急）关头，军医队的女性医护人员会和患者一样处于其保护范围内”。因此，“女医生或牙医在医院或专业服务的过程中就不会遇到需要携带或使用武器的机会了”。陆军军医服务队的总干事签署的议事录，1949年10月5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
尽管有意见认为三军应在女兵武装问题上协调一致，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相同。英国海军部承认未曾考虑过武装女兵，但认为以后会对她们进行某种形式的强制训练。空军部也没考虑过这事，但说迄今没有任何强制皇家空军妇女队的女兵接受武器训练的想法。
这些声明多是一副傲慢态度，这颇让人吃惊。人事部门的主管甚至问，有什么办法能既教女兵射击“又不让她们流泪”？人事服务部门主管的议事录，落款1949年6月8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还有人琢磨女性是不是宁愿被杀也不愿被**。该主管的意见摘要，AG16/BM/5007，第6段，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在1949年6月14日的备忘录中，人事主管R．A．赫尔说应该依靠骑士般的行侠仗义，并认为
教会女兵使用武器在心理学上说不过去，而且对器材、弹药和时间都是一种浪费。“小奥尔加”被训练成杀手，并以左轮枪托上刻痕的数目作为骄傲的资本，并不代表我们也要叫嚷“安妮拿枪”。就算不穿铠甲了，我们的战士仍有义务保护他的女人。虽然到了总体战的时代，让我们还是多少保留点骑士的风度吧。人事主管R．赫尔的议事录，1949年6月14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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