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甲归田1
我现在最怕拿枪。
怕自己在这市郊一时失去控制
冲上街头大喊大叫
“终于空降！”
杀了送牛奶的人。
查尔斯·M．普赛尔，“……那时我们还年轻”，1972越南勇武十字勋章，查尔斯·普赛尔，“……那时我们还年轻”，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109。
整本书看下来，其中的男女都试图在战场的血腥之上强加自己的意志，这虽然很难解释清楚，却常能给人以快乐。哪怕原本就很混杂的环境，他们也试图建立某种秩序，同时也不放弃自己经历的独一无二和确证无疑。这种混杂随杀戮而来，在考察战争对于战士、其家人和朋友的“冲击”时也脱不开。日记、书信、自传、调查数据和其他对过去的构建都向历史学家提供了关于战争影响的快照或者“静物”的素描。小说、戏剧也同样有用。
埃米莉·曼的话剧《静物》，编、演都在1981年，据说是“作者以和别人的聊天为题材写出，叙写他们的经历”。这部戏不只是“关于”超越混战的努力，它表现了战争给人的冲击。本书中许多人的影子在剧中三位主人公身上都有体现：老兵（马可）、他的妻子（谢丽尔）和情人（纳丁）。马可在剧中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愣头青，二十出头，自愿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去了越南。他原以为战斗能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可用他自己的话说，却成了“畜生”。像本书第五章“爱恨情仇”中的战士那样，他并不愤恨共党分子。相反，是他的父母“把他往里推。那些鬼话，他们竟然都信”。但在看到战友被杀害、阉割、碎尸后，他立刻成了疯狂的杀人机器。他搜集战利品，甚至还从被杀的敌人身上取下骨头，寄给母亲。他相信如果赶上二战的话，他也会如此凶残。虽然他也承认，杀“越南佬或者亚洲人”要比杀“白人”容易，但他坚持认为“对任何人都能下得了手”。他喜欢杀人，承认自己一杀人“就兴奋”：“那感觉太美妙了”，他回忆说。同样的意思布洛伊勒斯在第一章“战争欢愉”里也表达过：“我手中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吸毒、**的感觉不过如此。”
但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合法杀戮和暴行是截然不同的。正是一次在“残酷”杀害了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双亲后，马可的快感变成了痛苦。他明白，自己本可避免这种无谓的杀戮：“我完全可以说：我不干，或者：‘我牙疼’，然后脱身。”但命令毕竟是命令，他开了枪。杀人后一段时间他想给自己找一个理由。这也不成之后，便是让人窒息的悔恨。他说
别人能做的就是拿话来安慰我，但我知道自己的所做跟让犹太人排队就戮没什么区别……我知道，做下这种事的不只我一人，还大有人在。比我痛苦的人也有的是……但他们没有杀害无辜啊。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不是我自己的致命伤，我想，我骨子里大概都坏透了吧。
这些内心冲突在他荣归故里后反而加剧了。虽然作为一名“武士”他是成功的，但回乡时没有任何仪式。“我从战场回家，进了门，没人说话。我要了杯咖啡，我妈就开始说喝咖啡怎么怎么不好。”回乡后，他开始到大街上、酒吧里找人打架。他对妻子施暴，还照下妻子被绑在木桩上、四周全是刀片和碎玻璃的照片，并把它们摆放成施虐的样子，算是自己所谓的艺术。他有时虽然天不怕地不怕，想自己哪怕在大街上杀了人，法庭也不会判一个越战英雄有罪。但更多的时候，他却害怕自己、或是自己的孩子，会因为在越南的罪过受到惩罚：
我想别人会……嗯……我是说我有点多疑。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我想，每个人都知道我在越南做了什么，他们都想害我。我怕极了。浑身是罪感。
承认自己有罪，就在自毁的路上设置了障碍。像第七章“悔过之思”中的人物一样，马可也一再坚持“服从命令”的重要性。他还笃信，一旦向情人承认自己的过去，就永远不能“免于罪感了，因为我的确在越南做过坏事”。战争给马可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回家后他就以伤害其他人作为报复。但既承认自己有罪，并有一个母亲似的人在身旁听他告罪，他的伤口慢慢开始愈合。
谢丽尔是马可的妻子，也被描绘成“战争的受害者”，她虽没杀过人，但给“屠场”画的图却分毫不差。谢丽尔深知暴力不独在战场上才有。她的兄弟是平民百姓，好几次差点杀了自己的妻子。最后，他妻子终于“崩溃”，杀了儿子。与马可不同，谢丽尔对待暴力的方法是视若无睹。她恳求马可“忘掉那一段”，马可跟她说自己是个杀人犯，她却说马可“能是个好丈夫”。“他把什么都归罪于战争”，她说，然后转向观众：“但我要告诉你们……不能让他这么想。”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
解甲归田2
谢丽尔想忘掉杀戮，纳丁（马可的情人）却是直面暴力，甚至是迎上去。马可的杀人冲动在她看来是因为“卑怯”和“调皮”：他带施虐性质的作品是“绝妙且诙谐的”。马可跟她说杀人时“感觉特好”，纳丁全都理解（“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她回忆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换句话说：“马可做的每件事都无可指责。类似的事我们都做过。谋杀我们曾经的爱人，或我们自己。”“世故”在纳丁看来就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在她看来，马可没什么不对劲的——是，他愤世，可她的朋友里谁又不是呢：“马可不过拿起了武器，把这种愤怒形之于外了……带着人**、涂鸦、盗窃。这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少见啊，”她吐露说。就像本书中提过的女性，她认为暴力不过是这个两性世界的一部分，（男人）打仗不过比（女人）分娩糟糕若干倍而已。对纳丁来说，战争对人的影响并不难解：“他叫自己是定时炸弹。我想你也是吧，嗯？”
虚构的人物如马可、谢丽尔、纳丁，对杀戮有不同的反应：悔罪、否认和接受。马可的杀人之举——无论是“合法的”（比如战场上酣畅淋漓地厮杀）还是“非法的”（比如针对平民的暴行）——也牵动了两位没上过战场的人。在该剧结尾，观众的目光被吸引到一张照片上：两个葡萄柚、一个橙子、一个破鸡蛋和新鲜的面包。这些“静物”间躺着一颗手榴弹。埃米莉·曼，《静物》（纽约，1982）。
像马可这样有暴力倾向的老兵，现代人看后良心会不安。他会让我们想起“心中的恶狼”，既无法引导它转向有益的方面，又不能完全根除。人血飞溅的负面影响之一是会生成一个巨大的神话，既被用来解读军人的行为，又被反战言论利用作为自己论点的支撑。毕竟，如果可以证明战斗的血腥对幸存者没有长期的负面影响，那关于战争的又一不利因素就可以不予考虑了。但与之相关的、在“战争使人残暴”的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同样令人不安。战士和非战士有如此大的差别吗？谢丽尔和纳丁都问。这两类人的性别、年龄和（在战争初期）身体的强壮程度当然不同，但在“他们”和“我们”间真有这么大的差别吗？在战争影响的“静物”图上，我们发现，退伍军人面临的诋毁和恐惧竟和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有极大的关系。
“心中的恶狼”
历史学家和其他论者一直喜欢强调战斗怎样使参与者变得残暴：战士为了他们可怖的职业常要付出巨大的道德、精神代价，人格常会被战争“贬低”，阿弗利多·博纳迪奥在他题名一针见血的《兽迹》（1989）一书中说。阿尔弗雷多·博纳迪奥，《兽迹：一战文学中的死亡和堕落》（列克星顿，1989），页2。另见玛丽亚·塔塔尔，《魏玛德国的性谋杀》（普林斯顿，1995）及克劳斯·特韦莱特，《男性幻想》，2册（明尼阿波利斯，1987）。在本书考察的三次战争中，一般民众都十分担心年轻的士兵能否适应杀戮，怕他们因政治形态而不愿杀人，而因此被敌人所杀。把“孩子”送上战场，他们中的一些人杀了别的“孩子”。等战争幸存者回家时，他们已经“**”，需要重新面对家人、朋友、爱人、情侣，学着和他们相处。没有人会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
不能一回归平民生活就把战斗经历抛在身后，在事后回溯、试图理解这些经历的过程中，有必要把它们和普通民众分享，并接受他们的修正。战士的叙述引发了各种反响——有同情，有嫉妒，有遗憾——也有恐惧。任何人要是杀了人，怎么会清白？这些战士身上久经压抑的侵略性会不会在无意中“流露”？老兵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他们确实杀过人”，弗朗西斯·罗利博士在英国防止虐待儿童和动物协会的一份杂志上鼓吹说，“杀人者喙上的鲜血让一切都变得明了。杀戮让人对生命的神圣失去了敏感。这些都是战争孵化出的雏鸟，并在战争的邪恶翅膀下养大。”弗朗西斯·罗利博士在一期无名、无日期的防止虐待儿童和动物协会杂志上，引自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14。精神分析学家就想，在军中养成攻击脾性的这些老兵，在妻子或女友拒绝“听命”或对其攻击意图有任何抵触时，如果真的失手杀了她们，难道有什么奇怪吗？泰蕾兹·班尼代克，《洞见和个性调整：战争对心理学效应的研究》（纽约，1946），页90。另见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308及362；G．菲尔德，《和平主义和良心抗拒》（剑桥，1945），页23；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13。
解甲归田3
那些入伍时“满怀**”的战士，在理想幻灭后再回到平民社会时已经不会同情人了吧？雷蒙德·英格利什，《对目的的追求：论社会士气》（伦敦，1947），页16—17。一战中一名卫生员曾说，在“人成为杀人和被杀的机器”的过程中，其作为人的敏感已经荡然无存。欧内斯特·施亚德，“手稿自传”，页43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有人认为，这种转变甚至镌刻在了他们的身体上：他们像狗一样狂吠，叫嚣着军国主义；双手已经退化成狗爪模样；眉宇下沉，已形近猿猴。史蒂芬·格雷厄姆，《对逝者的挑战》（伦敦，1921），页121。退伍军人回归故里，却发现家人、朋友、相识的人都小心地看着自己：“似乎觉得你会突然发疯……就好像你是个怪物，嗜好杀人一样，”一名老兵抱怨说。无名老兵，引自海恩斯·约翰逊，“老兵——自己国土上的外星人”，《华盛顿邮报》，1971年1月27日，页A12。另见乔恩·诺德海默，“战后不适困扰越战老兵”，《纽约时报》，1972年8月28日，页20。越战老兵尤其惨，总得面对有敌意的人群，骂他们是“杀人犯”、“屠夫”：“你真的觉得杀害婴儿和平民很有意思？”路人咆哮说。哈里·威尔默，“噩梦愈合：越战老兵的战争梦魇研究”，收里斯·威廉斯（编），《解剖越战：由战争到和平》（西雅图，1987），页75—76。
在二战后的英、美、澳，民众都表示了一种担忧，害怕退伍战士会把暴力带回太平社会。有人预测，政府面对退伍军人如炽的目光时会不知所措。在《重塑心灵》（1920）中，亨利·德·曼向国家发出了让人心寒的警告，他说：
如果在这些退伍军人的生活中条件成熟了，杀人或对他们有益，或是他们在一起有了集体恐怖主义的意愿，那他们也许会记起取人性命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在做的过程中又有着多么大的乐趣。亨利·德芒，《再造心灵：一个士兵对战争和重建的见解》（伦敦，1920），页200。
犯罪学研究也表明会有大问题出现。在二战过程中，克拉伦斯·达罗一直在说，“多数西方国家没做别的，就是杀戮”。如果谁有“更新、更好的办法”来取人性命，会得到奖励。每所学校、每座教堂“都不能置身事外”。战后的刑事案件“大丰收”难道有什么奇怪吗，达罗问道？克拉伦斯·达罗，《犯罪：原因和惩处》，1922年首版（蒙特克莱尔，1972），页215—216。加拿大国民健康部副部长，国家精神卫生委员会主任G．B．奇泽姆少将也同意这一警告，他在1944年时说
（军人）存在的全部价值和一切行动的指向都是杀人。在部队的这些年里，高效的滥杀一直是他们的最高道德准则，最可钦佩的品质……这些攻击的冲动是这么多年里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而现在竟要让它们即刻消失，让战士在一夜之间成为平和的百姓，不用去面对非得杀人的压力，也无须为这种冲动寻找发泄的渠道……记忆中还残留着……亲朋被杀、被碎尸，甚至被敌人折磨的片段，犹如自己刚刚经历过一样，依然历历在目，不断刺激着其攻击欲。在这种情况下，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态度，其难度可想而知。陆军G．奇泽姆少将，“复员的情感问题”，收《军队神经精神病学：（神经及精神病研究）协会会议记录，1944年12月15、16日，纽约》（巴尔的摩，1946），页63—64。
这些老兵对国家和社会的潜在威胁甚至需要我们对其行动加以限制。二战刚结束，纽约一知名女士便建议，设立“重新适应营地”（比如在巴拿马运河区）收留遣返的士兵。甚至在老兵回到美国社会后，她还建议他们必须佩带臂章作为标识，比如骷髅头什么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员闻言大怒，直言说这实际是警告民众“我们本性就爱杀人，像带着黄星布［纳粹分子强令犹太人佩带的由两个等边三角形重叠而成的六角星——译注］一样”。威廉·曼彻斯特，《作别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波士顿，1980），页273。老兵津贴——被认为可以贿赂他们，抑制其攻击冲动，进而保护平民莫里斯·阿德勒、菲利普·盖茨，“老兵身份不利于精神疗法”，《神经及精神病学杂志》，119期（1954年1—6月），页58。——无法安抚满是仇恨的老兵。奥古斯特·B．霍灵斯肖1946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不带感情地评论说：“（老兵）无法向公众传达从事杀人这一曼妙事业内心巨大的成就感。”奥古斯特·霍灵肖，“适应军队生活”，《美国社会学杂志》，51卷5期（1946年3月），页446。
解甲归田4
类似的担忧直到越战过后还没有平息，而且反被夸大了。其时，又有人注意到，“训练有素的杀手”可能危及市民社会。吹嘘自己是“神枪手”在军队履历表上可能很管用，但就像美国文官委员会一名职员所说的，“在求职表上一点用都没有”。委员L．安多塞克，“在家，希望……越南时代的老兵”，《公务杂志》，8卷4期（1968年4—6月），页12。有也是反作用：这可能不利于退伍后的生活。杰罗姆·约翰斯特别担心这，他曾在藩朗给刚到越南的美国新兵做过五天的艰苦训练。约翰斯特坦承，“每当我在报纸上看到枪杀事件，就要看是不是越战老兵干的……如果有人记得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才让这些孩子去杀人的；老天，我们把杀人指令输进了他们的脑子……而现在，没人能把这些指令再拿出来。”杰罗姆·约翰斯，其访谈收彼得·丘斯，“被遗忘的士兵，黑人老兵说他们被忽视了”，《国家观察家》，1973年3月10日，页15。类似的警告不应被当作耳边风，马尔迪·J．霍罗维奇和乔治·F．所罗门在1975年提醒说——毕竟，战士和有伤害别人想法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还不同。和这些“有过想法但没有行动”的人比起来，老兵
可能亲见过暴力，或者参与过。他们自己做过，所以知道这样的暴力不仅可能，而且做时特别让人快活，事后还会给人留下罪感。
“缩短冲动和行为、想象和现实在人脑中的距离”，就意味着减弱了“对毁灭性行为的阻力”，而“这种阻力再重新施加会很困难”。马尔迪·霍罗维奇、乔治·所罗门，“对越战老兵延迟压力综合症的一个预测”，《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73。
这样的担心在美国黑人士兵体现得非常明显。一战后有人担心：退役的黑人士兵会要求获得所有公民权利，要是拒绝他们的话，整个社会秩序就会被搅乱。梅尔维尔·黑斯廷斯中尉（英国人，但住在加拿大）在1917年的一封信中说，自己担心“这些黑人和黄种人回国后会要求帽子也要比原来的大两倍……作为主导的种族，我们很可能会失去现有的地位。他们挖战壕或者修路或许还行，但我真的担心英国正在做……不利于自己的事。”陆军梅尔维尔·黑斯廷斯中尉致威克里夫学院院长的信，1917年9月，引自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125—126。另见查尔斯·威廉斯，《黑人士兵的侧面情况》（波士顿，1923），页17—18。这些担心在越南战争中和战后再度浮出水面。毕竟这是20世纪美国第一次把黑、白人种彻底混编执行作战任务。更何况在战场上，黑人士兵一般和白人士兵有更亲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国内是不可能有的。
等刚刚获得自尊和平等，知道各种杀人、毁物方式的黑人老兵，回到原先居住的贫民区，面对他们离开时就有的肮脏、失业和偏见时，会做何反应？
《国家》（1968）杂志一名记者问到。桑迪·古德曼，“隐身老兵”，《国家》，1968年6月3日。另见琼·卡斯特里，“社会和越战老兵”，《天主的世界》，1971年1月；索尔·斯特恩，“当黑人士兵从越南回国时”，《纽约时报杂志》，1988年3月24日，页190；“越战老兵：没人在乎”，收《新闻周刊》，1971年3月29日。黑人士兵在部队里学了很多东西，“其中就包括游击战术和杀人技巧”。惠特尼·杨，“在越南的黑人士兵回国时”，《哈珀斯杂志》，1967年6月，页65。这些关于黑人士兵会把目标从越南人转移到偏执的美国人的预言并没有成真，但随着黑人初获自信和技能，他们也的确不愿意再被视作低人一等。“越战老兵：没人在乎”，收《新闻周刊》，1971年3月29日，页27—30。戴维·帕克斯在越南服役时曾在日记里愤怒地写到，“白人战友比越共还让人讨厌。我算是见识了他们的龌龊。”戴维·帕克斯，《美国兵日记》（纽约，1968），页87，1967年2月2日日记条。
在所有三次战争中，对退伍士兵的担心因对步枪、手雷和炸弹的恐惧而加深，人们害怕这些武器也会从战场流散到民间，于是政府不得不掀起缴械运动，鼓励退伍军人上缴非法持有的武器。对二战中这些战役的描述，见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675。此外，电影制片人执迷于暴力的老兵，一时间市场上尽是因战争而残暴的战士影像。关于数百部该主题影片的描述，见琼雅克·马罗、托尼·威廉斯（编），《越战电影》（北卡罗来纳，1994）及迈克尔·弗莱明、罗杰·曼韦尔，《疯癫的镜像：疯癫在故事片中的表现》（伦敦，1985）。任何一部全面反映越战的“B级情节剧”都少不了“典型老兵——精神错乱、挥舞着斧头的**犯形象”。曾有论者挖苦说：
疯狂的老兵形象已是如此不经、如此常见，以致我们都能想象，这些老兵的孩子睡觉前一定会在毯子下面瑟瑟发抖，不知道老爹进来是要以吻道晚安呢，还是会提着一把链锯。乔治·斯威尔斯，“《疯狂的老兵》及其他离奇故事：老兵的道德责任”，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编），《越南再回首：战争中得来的教训》（纽约，1985），页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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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刑事犯罪报道会夸大退伍军人的暴虐程度。新闻记者对任何当过兵、后来又“犯过事”的人都会径以“老兵”相称，不管他是什么兵或犯事与当兵间是否有任何联系。莫里斯·阿德勒、菲利普·盖茨，“老兵身份不利于精神疗法”，《神经及精神病学杂志》，119期（1954年1—6月），页58。吸引人眼球的谋杀案件多和家庭暴力和**有关，每次战争结束后都会成为头号标题，且总被描述成军事训练和战斗体验的当然结果。1977年的纽约，曾有老兵被控恶性**并谋杀一名越南姑娘。就像他律师辩解的，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员不过做了他一直以来被“要求做的事”，换句话说就是“杀女人”。他的律师提醒陪审团说：“再做一次又有何难……再杀一个越南女孩？”该老兵因为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而被无罪释放：杰奎琳·劳逊，“‘对亚洲人来说……她是个漂亮女人’：越战的厌女症”，收菲利普·贾森（编），《十四个起降区：如何看待越战文学》（衣阿华州，1991），页15—16。
本书一直试图证明，“有效战斗行为”就要求士兵行事要残暴、血腥。战斗中，士兵一般会失去震惊或不安的能力，而开始时尚厌恶战争的士兵会逐渐“适应所有这些……甚至开始喜欢战争”：这常被引为战争让人残暴的证据。在法国的一个年轻列兵，见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99。第一次“杀人”会被详细记录下来，事后会反复琢磨，欧内斯特·雷蒙德，《告诉英格兰：一代人的研究》（伦敦，1922），页265—266。但很快，杀戮就变得稀松平常了。血腥的战斗描写能让民众震愕，士兵却无动于衷，已成了无数自传作者必用的文学手法，比如理查德·特莱加斯基斯的《瓜达卡纳日记》（1943）。书中详细描述了特氏协助杀害的日本军人：
哪儿都是成堆的尸首；一个脊骨从正面看得一清二楚，其余的骨头和肉都从头顶剥落了，像洋蓟的叶子；那边是一个烧焦的头颅，头发都没了，但熏黑的眼珠还在；粉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内脏都垂了下来；一个人的眼睛里有个红色的弹孔；一个死去的日本兵，戴着黑边玳瑁眼镜，龅牙龇在外面，似笑非笑地仰面躺着，胸口是一堆烂肉。
特莱加斯基斯接着冷冷地写道，看到这些“没什么可怖的”。入眼的第一具尸体很怕人，其他“不过是重复”。理查德·特莱加斯基斯，《瓜达卡纳日记》（纽约，1943），页148。或者就像戴维·H．海克沃思上校所说，他1971年退伍时可是美军受勋最多的军官，打仗“就像在屠宰场工作。刚开始时，血啊什么的你看了难受。但过了一段时间就熟视无睹，嗅而不闻，完全没感觉了。”陆军戴维·海克沃思上校、朱莉·莎曼，《逆转》（悉尼，1989），页63。
这种一度的麻木会不会形成终生的残暴？军方一定想驱除这样的担心的。宣传家如1917年上战场走了一遭的威廉·欧内斯特·霍金和随军医务人员的代表等，都急于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信息，那就是凡是“必要的工作”都不可能让人变得残暴。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例子，见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13及陆军马丁·施泰因上尉，“神经官能症和集体诱因”，《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3期（1947年3月），页319。军事题材的电影、海报、宣传手册等，突出的都是正大光明、通情达理、“文明高雅”的战士形象，绝少提及他们沾满泥尘和血污的双手。到越战时，连正规老兵组织的态度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它们原来的论调是说因为越战极其血腥，给参战士兵造成了极大伤害，所以政府要给它们更多的经济、社会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现在，它们鼓吹说，新近退伍的士兵受战争损伤的程度并不比此前退伍的老兵为甚。例见老兵管理局心理学家查尔斯·斯坦格的话，收B．艾尔斯，“越战老兵：安静，困惑，无闻”，《纽约时报》，1970年11月8日，页32；琼·卡斯特里，“社会和越战老兵”，《天主的世界》，197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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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并不总相信这样的说辞，于是去找统计数据，希望可以将战争对退伍军人的长期影响量化。所谓“使残暴化”可从两方面来检验：其一，看犯下暴力刑事案件的男人中是不是老兵比例特别高（从“个体”角度）；其二，看大战过后暴力犯罪是不是有很大攀升（从“群体”或“社会”角度）。例见理查德·库尔卡等，《精神创伤及越战一代：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成果报告》（纽约，1990），页180—186。这些调查本身很复杂，解读起来又容易各说各话，所以结论常大相径庭。虽然有几项研究发现，在犯罪率和从军经历间存在正相关，但多数调查却并没有发现两者的关系，甚至发现存在负相关（也即战争过后犯罪率甚至有所降低）。戴维·莱斯特，“参战和死亡人数间的关系”，《社会心理学杂志》，131卷6期（1991），页893—895；戴维·莱斯特，“战争和个人暴力”，收G．奥森达（编），《战争对社会的影响》（圣马力诺，1992），页213；陆军约翰·麦伦上校，“朝鲜战争期间及战后部队中的精神病学问题”，《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5期（1956年5月），页725—726；杰弗里·斯特莱默、克里斯托弗·坦南特，“越战的精神病学方面：对战士的影响”，收肯尼思·迈多克、巴里·赖特（编），《战争：澳大利亚与越南》（悉尼，1987），页230—261；里根总统的助理国防部长、负责预备役事物的詹姆斯·韦布，引自提默西·朗沛里斯，《“读风”：越战文学：一种阐释性评论》（北卡罗来纳，1987），页17。海军罗伯特·R．斯特兰吉中校和达德利·E．布朗上校在1970年曾说过：
尽管抑制公然的侵略行径——无论是向内还是向外的——可能会暂时被集体认可和求生欲等战争因素冲破，但战场经历并不能完全消解这种抑制……攻击欲引发的问题在越战老兵身上甚至比非战斗群体身上还要少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海军罗伯特·斯特兰吉中校、达德利·E．布朗上校，“战后归乡：越南回来士兵的精神病问题研究”，《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27卷4期（1970年10月），页492。
统计数据虽然既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所谓“使残暴化”的理论，但现有证据表明，老兵们是“清白”的。
甚至在某些确有残暴化倾向的案例中，结果也有反复，无论从“个体”还是“群体”角度都是这样。很明显，并不是每个在战争中杀过人的老兵都有过持久的心理创伤。参与美莱屠杀的士兵在越、美各呆了一年之后才出庭。在这期间，他们的行为举止和其他驻越美军或老兵没什么区别。大范围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戴恩·阿切尔和罗兹玛丽·加特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虽然调查表明暴力犯罪和战争有关系，但他们搜集的证据却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杀人案的增多只发生在一战后的苏格兰和美国以及二战后的澳大利亚、英格兰和苏格兰；在一战后的英格兰没有变化，一战后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二战后的北爱尔兰、美国甚至有所降低。戴恩·阿彻、罗斯玛丽·加特纳，《从跨国角度看暴力和犯罪》（纽黑文，1984），页79。
许多此类研究的概念范型也不统一。一个理论认为战争会提升犯罪率，“因为战争中人的情绪不稳定”；另一个理论就说战争结束后犯罪反而会减少，因为“战后爱国热情会高涨”。一个理论说犯罪率攀升是因为“暴力得以传播”，另一个理论则说犯罪会减少，因为“战争取代了对暴力的诉求”。详见埃德温·苏瑟兰，“战时罪行”，收苏瑟兰，《关于分析犯罪》，1943年首版（芝加哥，1973），页120—121。此外，收集到的数据也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因为没人知道如果没有战争犯罪率有多高。犯罪数据也不区分罪犯是否有过从军经历。征兵时，几乎所有身强力壮的人都会被拉进部队，这样的人犯重罪的可能要比瘦弱的人大些。另外，战后暴力犯罪的上升可能根本与战场的杀人经历完全没有关系。可惜的是，多数大型调查对“军人”和“战士”没有区分，而“残暴化”理论又不适用从未离开过办公室或帐篷的军人，他们离战区有十万八千里。
战争如何导致犯罪率升高？其具体过程也难以界定。纵使两者间存在着正相关，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不一定可以归于战场上的杀人经历。比如在美国，老兵拥有枪支的比率要大些，但这是因为乡下人（他们有更多的枪支）参军的比例高。换言之，他们持有枪支最终是因为早前就和武器打过交道，而不是军队训练的结果。艾伦·利佐特、戴维·波杜瓦，“军事社会化，童年社会化和当前形势：老兵的枪炮所有制”，《政治和军事社会化杂志》，8卷2期（1980年秋季），页243—256。还有一些“役前”因素也很重要。在澳大利亚关于越战老兵的调查中，就发现有暴力倾向的老兵不同于没有此类倾向的老兵。前者有
不少战前或早年经历，导致了其战后侵略成性；这包括家族酗酒史、和父母关系紧张、早年失去单亲以及童年受过暴力等……这些肇因在越南继续发展，但这些人如果行凶，就总会被认为是战争惹的祸。杰弗里·斯特莱默、克里斯托弗·坦南特，“越战的精神病学方面：对战士的影响”，收肯尼思·迈多克、巴里·赖特（编），《战争：澳大利亚与越南》（悉尼，1987），页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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