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
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人才，短短几年里，跨行业、跨品种，坏事干得面面俱到，着实不易。
这是杨涟的最后反击，与其说是反击，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按照常理，这封奏疏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到时只能是废纸一张。
杨涟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为了应对不利局面，他想出了两个办法。
可惜，杨涟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是靠不住的。
在被无情地拒绝后，魏忠贤丢掉了所有的幻想，他终于明白，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也无法接纳的。
正邪不能共存，那么好吧，我将把所有的一切，都拉入黑暗之中。
魏忠贤立即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
在皇帝的面前，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一进去就哭，一边哭一边说：
“现在外面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承担重任，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
这种混淆是非，拉皇帝下水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却比较实用，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
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打断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
“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句话时，魏忠贤知道，完了。他压住杨涟的奏疏，煞费苦心封锁消息，这木匠还是知道了。
对于朱木匠，魏忠贤还是比较了解的，虽不管事，绝不白痴，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
于是他承认了奏疏的存在，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
但皇帝陛下似乎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只说了一句话：
“奏疏在哪里，拿来给我！”
这句话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因为在那封奏疏上，杨涟列举了很多内容，比如迫害后宫嫔妃，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以及私自操练兵马（内操），图谋不轨等等。
贪污受贿，皇帝可以不管，坑皇帝的老婆，抢皇帝的座位，皇帝就生气了。
更何况这些事，他确实也干过，只要皇帝知道，一查就一个准。
奏疏拿来了，就在魏忠贤的意志即将崩溃的时候，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指示：
“读给我听。”
魏忠贤笑了。
因为他刚刚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皇帝陛下，是不大识字的。
如果说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和魏公公差不多，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认字不多），归根结底，还是万历惹的祸。
万历几十年不立太子，太子几十年不安心，自己都搞不定，哪顾得上儿子，儿子都顾不上，哪顾得上让儿子读书，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把天启折腾成了木匠。
所以现在，他并没有自己看，而是找了个人，读给他听。
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疏的人，他确定，东林党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朗读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死党，王体乾。
就这样，杨涟的二十四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也不读了。
所以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
但这也无所谓，反正也没什么大事，老子还要干木匠呢，就这么着吧。
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
魏忠贤彻底解脱了。
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
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
天启四年（1624年）十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
同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星结党营私，此后皇帝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
可以肯定的是，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他老人家本不识字，且忙做木匠，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为保证及时有力迫害忠良，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圣旨。
大势已去，一切已然无可挽回。
同月，心灰意冷的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了老家。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
只剩下一个人——叶向高。
东林党失败了，败得心灰意冷，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赶出朝廷的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家养老。
但这一次，魏公公给他们提供了第二个选择——赶尽杀绝。
因为魏公公不是政治家，他是无赖流氓，政治家搞人，搞倒搞臭也就罢了，无赖流氓搞人，都是搞死为止。
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
但要办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
大明毕竟是法制社会，要干掉某些人，必须要罪名，至少要个借口，但魏公公查遍了杨涟等人的记录，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是统统的没有。
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们或许狭隘、或许偏激，却不贪污，不受贿，不仗势欺民，他们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什么生计、未来，魏公公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如何合理地把东林党人整死：抓来打死不行，东林党人都有知名度，社会压力太大，抓来死打套取口供，估计也不行，这帮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攻坚难度太大。
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他相信，从此人的身上，他将顺利地打开突破口。
虽然在牢里，但汪文言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世界已经变了。刘侨走了，魏忠贤的忠实龟孙，五彪之一的许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原先好吃好喝，现在没吃没喝，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
但他并不知道，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
魏忠贤明白，东林党的人品是清白的，把柄是没有的，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这人自打进朝廷以来，有钱就拿，有利就贪，和东林党熟，和阉党也熟，牛鬼蛇神全不耽误，谈不上什么原则。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涟等人贪污的口供，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
面对左右逢源、投机取巧的汪文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天启五年（1625年），许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
史料反映，许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还想出了许多花样繁多的酷刑，比如用铁钩扎穿琵琶骨，把人吊起来，或是用蘸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同脱落。所谓审讯，就是裸的折磨。
在第一次审讯后，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但许显纯并不甘休，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十几次审下来，审到他都体力不支，依然乐此不疲。
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拷问汪文言，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时，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
“不知道。”
无论拷打多少次，折磨多少回，穷凶极恶地质问，丧心病狂的酷刑，这就是他唯一的回答。
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牢中看到不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
然而汪文言用镇定地语气对他说：
“不要哭，我必死，却并不怕死！”
许显纯急眼了，在众多的龟孙之中，魏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实在是莫大的信任，为不让太监爷爷失望，他必须继续拷打。
终于有一天，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许显纯说：
“你要我承认什么，就说吧，我承认就是了。”
许显纯欣喜万分，说道：
“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作口供为证，就放了你。”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
“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
混社会的游民，油滑的县吏，唯利是图，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的一生，都在虚伪、圆滑、欺骗中度过，他的每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
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做出了最后的抉择：面对黑暗，绝不妥协。
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
许显纯无计可施，所以他决定，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伪造口供。
在这个问题上，许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变态心理，他一边拷打汪文言，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意思很明白：我就在你的面前，伪造你的口供，你又能怎么样呢？
但当他洋洋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对面阴暗的角落里，那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
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向这个黑暗的世界，迸发出愤怒的控诉：
“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质！”
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汪文言被害于狱中，他
许显纯想让他死，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
拷打如期进行，拷打规律是每五天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涟的下颌脱落，牙齿打掉，却依旧无一字供词。
于是许显纯用上了钢刷，几次下来，杨涟体无完肤，史料有云：“皮肉碎裂如丝”。
然“骂不绝口”，死不低头。
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杨涟回到监房，写下了《告岳武穆疏》。
在这封文书中，杨涟没有无助的报怨，也没有愤怒的咒骂，他说：
“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
他说：“涟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
昏暗的牢房中，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形容的痛苦，死亡边缘的挣扎，却没有仇恨，没有愤懑。
只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
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后，许显纯终于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是绝不可能的。
栽赃不管用的时候，暗杀就上场了。
魏忠贤很清楚，杨涟是极为可怕的对手，是绝对不能放走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杀死，且不可走漏风声。
许显纯接到了指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杨涟将死在他的监狱里，悄无声息，他的冤屈和酷刑将永无人知晓。
事实确实如此，朝廷内外只知道杨涟有经济问题，被弄进去了，所谓拷打、折磨，闻所未闻。
对于这一点，杨涟自己也很清楚，他可以死，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于是，在暗无天日的监房中，杨涟用被打得几近残废的手，颤抖地写下了两千字的绝笔遗书。在遗书中，他写下了事情的真相，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
遗书写完了，却没用，因为送不出去。
为保证杨涟死得不清不楚，许显纯加派人手，经常检查杨涟的牢房，如无意外，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许显纯手中，成为灶台的燃料。
于是，杨涟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
顾大章接受了，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东林重犯，如果杨涟被杀，他必难逃一死。且此封绝笔太过重要，如若窝藏必是重犯，推来推去，谁都不敢收。
更麻烦的是，看守查狱的时候，发现了这封绝笔，顾大章已别无选择。
他面对监狱的看守，坦然告诉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从容等待结局。
短暂的沉寂后，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平静地告诉他：这封绝笔，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
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牢中关帝像的后面，此后被埋在牢房的的墙角下，杨涟被杀后，那位看守将其取出，并最终公告于天下。
无论何时何地，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许显纯开始了谋杀。
不能留下证据，所以不能刀砍，不能剑刺，不能有明显的皮外伤。
于是许显纯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
然而杨涟没有死。
他随即用上了监狱里最著名的杀人技巧——布袋压身。
所谓布袋压身，是监狱里杀人的不二法门，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好杀，却又不能不杀的犯人，具体操作程序是，找到一只布袋，里面装满土，晚上趁犯人睡觉时压在他身上，按照清代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的说法（当年曾经蹲过黑牢），基本上是晚上压住，天亮就死，品质有保障。
然而杨涟还是没死，每晚在他身上压布袋，就当是盖被子，白天拍土又站起来。
口供问不出来倒也罢了，居然连人都干不掉，许显纯快疯了。
于是这个疯狂的人，使用了丧心病狂的手段。
他派人把铁钉钉入了杨涟的耳朵。
具体的操作方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铁钉入耳的杨涟依然没有死，但例外不会再发生了，毫无人性的折磨、耳内的铁钉已经重创了杨涟，他的神智开始模糊。
杨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咬破手指，对这个世界，写下了最后的血书。
此时的杨涟已处于濒死状态，他没有力气将血书交给顾大章，在那个寂静无声的黑夜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他拖着伤残的身体，用颤抖的双手，将血书藏在了枕头里。
结束吧，杨涟微笑着，等待着最后的结局。
许显纯来了，用人间的言语来形容他的卑劣与无耻，已经力不从心了。
看着眼前这个有着顽强信念和坚韧生命力的人，许显纯真的害怕了，敲碎他全身的肋骨，他没有死，用土袋压，他没有死，用钉子钉进耳朵，也没有死。
无比恐惧的许显纯决定，使用最后也是最残忍的一招。
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二十四日夜。
许显纯把一根大铁钉，钉入了杨涟的头顶。
这一次，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杨涟当场死亡，年五十四。
伟大的殉道者，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杨涟希望，他的血书能够在他死后清理遗物时，被亲属发现。
然而这注定是个破灭的梦想，因为这一点，魏忠贤也想到了。
为消灭证据，他下令对杨涟的所有遗物进行仔细检查，绝不能遗漏。
很明显，杨涟藏得不好，在检查中，一位看守轻易地发现了这封血书。
他十分高兴，打算把血书拿去请赏。
但当他看完这封血迹斑斑的遗言后，便改变了主意。
他藏起了血书，把它带回了家，他的妻子知道后，非常恐慌，让他交出去。
牢头并不理会，只是紧握着那份血书，一边痛哭，一边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我要留着它，将来，它会赎清我的罪过。”
三年后，当真相大白时，他拿出了这份血书，昭示天下：
“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
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周顺昌为人清廉，家里很穷，还很讲义气，经常给人帮忙，在当地名声很好。
东厂特务估计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又觉得苏州人文绉绉的，好欺负，所以一到地方就搞潜规则，要周顺昌家给钱，还公开扬言，如果不给，就在半道把周顺昌给黑了。
可惜周顺昌是真没钱，他本人也看得开，同样扬言：一文钱不给，能咋样？
但是人民群众不干了，他们开始凑钱，有些贫困家庭把衣服都当了，只求东厂高抬贵手。
这次带队抓人的东厂特务，名叫文之炳，可谓是王八蛋中的王八蛋，得寸进尺，竟然加价，要了还要。
这就过于混账了，但为了周顺昌的安全，大家忍了。
第二天，为抗议逮捕周顺昌，苏州举行罢市活动。
要换个明白人，看到这个苗头，就该跑路，可这帮特务实在太过嚣张（或是太傻），一点不消停，还招摇过市欺负老百姓，为不连累周顺昌，大家又忍了。
一天后，苏州市民涌上街头，为周顺昌送行，整整十几万人，差点把县衙挤垮，巡抚毛一鹭吓得不行，表示有话好好说。有人随即劝他，众怒难犯，不要抓周顺昌，上奏疏说句公道话。
毛一鹭胆子比较小，得罪群众是不敢的，得罪魏忠贤自然也不敢，想来想去，一声都不敢出。
所谓，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十几万人气势汹汹，就等一把火。
于是文之炳先生挺身而出了，他大喊一声：
“东厂逮人，鼠辈敢尔？”
火点燃了。
勒索、收钱不办事、欺负老百姓，十几万人站在眼前，还敢威胁人民群众，人蠢到这个份上，就无须再忍了。
短暂的平静后，一个人走到了人群的前列，面对文之炳，问出了一个问题：
“东厂逮人，是魏忠贤（魏监）的命令吗？”
问话的人，是一个当时寂寂无名，后来名垂青史的人，他叫颜佩韦。
颜佩韦是一个平民，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所以当文特务确定他的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
“割了你的舌头！东厂的命令又怎么样？”
他穿着官服，手持武器，他认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颜佩韦会害怕，会退缩。
然而，这是个错误的想法。
颜佩韦振臂而起：
“我还以为是天子下令，原来是东厂的走狗！”
然后他抓住眼前这个卑劣无耻、飞扬跋扈的特务，拳打脚踢，发泄心中的怒火。
之炳被打蒙了，但其他特务反应很快，纷纷拔刀，准备上来砍死这个胆大包天的人。
然而接下来，他们看见了让他们恐惧一生的景象，十几万个胆大包天的人，已向他们冲来。
这些之前沉默不语，任人宰割的羔羊，已经变成了恶狼，纷纷一拥而上，逮住就是一顿暴打，由于人太多，只有离得近的能踩上几脚，距离远的就脱鞋，看准了就往里砸（提示：古人穿的是木屐）。
东厂的人傻了，平时大爷当惯了，高官看到他们都打哆嗦，这帮平民竟敢反抗，由于反差太大，许多人思想没转过弯来，半天还在发愣。
但他们不愧训练有素，在现实面前，迅速地完成了思想斗争，并认清了自己的逃跑路线，四散奔逃，有的跑进民宅，有的跳进厕所，有位身手好的，还跳到房梁上。
说实话，我认为跳到房梁上的人，脑筋有点问题，人民群众又不是野生动物，你以为他们不会爬树？
对于这种缺心眼的人，群众们使用了更为简捷的方法，一顿猛踹，连房梁都踹动了，直接把那人摇了下来，一顿群殴，当场毙命。
相对而言，另一位东厂特务就惨得多了，他是被人踹倒的，还没反应过来，又是一顿猛踩，被踩死了，连肇事者都找不着。
值得夸奖的是，苏州的市民们除了有血性外，也很讲策略，所有特务都被抓住暴打，但除个别人外，都没打死——半死。这样既出了气，又不至于连累周顺昌。
打完了特务，群众还不满意，又跑去找巡抚毛一鹭算账。
其实毛大人比较冤枉，他不过是执行命令，胆子又小，吓得魂不附体，只能躲进粪坑里，等到地方官出来说情，稳定秩序，才把浑身臭气的毛巡抚捞出来。
这次事件中，东厂特务被打得晕头转向，许多人被打残，还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据说有些人回京后，一辈子都只敢躲在小黑屋里，怕光怕声，活像得了狂犬病。
气是出够了，事也闹大了。
东厂抓人，人没抓到还被打死几个，魏公公如此窝囊，实在耸人听闻，几百年来都没出过这事。
按说接下来就该是腥风血雨，可十几天过去，别说反攻倒算，连句话都没有。
因为魏公公也吓坏了。
事发后，魏忠贤得知事态严重，当时就慌了，马上把首辅顾秉谦抓来一顿痛骂，说他本不想抓人，听了你的馊主意，才去干的，闹到这个地步，怎么办？
魏忠贤的意思很明白，他不喜欢这个黑锅，希望顾秉谦帮他背，但顾大人岂是等闲之辈，只磕头不说话，回去就养病，索性不来了。
魏公公无计可施，想来想去，只好下令，把周顺昌押到京城，参与群众一概不问。
说是这么说，过了几天，顾秉谦看风声过了，又跳了出来，说要追究此事。
还没等他动手，就有人自首了。
自首的，是当天带头的五个人，他们主动找到巡抚毛一鹭，告诉他，事情就是自己干的，与旁人无关，不要株连无辜。
这五个人的名字是：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
五人中，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其余四人并未见过周顺昌，与他也无任何关系。
几天后，周顺昌被押解到京，被许显纯严刑拷打，不屈而死。
几月后，周顺昌的灵柩送回苏州安葬，群情激愤，为平息事端，毛一鹭决定处决五人。
处斩之日，五人神态自若。
沈扬说：无憾！
马杰大笑：
“吾等为魏奸阉党所害，未必不千载留名，去，去！”
颜佩韦大笑：
“列位请便，学生去了！”
遂英勇就义。
五人死后，明代著名文人张傅感其忠义，挥笔写就一文，是为《五人墓碑记》，四百年余后，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嗟夫！大阉之乱，以缙绅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
——五人墓碑记
颜佩韦和马杰是商人，沈扬是贸易行中间人，周文元是轿夫，杨念如是卖布的。
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
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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