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章固然有趣，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是顾宪成。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那次京察中，吏部尚书孙——撤职了，考功司郎中星——回家了，首辅王锡爵——辞职了，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升官了还不说，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李三才偷看信件，王锡爵打道回府，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
这是一团迷雾，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
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
顾宪成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官职。
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部长）、其次是侍郎（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司长），分别是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
但是，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其中最厉害的，是文选司和考功司，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司负责官员考核。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相对而言，验封司、稽勋司就一般了，一般到不用再介绍。
有鉴于此，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
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司员外郎（副职）——文选司郎中。
这就意味着，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
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
在这个世界上，实力和道德，经常是两码事。
东林之中，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李三才。
李三才先生的职务，之前已经说过，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
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凤阳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那个。
自古以来，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算是坐地收钱，肥得没边。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盐政。
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想不捞外快，一靠监督，二靠自觉。
很可惜，李三才不自觉。从种种史料分析，他很有钱，有钱得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
至于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
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事迹，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负才而守不洁。
列举以上两人，只是为了说明一点：
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
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
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
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叶向高退休回家。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京察开始，主持京察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志。
郑继之是楚党，李志是浙党。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包袱走人，这其中，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
萨尔浒之战前，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言，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
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
因为在不久之后，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
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标到处逛，星家里蹲。
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
此时的首辅，是浙党的方从哲，此时的朝廷，是三党的天下。对东林党而言，前途似乎一片黑暗。
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不行了。
明光宗朱常洛
虽然几十年来，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
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一日，朱常洛正式登基，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定年号为泰昌。
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按照惯例，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年号。
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
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
一个撑了三十八年，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是很不幸的。
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是郑贵妃。
郑贵妃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出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一件礼物。
十天之后，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
光宗皇帝的性命，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
这份礼物，是八个美女。
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哪都不能去，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辛辛苦苦、畏畏缩缩了几十年，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
古语有云：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在史料上，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
“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辛勤工作，身体吃不消，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于是不久之后，朱常洛就病倒了。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十日。
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实现，四天之后。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十四日。
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身体差就该看医生，于是崔文升出场了。
崔文升，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前面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
可是这人来，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
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
诊断之后，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服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
他开的这服药，叫泻药。
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
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蒙古大夫。
无论动机如何，结果是肯定的，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
但这一切还不够，要达到目的，这些远远不够，即使那个人死去，也还是不够。
必须把控政权，把未来所有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开幕之前，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
这位同盟者的名字，不太清楚。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她姓李，是太子的嫔妃。而这位姓李的女人，是选侍，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她被称为“李选侍”。
李选侍应该是个美女，至少长得还不错，因为皇帝最喜欢她，而且皇帝的儿子，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朱由校，也掌握在她的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郑贵妃找上了她。
就智商而言，李选侍还算不错（相对于郑贵妃），就人品而言，她和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经过一番潜规则后，双方达成协议，成为了同盟，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现在一切已经齐备，只等待着一个消息。
所有的行动，将在那一刻展开，所有的野心，将在那一刻实现。
小人物
目标就在眼前，一切都很顺利。
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同党越来越多，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前方已是一片坦途。
然而她们终究无法前进，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明光宗即位后，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最高兴的是东林党。
这是很正常的，从一开始，东林党就把筹码押在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
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
明光宗非常够意思，刚上任，就升了几个人的官，这些人包括刘一、韩、周嘉谟、邹元标、孙如游等等。
在这群人中，有内阁大臣、人事部部长、法院院长，部级高官，然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只是配角，真正力挽狂澜的人，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涟。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湖北）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
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因为这人非但当官晚，升得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
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是一个不普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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