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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必须死:万历年间的一场数学大乱(一、二)

2016-09-09 07:05:46

学霸必须死:万历年间的一场数学大乱(一、二)

大明万历年间,南直隶徽州府爆发了一场规模颇大的民间骚乱,震动朝野。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骚乱既不是天灾所致,也不是盗匪所扰,究其起因,竟是一位学霸做数学题闹出来的。
这个故事,要从隆庆年间的徽州府说起。
徽州府这个地方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其时徽州府下辖一共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同时它还是附廓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该县之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
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储存在县城阁架之内,以便随时调取勘合。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所以它们常年束之高阁,除了户房的税吏之外,根本无人问津。
隆庆三年,忽然有两道满是兴奋的目光,投向了这些尘封的档案。
这个人叫帅嘉谟,字禹臣。严格来说,他其实不是歙县人,祖籍湖广江夏县,隶属于徽州境内的新安卫,是个军户——不过这出身没什么不好,朝中此时有位叫张居正的大人物,也是军户出身。
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但他在数学方面很有天分,搁到现在,估计是奥数学霸一级的大牛。可惜在大明,可没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最好的就业前景,就是做钱粮一道的书吏或者师爷。
不知道纯粹是兴趣使然,还是想磨练计算能力以便谋一份正业,总之帅嘉谟很沉迷于做数学题。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这种邪恶的东西,帅嘉谟一腔做题欲望无处发泄——这简直太令人发指了——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他很快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
徽州府历年来的税粮账册,都存在歙县。大明税赋结构向来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到大量科目之间的折兑均平,正是绝佳的应用题例。
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帅嘉谟设法接触到这些官府账册。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这简直太令人发指了——开始做起数学题来。
做着做着,帅嘉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他盘点了各项税目后注意到,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交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做“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
帅嘉谟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赋税,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一笔支出,数字也是8780匹生绢,但科目却对不上,叫做“夏税生丝”。
换句话说,徽州府这笔每年8780匹生绢的税支,其实全部是由歙县负担。
帅嘉谟大为骇异,这可不是小数。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一本工具书,里面收录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从弘治朝开始,每代都会进行修订,勉强可当做年鉴来用。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这说明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的税目,应该是六县均摊,怎么可以只压在歙县一处呢?
不行,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得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古早的线索。
徽州这个地方,归附于洪武爷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搞了一次“乙巳改制”,很多科目的税额要重新调整。
结果一查之下,发现歙县跟此前缴纳的夏麦相比,同比差了9700石。于是政府针对歙县的3646顷轻租田,每亩各加征“夏税生丝”四钱,以弥补缺额——这就是歙县“夏税生丝”的由来。
这个“补欠夏粮”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并没关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9700石夏麦,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折率,每石折银3钱,9700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2910两。而每年“人丁丝绢” 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七钱,所以8780匹折银6146两——嗯,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可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10780石,可折银3234两。
2910+3234=6144。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2两!
于是,帅嘉谟得出了结论:“在国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8780匹生绢。在乙巳改制之后,这笔税不知为何变成了歙县单独承担。”
更惨的是,8780匹生绢是折色税,要以实物形式缴纳。徽州偏偏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掉换成银子,再拿银子去买生丝,再缴给官府,前后要折两次,成本非常高。再加上这个8780匹是到库的数字,还得加上中途运输成本与损耗。整个折算下来,歙县人民实际付出的比账面更多。
若这个说法无误,歙县简直倒霉透了。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制”开始算起,到隆庆三年……这笔冤枉税交了两百多年!
帅嘉谟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在歙县摸了一圈底。结果他发现,自己并不是最早发觉有问题的,早在嘉靖十四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王相、程鹏发现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
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而且还不止一次!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很快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是这两位很快便升迁转走,没人再去追问。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也接到了同样的呈文,也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后来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查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最起码,得八这个税重新分摊到六县去,不能让歙县独扛。
这个决心下得并不容易。大明税赋错综复杂,牵涉甚多,连皇上想增减一二都不容易,想凭一介平民的力量删掉整整一个科目,实在太难。何况如果重新分摊,将意味着其他五县平白加税,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定会拼死阻挠。
到底帅嘉谟是正义感和乡土情结使然,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我们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无论如何,他立刻采取了行动。
帅嘉谟亲自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在隆庆四年的年初,没有通过徽州府,而是越级呈给了当时的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玩了一个心眼儿,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么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其实在《徽州府志》里,只是含糊地记载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既成印象,方便行事——孰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关键焦点,这个后头再说。
除了偷改了原文,帅嘉谟还发动了情感攻势。他动情地说:
“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20190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8501匹;应天十三府,只要缴2905匹。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8780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还能勉强忍受,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都高,这根本不合理啊!”
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止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十三万匹,湖广总额两万七千匹,都远超歙县。
帅嘉谟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作比较,就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这个手段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比较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立刻变得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帅嘉谟还准备第三张牌:政治牌。
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天下之遗,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焉。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欤,恳乞均平。”
短短一句话,先后两次出现“均平”一词。
这是有深刻用意的。
在隆庆年间,江南正在推行一条编法,即日后的一条鞭法。这个税改政策的雏形始于嘉靖十年,从四十年开始到隆庆年,逐渐在税负最重的南直隶地区进行试验。它提出的口号恰好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 
所以帅嘉谟两次“均平”,是为了把这次税赋争议,拔高到响应国家政策的高度。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编法的核心要旨,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所以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人丁丝绢” 是折色实物税,缴纳十分麻烦,亟需调整,这又和中央改革精神紧紧地挂上了钩。
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高层一关注,这事就好办了。
尤其是现任的应天巡抚,对一条编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气。只要他肯表态,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姓海名瑞,号刚峰……不必多说了吧?
其实真要较起真来,帅嘉谟此举属于强行拔高。
因为这次“人丁丝绢” 争议的核心,是税负归属,到底歙县单出还是六县一起出?至于实物折算,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跟一条鞭法关系不大。
这就好比咱俩为吃饭买单起了争执。谁出这顿饭钱,才是争执的重点,至于这钱是支付宝微信还是现金,并不重要。等警察来了,我喊一嗓子:“民警同志,为了响应国家鼓励线上支付的号召,你给评评理,这顿饭钱该谁出?” ——哪儿跟哪儿呀!
但在帅嘉谟的妙笔之下,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非但不傻,反而显得煌煌正气,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挟海瑞以慑徽州,这就是帅嘉谟的用意。
除了这些,帅嘉谟还准备了第四张牌——贴心的解决方案。
他深谙官僚秉性,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就是下面的人争吵却又拿不出办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后,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贴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要么按照《大明会典》的原则,六县按照人丁分摊;要么按照《徽州府志》,六县按照田地分摊,折麦再折银再折丝。
看,方案我都给您做好了,您朱笔批准便是,多体贴。
无论上级选择按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歙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负担。
不得不说,帅嘉谟的这一篇呈文,当真是诉状杰作。开头借了朝廷大势的东风,立意高远,中间数字翔实,论据确凿,层层推论极有说服力,篇尾不忘煽情,描绘歙县人民生活有多艰辛,诉于情感层面。文字、逻辑上玩的小花招层出不穷,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生生把节奏给带起来了。
关于帅嘉谟的职业,史无明载,徽州其他五县骂他是个奸滑讼棍。从这份诉状来看,若非状师大手,还真是写不出来这等文字。
这一篇雄文递上去以后,效果立竿见影,不光惊动了巡按刘世会,果然连应天巡抚海瑞都表示关注。
隆庆四年二月初十日,海瑞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 意思是我很重视,你们好好查清楚。随后巡按刘世会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乡绅、耆老等民众代表,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
应天巡抚与应天巡按都是徽州府的上级,前者主管地方政务,后者主管纠察发奸,哪个徽州府都惹不起。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一看抚、按两院都下文了,先一哆嗦,再一看,落款还有海刚峰的大名,没敢耽搁,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
海瑞的大名,果然名不虚传。
谁知道,就在这节骨眼上,发生了一桩意外。
隆庆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两院批示发出后的第十五天。海瑞突然调职,改任南京粮储。
海瑞为何突然从应天巡抚任上离职,这是另外一篇好大文章,这里按下不表。总之,徽州这摊事儿,海刚峰是顾不上管了。
海瑞是帅嘉谟最大的倚仗。他突然调任,让“人丁丝绢”案子陡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尽管巡按刘世会还在,尽管知府还在,可是没了海刚峰当主心骨,他们可不愿意去触这个霉头。
要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
帅嘉谟的主张,对歙县有利,但对其他五县可是彻头彻尾的坏消息。一旦议成,他们平白要多交不少赋税。因此对这个提案,无论是五县籍的官员、胥吏和当地乡绅百姓都坚决反对。这一股民意,就算是应天抚、按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而从徽州知府的立场来看呢?无论“人丁丝绢”在六县怎么分配,对府里来说都没区别,只要每年凑够8780匹生绢给南京就好。这笔丝绢税如果不改,局势平静如初,最多歙县抱怨两句——反正你们交了两百多年了,祖宗成法,还是不要变啦;若是支持帅嘉谟的主张,把赋税均摊到六县,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处,反而还平白引起其他五县骚动,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徽州府会怎么选择,不问可知。
这也是为什么,帅嘉谟当初要越级去向两院呈文,想靠海笔架的威名硬压。因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现在海瑞离开,倚仗已去,整个事情立刻推不下去了。
应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但下面却毫无反应,恍若未闻。别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就连苦主歙县,居然也悄无声息。
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丁忧,县务无人署理。其他五县的知县,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因循停阁,不办公了。
明代从洪武十八年开始,规定地方官员逢辰、戊、丑、未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觐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察。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
但问题是,隆庆四年为庚午,隆庆五年为辛未,明年才是朝觐之年。你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
而且还不是一位,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
很明显,五县已经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黄,拖到忘,拖到无疾而终,然后就天下太平了。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么?
于是,从应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才有绩溪县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于其他四县,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
这份绩溪县的申文,是以本县教谕杨存礼的名义提交的,还有几个县中耆老的连署。由教谕出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绩溪的态度——这无关钱粮,根本是人品问题!
比起帅嘉谟那篇雄文,这份申文的干货不多,但刀笔暗藏机锋,也十分厉害。
一开头,杨教谕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估计是被帅嘉谟挤兑的,不喊不行——“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  然后画风陡然一变,先大骂帅嘉谟“变乱国制,罔上虐下”,是个“假公挟私”的无耻讼棍,又骂当年嘉靖年呈文的程鹏、王相是刁民。
骂了半天,杨教谕终于说到了主题。首先他承认了帅嘉谟的发现,如今的“人丁丝绢”,确实就是国初的“夏税生丝”。但他解释说,根据府志记载,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责成他们补交夏税生丝,一共8780匹给南京承运库。所以这是歙县自己的锅,跟其他县没关系。
然后他又说,这笔税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从来没人抗议过。嘉靖十四年,两个歙县刁民程鹏、王相去告刁状, 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主持过一次调查,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结论是“人丁丝绢”就该歙县单独交。此后三十多年,也风平浪静。谁知道又冒出一个讼棍帅嘉谟,无视组织决定,又要兴风作浪。
杨教谕的这个辩驳,实在是毫无道理。
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8780匹生丝,换算成麦子是20480石,跟歙县拖欠的9700石根本对不上。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么多。杨教谕到底是文科生,没算明白这笔账。
不过技术细节无关宏旨,因为文科生最擅长的,是抒情。
杨教谕动情地写道:“我们绩溪,一共才方圆二十四里,土地贫瘠,民众贫苦,每年丁粮才七百石不到;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粮得六万多石。哪有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的道理?”
他哭诉完之后,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
杨教谕前面那些话,都是废话,真正的文眼,在这里。
这句话虽然谦卑,却隐隐带着威胁,反着读,意思就成了:如果您如果不照原样征税,难免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便了哟。
这句话非常狠,一下就打中了徽州府的要害。
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其实背后是五县的共识。也就意味着,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将会是整个徽州府阖府大乱。明年就是朝觐考察年,青天大老爷,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迹同谋反,就过线了。现在四县不吭声,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绩溪人口太少,怎么闹,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这样一来,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圜。
都说民怕官,可若是民闹得太厉害,官也怕民。双方保持着默契的均势,谁也不会逾越那条底线。
所以我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以维稳为主,不出事为最佳,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嚷嚷一阵,总不会吃亏。闹大了,官府为了息事宁人,往往法不责众,按闹分配。
更何况这事根本不触及到官府根本利益,闹上一闹,官府自然会对那头儿施加压力
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逻辑不重要,官老爷的仕途和安定团结才是解决问题的发力点。
果然,徽州府一看这篇申文,心领神会,不再催促合议。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黄…
当事人帅嘉谟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岂能无疾而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从这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
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泰否。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这是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
他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考虑了一下,发现之前的呈文里,确实有一处很模糊。
国初六县均输的“夏税生丝”,就是如今歙县独输的“人丁丝绢”,这个没问题。那么,“夏税生丝”这个科目,又是怎么被改成“人丁丝绢”的呢?
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真相便可呼之欲出。
帅嘉谟挽起袖子,又扑入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他要在这积存了两百年六县档案的大海里,找出那根关键的针来。
这次的调查,持续了数月之久。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被帅嘉谟真的找到了线索:
奥妙,出自征税科目上。
帅嘉谟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类似于对账单——上面写的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丝绢”  也就是说,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是“人丁丝绢”,而且没有指明由哪个县单独交纳,一般应该默认是六县均摊。
而帅嘉谟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却发现“人丁丝绢”这个科目没了。只有在歙县的交税科目里,多了一个“夏税生丝”。
于是,这其中的手脚,就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 科目,
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解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人丁丝绢”之下。
这样一来,“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的巢。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歙县独扛。可怜歙县百姓不知内情,辛辛苦苦交税,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
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缴税这种事,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就这样,歙县一气养了近两百年“人丁丝绢”,而不自知。
帅嘉谟一拍桌子,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书手从中舞弊!
这个猜测,并非是凭空臆测。
在大明的体制里,地方官员流转频繁,一个职位上坐几年就走了。而那些地方庶务——比如钱粮刑名之类——则被专业的胥吏所把持。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职务世代相传,又掌握着专业技能,外人根本弄不明白,上下其手的空间很大。
尤其是钱粮一道,更是重灾区,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手段高超的书手,甚至能“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鄢”,你说这得多牛逼。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就曾无奈地写道:“各县各户房粮科,年年派粮,时时作弊。”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
所以这一招鸠占鹊巢,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
事不宜迟,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知道,吏目向来世代相继,如果彻底掀出来,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对于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弊由何作”。
人,可以不追究,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事,做错了,却得拨乱反正。
同时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人丁丝绢”明明是人头税,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单独让歙县交纳,难道其他五个县一个人都没有吗?
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俯赐决议,申详改正”。
应该说,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更有说服力,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可是报告递上去,却毫无动静。徽州府这次干脆连回复都没有,置若罔闻。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出于维稳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是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换了其他人,大概就认命了,可是帅嘉谟却没有退缩。这个耿直的boy意识到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遂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进京上访!
我找你们领导去!
这里要特别插一句。帅嘉谟的这个行为,在别的地方可能惊世骇俗,但在徽州,还真不算出奇事。
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剽悍。这个“剽悍”不是说他们好打架,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成“刁民”。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讼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时人形容为“事起渺怒,讼乃蔓延”,并用了一个特别精辟的词来总结——健讼。
大量的诉讼,让徽州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打起官司来唇枪舌剑,在诉状上经常互相攻伐,精彩纷呈。每一任徽州主官,都觉得本届“刁民”太多,对此头疼万分,以难治而闻名。
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南宋时,徽州出身的朱熹就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难以以力服,而易以理胜。” 
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告,这个做法,很徽州。
帅嘉谟抵达京城以后干了什么,没有资料记载。但从各种官府文件透露的细节能推测出,他应该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求递陈情状子。
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以帅嘉谟的身份,想直接找户部高官申诉很难,但搭上一个言官就容易多了。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职责稽查六部百司之失,一向喜欢采集民意,风闻奏事,找他们管用。
不过他没走弹劾的路子。对京官来说,这事太小,又不涉及中枢官员,专门上书弹劾意思不大;帅嘉谟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彻底撕破脸。
他所求的,只要能得朝廷一个态度,批几句话,就够了。
隆庆五年的六月初二,帅嘉谟的呈文终于被宋御史递交上去,并很快转发给户部。同随呈文过去的,还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语:“典有所遵,赋当均派,合从抄出酌行。” 意思是,要求应该遵守法典,均摊赋税至六县,请户部酌情办理。
这个批语,正是帅嘉谟梦寐以求的结论。
户部接到这道文书,加了一句:“候本处巡按衙门题”,转发给应天巡抚和巡按,让他们酌情办理。
这个态度略有些敷衍,类似于现在的“请有关部门接洽”。但对帅嘉谟来说,这个结果已经很满意了。户部只要表露出要调查的态度,他就可以拿去当令箭去推动应天两院启动调查。
接下来,他只要赶回徽州,等着配合上峰调查就够了。帅嘉谟高高兴兴地离开京城,踏上了返乡之旅。
他不知道,此时一道死亡威胁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他的头顶。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五县明面上虽然对“人丁丝绢”一事反应淡漠,但私下里却十分重视。京官之中,也不乏来自五县籍贯者。帅嘉谟在京城的举动,他们了解得很清楚。
整件事的症结,就是这个新安卫的讼师!没他上蹿下跳,就天下太平了
要不……就把他干掉算了?
这也不是第一回了。嘉靖年间,那两个纠缠“人丁丝绢”的歙县刁民程鹏、王相,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场。奈何桥上,不差这一个人。
帅嘉谟在归途中,果然遭遇一场绝大的危险,全靠好运气才侥幸逃脱。具体这是什么危险,是谁指使的,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但帅嘉谟真是被吓破了胆,敌人这是动了杀心。他压根不敢回徽州,携带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广江夏县避祸。
帅嘉谟这一逃,让好不容易启动调查的丝绢案,陷入停滞——提告的苦主都没了,还怎么查?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终于让这件事再度沉寂下去。至于朝廷户部,日理万机,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个小地方。
整个隆庆五年,毫无动静。
到了隆庆六年,也毫无动静。
在这一年,隆庆帝终于驾崩,万历即位。再然后,张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敌,成为首辅,整个大明迈进了万历新时代。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大明都忙着适应这位新首辅的执政风格。至于丝绢案和那个躲去原籍不敢回来的数学学霸,已经彻底被人遗忘,再没人提起过。就连帅嘉谟本人,也心灰意冷,销声匿迹,不敢再去争辩什么。
整个故事,似乎就这么结束了。
可一进入万历三年的年初,已沉寂数年的徽州丝绢案,似乎被什么力量激发,突兀地掀起一阵巨大的波澜,把整个徽州六县都卷入乱流……
第二章 六县大辩论
万历三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县发下一道牌面,要求缉拿帅嘉谟。
缉拿令是这么写的:“今照帅嘉谟,既能具词呈告抚按,必为有力之家,有谋之辈,何为捏作在外,屡提不到。中间必有主使之者,拟合行提。为此,仰县官吏速究帅嘉謨有无妻子兄弟,是否在外,此辈奸恶,渐不可长,设法缉拿解府,从重问拟,庶足以警余奸奸,毋得迟违。” 
这道牌面的语气杀气腾腾,却又让人感到有点气急败坏。尤其是缉拿帅嘉谟的罪名,更是莫名其妙:
你帅嘉谟有本事去两院告状,怎么没本事留下来配合调查?一直躲在外头,一定非奸即恶!
这实在是有点不讲道理。帅嘉谟外出避祸,可不是自己情愿的。何况户部隆庆四年下的文,事隔四年,徽州府这才想起来指责别人“屡提不到”,这反射神经未免也太慢了。
这个罪名,一看就是欲加之罪,仓促拟成。从字里行间,能感受到徽州府浓浓的焦虑。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行动。
这份急就的缉拿令,很快下发到了歙县。知县姚学闵倒是没耽误,立刻安排人手联合执法——因为帅嘉谟是军户,隶属新安卫,所以这事必须跟卫所协调。
半个月以后,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歙县总算逮到帅家的一个亲戚,叫帅贵。一问方知,帅嘉谟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躲在江夏县没回来过,只留下帅贵看家。
知县姚学闵迅速把这个情况回报徽州府,然后还特意加了一句:“无凭拘解。” 意思是,想抓他,就得跨省执法,我们歙县可没办法。
歙县在捉拿帅嘉谟这件事上,一点也不热心,毕竟帅嘉谟是在为本县利益奔走。徽州府对此心知肚明,可也不能说什么,只好先把帅贵拘押了事。
没想到,这事才过了几天,到了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署名正是帅嘉谟。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旧事重提,先把关于“人丁丝绢”的前因后果重述一遍,然后回顾了各级各届领导对此事的批示。紧接着,他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行踪:“回途遇害,羈縻远避,未申情欵 。”
帅嘉谟并没说这危险是什么,也没提是谁主使。但既然他不敢回徽州,那凶手从何而来,昭然若揭。这一句指控,真是绵里藏针。
当然,对于徽州府,帅嘉谟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今奉爷台仁恩催议,千里奔归,伏乞作主,怜悯偏苦,洞察奸弊。”——这句话,是针对徽州府“屡提不到”的回应。
在呈文的最后,帅嘉谟又提出了一项新证据:“顺天八府,也有人丁丝绢这个税种,皆为诸县分摊,没有例外。” 这个虽非决定性证据,但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旁证。
看来他在江夏县这几年,根本没有心灰意冷,仍旧在孜孜不倦地搜寻证据,还把视野扩散到了全国范围。
不过帅嘉谟提交这一篇呈文的时间,相当蹊跷。
徽州府的缉拿令三月初九才发,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歙县才搞清楚帅嘉谟的下落。即使他们立刻派人赶往江夏通风报信,送到也得四月初了。
而到了四月初十,帅嘉谟的呈文,就已经送到了徽州知府的案头。
徽州到江夏路途遥远,帅嘉谟又不可能使用官驿八百里加急。报信往返加上撰写呈文,只用了十七天时间,这……未免也太效率了吧?
除非,这封呈文,帅嘉谟早就准备好了。
除非徽州府的动向,歙县早就已经向他通报了。
从种种蛛丝马迹能感觉到,帅嘉谟和歙县之间,早在暗中密切联络,而且他们在策划一个很大的动作。
无论如何,帅嘉谟的再度出现,让徽州府松了一口气。两天之后,四月十二月,徽州知府崔孔昕撤销了缉拿的命令,把帅嘉谟呈文迫不及待地转发给歙县,说有人向本府投诉人丁丝绢案,你们好好详查一下。
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态度,徽州府这回态度积极得可怕,大概是嗅到空气里什么味道了吧?
但这个安排实在古怪。按道理,这事应该是六县合议,拿出个章程。你现在不通知其他五县,让歙县先去详查,岂不等若是让原告自己去审犯人吗?
没想到,歙县比徽州府还积极。详查文书发出三天之后,歙县的申文竟然就发回徽州府,洋洋洒洒好长一篇。
这篇申文,出自知县姚学闵之手,代表了整个歙县官方的态度。申文的标题气势十足:“歙县为蔑制蔑悖典,射害殃民,恳恩遵照《会典》,均平绢赋,以苏偏困事。” 
姚学闵的申文,简单来说就是两点:“第一,《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输“人丁丝绢”8780匹,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2  “人丁丝绢”被人篡改成了“夏税生丝”,以致五县之税,落到了歙县头上。
这篇申文,基本就是复制帅嘉谟之前的论点。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下民上书,这一次却是知县大人亲自背书,不光背书,还要赤膊上阵。
此前帅嘉谟也提过户房舞弊之事,可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只能隐晦表示。而姚学闵却根本不用顾虑,直接撕破了脸皮,指着户房那些书吏的鼻子开骂。
知县大人说了:之所以会有“人丁丝绢”改成“夏税生丝”的篡改?是出自徽州府户房粮科的书吏之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因为徽州府的户房,一直以来,都是由五县胥吏把持,世顶名缺,从来没有出过歙县籍的粮官,当然只能是歙县挨欺负了。
姚学闵甚至还披露了一段秘辛:“县里的老者说过,当年要交“人丁丝绢”的时候,徽州府的户房书吏们各自都有私心,不愿意让自己家乡受苦,就偷偷对歙县说,现在上头催促得紧,五县一时筹措不出,不如你们先垫上,回头五县再补给歙县。歙县当时没有正印官,就这么认下来了。没想到户房翻脸不认人,不承认有这么回事,导致此税成了歙县的既成事实。”
这故事真的假的,没法查证,反正姚学闵说了,这是“父老相传”。
你说姚学闵一介知县,怎么突然像磕了药的关二哥一样生猛?谜底就在申文里的一串人名。
为了壮大声势,姚学闵找了本地的一批乡宦联署。这些乡宦都是退下来的本籍官员,虽然无权,但在当地仍旧拥有着绝大的影响力,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巨大力量。
看看这份联署名单的前几名吧:
汪尚宁,歙县竦口人,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
汪道昆,歙县千秋里人,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而且他文名极盛,和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后五子”之一。(顺便说一句,后人在猜测《金瓶梅》的作者,汪道昆也是怀疑对象之一,可见这人的实力。)
江珍,歙县南人,进士,官至贵州左布政使。
方弘静,歙县南人,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
程大宾,歙县槐塘人,进士,历任南吏部考功主事,广西副使、滇南学正。
曹楼,歙县雄村人,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
江东之,歙县江村人。此时他还没进士出身,要到后年才考中。再后来,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冯保开炮,也是万历朝中一个名人。
要说徽州,真是人杰地灵的学问之乡,底蕴深厚。区区一个歙县,随随便便就拽出六、七位还在世的高官助阵,个个身份显赫,地位不凡,简直就是全明星队,别人眼睛都要闪瞎了。
顺便悄悄说一句,歙县还出过一个大人物,不过他的工作和前面几位不太一样,主要事业都放在海上。若有他联署,估计徽州府就直接跪了——此人姓汪名直,又名五峰。
扯远了。
乡宦、乡绅,这都是地方上的中坚力量,他们个个都有深厚背景,不是在官场上联系广泛,就是在当地民众里拥有巨大影响力。从政治动力学的角度来看,地方与官府博弈之时,他们是极为重要的砝码。
有他们背书,这份申文的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从联署名单就能知道,歙县这次突开重炮,绝对是筹谋已久。从徽州府发文到歙县回复,一共就三天,若是临时准备,哪里来得及?
歙县一定是早早就开始筹划,就等着突发奇袭,打五县个措手不及。
可是,歙县哪来的胆气,把所有的矛盾都摆到台面上跟五县打对台?就算有乡宦联署,也不至于这么直白大胆吧?难道背后有撑腰的?
很快,撑腰的亲自来了。
五月十日,应天巡按鲍希贤下文给徽州府,说歙县申文干系重大,必须仔细地检阅会典、府志、赋役等文件,会同五县通查,一有结果,立刻上报。
注意,此前包括海瑞在内,历届江宁抚、按两院给的批复,都是“仰府查议报夺”,没太多倾向性,就算催促六县合议,也是不急不忙。
但鲍希贤这次的口气,却明显偏向歙县,反复强调这次五县通查,一定得查出一个结果来。而且鲍希贤不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做批复,而是让兵备道发出宪牌。
所谓兵备道,是指大明中后期在地方上负责整饬兵务的机构。它虽有军方色彩,可行政上却归按察使管,一般由按察司副使兼任。所以兵备道也算是监司职官,有受理诉讼的职能,同时亦可算作按察使麾下的一支武装力量,必要时可弹压地方。
徽州附近的兵备道,全称叫做“应、安、徽、宁、池、太六处兵备道”,简称徽宁兵备道,嘉靖年间一度裁撤,在隆庆六年才复设,兵备副使是冯叔吉。由这个部门发出宪牌,是暗示徽州府,这次别再用“恐生民乱”当理由了。真闹起来,兵备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
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说明应天巡按,是站在歙县这边,他就是歙县的胆气。
可是,这应天巡按是吃饱了撑的?平白无故突然翻出旧账,把平静的徽州局面重新掀动起来?这不是官场大忌吗?
对,这是官场大忌,但大忌一共有两条:第二条是避免无事生非,第一条则是,别忤逆上司。后者的优先级,高于前者。
为何连应天巡按这种级别的高官,都赤膊上阵?真正的答案,就隐藏在徽州府转发帅嘉谟呈文给六县的公文抬头里。
按照公文要求,徽州府在转发时,需要把此前各级主管部门对“丝绢事件的批示,都一一附在前头。从这些信息中,能看出文牍流转的蛛丝马迹。
原来在万历三年年初,户部已经发了一道文书,责问徽州:喂,之前不是下文让你们查“人丁丝绢”的事儿么?到底查的如何了?
看到这份文书,徽州府先懵了一下,然后才想起来。隆庆五年,帅嘉谟进京告状,曾经促使户部下一道文,催促徽州府查勘。不过后来因为帅嘉谟失踪,紧接着赶上皇上驾崩,徽州府以为上头把这事给忘了,也就搁置不理。
谁知道,事隔四年,户部不知为何,突然想起来这码子事了,来文催促。
不光催促,而且这回旗帜鲜明地支持歙县的主张。
户部在公文里说:“转行该府从公查勘,前项人丁丝绢起自何年,因何专派歙县。其各县有无别项钱粮相抵,如无相抵,今应作何议处。”
这段话虽然还是疑问口气,但其实已经给出了结论:歙县的税赋肯定有问题,所要搞清楚的,无非是何时开始,以及怎么摊回到其他各县。
上头显出了明确的倾向性,这件事的性质便截然不同。所以徽州府心急火燎去找帅嘉谟,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这还不是答案——应天抚按鲍希贤干嘛也心急火燎?
户部不是应天巡按的上级,两边根本不在一条线上。徽州府怕,巡按可不会怕,若他有心不理睬,户部也没辙。
应天巡按到底在怕什么?
答案,还是在那份户部的责问文书里。
前面说了,公文格式有要求,要把所有流转过程和领导批示都写清楚。在这份文书里,清楚地写明了流转过程:“奉圣旨,戶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 ”
也就是说,此事不是户部推动,而是来自于圣上的旨意。不过万历皇帝那会儿还小,所以这个“奉圣旨”,其实是内阁代拟,更准确地说,是代表了首辅张居正的意思。
惊动了这么一位大神,你说应天巡按慌不慌?
首辅出手很有讲究,没有明确表达出什么倾向。可这些官场老油条,谁不是文牍高手,谁读不出其中的潜台词?于是从万历三年初开始,从户部到应天巡按再到徽州府、歙县,全都心急火燎地翻出旧档案,找回老证人,近乎疯狂地把整个丝绢重新推动起来。
张居正为何如此,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单说歙县知县陈学闵上书之后,上有应天巡按、兵备副使支援,中有徽州府默许,下有乡宦明星队摇旗呐喊,一时之间,气势如虹。
此前一直是帅嘉谟单枪匹马,独闯敌阵。这回则是数路大军集结一处,摆明车马要与五县做正面决战。怪不得歙县申文写得气壮山河,底气十足。
接下来,就看五县怎么接招了。
五月十日兵道宪牌发出,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转发给五县,催促他们前来合议。算上公文在路上走的时间,徽州府几乎是一收到,立刻转发。
面对这一次蓄谋已久的突袭,其他五县一时间懵了。这事不是早黄了吗?什么时候又闹得这么大了?直到敌人的大军打到城门下,五县方才如梦初醒。这次好像味道不对,看来不能像上一次一样装聋作哑了,必须得有所反击才成。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婺源县。这是仅次于歙县的大县,实力位居五县之首,更是朱熹老夫子的故乡。知县吴琯五月十五日接文,在五月二十二日即发回申文,算得上是神速了。
可惜速度虽快,质量却很糙。这篇申文的论点,和当年绩溪杨教谕一样,指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被罚补交夏税生丝8780匹,历年输送,与其他五县无关。至于“人丁生绢”,那是南京承运库的事儿。
这个论点破绽很大,无甚新意。不过这也没办法,一共只有几天时间,吴琯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帅嘉谟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
不过吴琯到底也非庸人,他后来官至给事中,说明头脑很好使。他在申文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
查阅黄册。
黄册是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上面征派赋役,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它是第一手资料,最具权威。
吴琯的逻辑是:如果《大明会典》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那么在黄册的原始记录里,一定会有相应记载。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只要去查黄册档案,自然知道谁对谁错。
按照规定,黄册会抄送数份,本县本府都有保存,还要抄送南京户部留底。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但南京户部的留底,绝对是准确的,一查便知真伪。
吴琯此举,独辟蹊径,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县,拉来了本县的一批名人助威。虽然阵势不如歙县显赫,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致仕高官压阵——徽州太牛了,只是辖下两县,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
三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五日,绩溪县也加入战团,同样也是知县陈嘉策领衔。
有了婺源争取时间,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知县陈嘉策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独征生丝”之上。
帅嘉谟当初有一个质疑:徽州一共六县,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常州府进贡茶叶,《会典》里就写明“征于宜兴县”;宁国府进攻木瓜,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所以如果朝廷单独在歙县征收生丝,《会典》一定会明确写出来。
陈嘉策针对这个质疑,罗列了一大堆反例:苏、常独征白米;宁、太独征牧马;绩溪独征皇木。这些在《会典》里也没专门写出来啊。松江府的绿豆,只由华亭一县征收,上海县不必去管;安府的药材,只由山阳县征收,睢、赣两县就不用交;金华府的麻地,只征武艺县,至于丝、纱二项,则从汤溪征发,其他县不必交纳。这些单征的项目,《会典》里也没提啊。
列完这一大堆,陈嘉策表示,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写的那么详细。所以帅嘉谟的质疑,纯属见识太少,毫无道理。
哦,对了,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手里没有活着的进士,只好翻箱倒柜,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
婺源、绩溪两县打起头阵。到了六月十三日,休宁,祁门两县终于也有了回应。
休宁的知县陈履,应该也是个数学学霸。他准备了将近一个月,兵强马壮,索性抛开那些弯弯绕绕,挺枪直刺歙县的核心要害——数字。
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
歙县“夏税生丝”补麦9700石,折生绢只有4千多匹;而每年歙县却要交纳“人丁丝绢”8780匹。多交的4千匹,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
关于这个质疑,陈履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他发现,在乙巳更制中,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瀛、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加上抄没程辉祥、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
亏欠夏麦+抛荒桑园田地+抄没田地,这三项加在一起。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10974.3斤。每24两生丝,折绢一匹,所以总数正好是8779匹整,与“人丁丝绢”数字相符,所以这就是歙县的税。
在洪武十年、二十四年、永乐十年、成化十八年,对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到了弘治十四年,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从24两调整到了20两,但定额8779匹,却没有改动过。
陈履的第二枪,扎在了物产上。
帅嘉谟曾提出,歙县明明不产丝,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
陈履考察了一下,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明德、仁礼、永丰、孝悌、滚绣、下乡几个乡里,本来是有桑园的,而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显然,生丝曾经是歙县的特产土贡。
虽然歙县现在不养蚕,得去外地买丝,但当年它明明是有自产的。换句话说,这是物产变迁所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是你们歙县自己的锅。
《府志》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很简单,因为《徽州府志》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他们当然得掺私货啊!
陈履的第三枪,刺中了帅嘉谟抱住不放的《大明会典》。
为什么在《大明会典》的记载里,只写“人丁丝绢”征于徽州府,没写征于歙县?陈履的解释就三个字——没必要。会典是从布政使这一级进行记录,没必要记载到县这么详细。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根本荒唐。
陈履的回答,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三枪扎下去,枪枪见血,就是帅嘉谟当面辩论,恐怕也会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申文写得极其乏味,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没办法,因为祁门当时的知县开缺,申文是由县丞刘守德代理回答。
又过了一个多月,七月二十一日,姗姗来迟的黟县终于把最后一篇申文交了上去。
前面有吴琯、陈嘉策、陈履三员大将坐镇,黟县知县陈正谟就显得轻松多了。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歙县那么大,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我们黟县现在超级超级穷,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根本扛不住呢!”
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我们可以看到一番如同神魔小说般的情景:五大知县和一个县丞腾空而起,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在徽州府衙上空肆意互喷,口述四溅。
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田赋一事,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他们一听,立刻坐不住了。赢了还好,万一知县输了怎么办?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
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一时之间,六县民众摩拳擦掌,纷纷投身到这一场大辩论中来。
说实话,从道理上来说,五县明显占据优势,歙县几乎每一个论点,都被驳斥了。
可是,自从六县老百姓们参与进来以后,人一多,局势就和网上吵架一样:比的不再是逻辑与论据,而是脏话、排比句和在线时间。
六县的人开始互相辩论,辩论成了嘲讽,嘲讽成了怒骂,甚至还会演变成斗殴。他们在街上吵,在官道上吵,在商铺前吵,最后还要去衙门里吵。
徽州风俗一向健讼,百姓一碰到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上访告状。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脑门子官司,没法调停这个纠纷。于是六县民众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整个应天官场可真是热闹非凡。有歙县的老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有婺源县的不平士人,去应天巡抚那告状;有绩溪士民跑到江宁巡按那诉苦。只要和徽州事务沾边的衙门,几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两院、兵道的衙署前面门庭若市,告状的比送礼的人还多。
面对这种窘境,两院一脸黑线,徽州难治,果然名不虚传。他们除了连连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个结论,还在文书里反复强调:“仍禁谕士民不必纷纷告扰”——可见上级主管部门真是被骚扰得不轻。
可结论哪儿那么容易拿出来啊?或者说,徽州府哪敢拿出结论来啊?如今争议已经不只在官方层面,连民间都争吵不休,甚至已经因为这个导致了几起跨县斗殴。眼见着六县民怨不断在蓄积,谁敢去戳破?
眼看僵局要演变成乱局,到了万历三年的年底,十二月初一,丝绢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嘉谟终于再度出手。
帅嘉谟手里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不过他把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起来,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国初朝廷向徽州征派人丁丝绢8780匹,均摊六县。结果徽州府户房小吏是五县人,遂哄骗歙县先垫上。等到歙县应承下来之后,户房又把这笔税赋篡入“夏税生丝”的科目里。从此以后,徽州在歙县征收“夏税生丝”,向上交纳“人丁丝绢”,瞒天过海两百年。
对于吴琯、陈履、陈嘉策三个人的反驳,帅嘉谟却未置一词。
这篇呈文,很快由徽州府转发到了五县。五县立刻暴跳如雷,合着我们的质疑他一条都没答,纯粹在自说自话,哪有这么辩论的。
五县不单干了,正式宣布组团,合着发了一篇《五邑民人诉辩妄奏揭帖》。他们懒得多费唇舌,核心意思就一条,即是此前婺源知县吴琯的提议:“伏乞查明,洪武十四年初造黃冊,如系六县公赋,甘派无词;如系歙县额科,乞严将帥嘉謨等正法治罪!”
咱们去查黄册的原始记录,是不是,证据说话!如果不是,你丫就洗干净等着判刑吧!
歙县不甘示弱,立刻回帖嘲讽:“节蒙牌提各县丁亩文册并取有无何项钱粮相抵回文, 岂各县抗违不回,延捱会计,歙苦无伸申,恳恩差人守提,早赐均摊归结。”
你们自己都不肯把县里的档案拿出来对账,百般拖延,还好意思提查黄册的事?
然后两边嗷的一声,又扑到一起撕巴起来……
眼看这局面即将失控,应天巡抚宋仪望赶紧写信提醒徽州府:“歙民积愤已久,五县纷争亦力,示以均平之情,酌以通融之法,虽有偏心,无可复置私喙矣。” 
此前一直是巡按鲍希贤在活跃,宋仪望没表现出什么倾向性。可现在徽州很可能酿成民乱,他不得不出手。这封信的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别讲道理了,和和稀泥,赶紧把这事平了”的忧虑。
于是上下的压力,全压到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
徽州府怒了,不带这么欺负人的。我过不好年,你们谁也别想过好!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距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不到。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提牌面,态度前所未有地严厉:“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星火申报,毋徒执词混扰,致碍转夺,此系至紧事理,难容延缓,如违,提究该吏不贷。”
看得出来,徽州府是真急眼了……
结果等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婺源知县吴琯再一次披挂上阵,杀奔出来。算算日子,恐怕他是没时间置办年货了。
吴琯这一次出手,背后得到了五县高人们的支持,威力奇大,狠狠地拍到了帅嘉谟的死穴之上。
第一。帅嘉谟说“人丁丝绢”和“夏税生丝”折算出的数字不对。
他算错了!
乙巳更科,是在当年四月一日发生。歙县一共亏欠9766石9斗3升6勺——这个数字估计是一个处女座查出来的——所以针对本县轻租民田3646顷,每亩额外征发四钱生丝。这笔赋税,在洪武年间正式记入黄册档案。
而按照当时的折率,生丝1两折麦7升。歙县亏补的9766石9斗3升6勺麦子,补生丝9041斤,算下来正好是7升麦子补丝1两。完全对得上。
你不是数学学霸吗?那我就在你最得意的领域,把你击败,一口气把数字精确到勺。
吴琯还顺嘴嘲讽了一句:这事儿帅嘉谟你怎么能拿银子来算?国初到现在,银钱汇率变化太大,根本无法做参考。就你这脑子,还敢自称学霸?
第二。帅嘉谟说,《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征收“人丁丝绢”8780匹,没说具体由哪个县交,那么当然是六县均摊,否则该注明是歙县独输。
他弄错了!
此前陈履已经举了不少反例,这次吴琯准备了更充分的弹药:
他亮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证据:浙江的“夏税丝绵”,是从杭州等八府征收,温、台、处三府不用缴。但《会典》里却只写浙江布政司征“夏税丝绵”——情况和徽州府一样。
为什么不注明杭州等八府呢?
因为这是《会典》的写作原则:在直隶,言府而不言县;在各布政司,则言省而不言府。如果事事注明,县县写清,《会典》得多厚啊?
再说帅嘉谟举的那两个例子:常州府茶叶注明产自宜兴、宁国府木瓜注明产自宣城——谢谢,那是特产贡品好么!当然要单独注明,跟田赋根本不是一码事。
打脸啪啪啪!
第三,帅嘉谟曾经提出一个理论:歙县亏欠夏麦的同时,其他五县也亏欠,六县亏欠的总额,恰好与人丁丝绢的税额对得上。
他算错了!
吴琯对这个疑点,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
已巳更科之前。歙县产麦19632石,产米17688石;婺源产麦8315石,产米8315石。次年歙县产麦亏欠的同时,婺源产麦8000石,确实亏欠300石麦,但是大米却丰收了,远比8315石要高,所以根本不需要补麦,自然更不需要转嫁到歙县头上。
所以你们歙县自己的锅,别往我们身上甩。
第四,帅嘉谟指控说户房的五县籍小吏偷偷篡改税收科目,哄骗歙县。
吴琯对这个质疑,简单回复了一句:“歙县长官又不是傻逼,就算歙县长官傻逼,老百姓也不傻。这么大的税额,要真金白银往外掏,哪里是改改数字就能瞒过去?”
说完这个,他又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现在的户部尚书殷正茂,也是你们歙县的哟。” 潜台词的意思是,你说把持户房的人会徇私偏帮本乡,那把持户部的堂官呐?岂不更会徇私喽?”
吴琯提到的这个殷正茂,来历可不简单。他是歙县人,当年巡抚广西,跟俞大猷联手平定了韦银豹的叛乱;总督两广军务时,击破了打着“倭寇”旗号的海寇,光复了惠州、潮州两地,可谓战功累累,官至兵部尚书。所以这是个深通军务的老炮,此时正好改擢为户部尚书。
歙县以殷正茂为朝中的强援,吴琯特意提这么一句,就是为了化劲敌为话柄,为以后的抗议埋下伏笔。
在文章末尾,吴琯又一次强调了一次此前五县揭帖的要求:尽快查询洪武十四年册籍,搞清楚怎么回事。”
如果是辩论赛的话,这篇申文基本上已经可以奠定胜局,有理有据,无从辩驳。
可惜现实并不是辩论赛。
绩溪申文发出两天以后,帅嘉谟没来,反而是歙县知县陈学闵拍马而至——此时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七日,看来他们家也没空置办年货了。
不过这回陈学闵没有大马金刀跟吴琯力拼,反而施展出了缠斗功夫,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歙县的税负,实在是太重了。大老爷请看,徽州的四司银16212两,歙县要负担5361两,其他五县共负10851两。砖料银708两,歙县负担234两,其他五县共负473两。军需银12215两,歙县负担4032两,他五县共负8183两。”
“这些都属于正税之外的杂税, 歙县负担了徽州的三分之一,负担已经沉重无比。你们怎么忍心把“人丁丝绢”又砸在我们头上?”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吴琯的犀利攻势,几乎击溃了歙县的每一个论点,从道理这个层面,已经没什么好辩的了。陈学闵不得不采取守势,不再正面搏杀,改打感情牌。
不过事情总算有那么一点进展。在申文结尾,陈学闵也同意,应该尽快调查黄册,找到原始记录。
这份申文,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没办法,你们两位吵着吵着就到了年根儿,好歹让别人过个年吧?
于是争吵几方各自回家,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大年。一直到万历四年的二月,战火才重新燃烧起来。祁门、绩溪、休宁、黟县相继回复,他们的态度很鲜明,支持婺源县的意见,催促尽快开查黄册。
与此同时,五县又抛出一枚大炸弹。
他们把自己县内的土地档案翻出来,合编了一部《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这篇呈词很枯燥,但是相当有杀伤力。里面是每一县从已巳更制后缴纳的赋税定额与增减之变,极为详尽。
因为原文既长又繁琐,姑且贴出其中一县的赋税报表,让大家看看效果。
休寧縣: 
原額夏稅麥八千九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二合二勺,秋粮米一萬八百四十九石 八斗七升八合六勺。改科多麥九百九十三石二斗二升一合八勺,該銀二百一十四 兩八錢五分一厘三毫。加米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一石四斗八升八合,該銀五千七百 四十七兩九錢七分一厘七毫。麥米共銀六千六十二兩八錢二分三厘。該縣國初錢 粮當歙三分之二,今照數平抵外,比歙多銀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七錢三分五厘,歙將何者相抵。 
到了这个地步,就是拿大数据砸人了。
注意看最后一句:“歙将何者相抵?” 每一县的报表结尾,都会加这么一句,意思是我们的赋税清清楚楚,你们歙县哪个税目相抵了?
每张报表重复一遍,一共重复了五次,好似合唱一般,形同五次咄咄逼人的质问:“歙将何者相抵?”
是文一放出,懂行的都知道歙县大事不妙。歙县也觉得这个实在难以回应,立刻辩称这是各县自己修的,未必准确,还得看朝廷黄册才能定夺!
于是,双方经过将近半年的大辩论,慢慢地把焦点集中到了黄册上。一切,交由黄册定夺。
万历四年四月,歙县和其他五县几乎同时上书,正式要求调取洪武十四年黄册。头大如斗的徽州府从善如流,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户部提出申请调阅。
黄册是朝廷的重要档案,存放在南京的后湖——也就是玄武湖——的库房,不能随便调取。想查询,必须要南京户部批准。
不过在这之前,歙县其实早已经偷偷派人去南京,暗搓搓地想抢个先机,不料户部直接给他踢了回来,理由是“越申”,他们只受理府一级的申请。休宁县、婺源县也偷偷派人去过,被户部以同样的理由踢回。
虽然三县都未得逞,但也可见彼此在水面下的斗争,有多么激烈。
这次徽州府出面申请,南京户部终于批准。徽州府赶紧组织了一支调查团,由歙县县丞、婺源县县丞 、休宁县学训导组成,准备开赴南京查阅。
应天巡抚宋仪望是个老江湖,他有点担心就算查了黄册,徽州人恐怕还是会纠缠不清,无论对哪边有利,另外一边一定会大闹特闹。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事,宋仪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儒——他是江西余干人——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加入到审阅黄册的队伍中来。
为了防止出现可能的骚乱,宋仪望还指示徽州府,把诸县带头闹事的几个人先控制起来。去年六县大辩论的时候,除了几位知县唇枪舌剑之外,民间议论纷纷,涌现了几个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在县里影响很大,要么为本县摇旗助威,要么频繁越级上书上访上告,还随时会向老百姓们通报最新进度。百姓闻胜则喜,闻败则怨,完全被这些自媒体控制了舆论。
在宋仪望看来,下面的民怨都是被这些大V忽悠起来的。眼看查阅黄册在际,可不能让这些人生出变数,先关一阵再说!
于是连同帅嘉谟在内,还有五县的黄棠、程文昌、汪福髙、吴敏仕、胡国用等蹦跶最厉害的意见领袖,被尽数控制起来——不过帅嘉谟很快被释放,因为他作为首倡之人,也必须得赶赴南京。
消弭了这个变数之后,徽州府调查团于万历四年七月十三动身,于七月二十三日晚抵达南京。二十六日,调查团向户部投文,次日得到召见。户部尚书勉励了他们一番,说“二百年黃册,岂有可改易之理,各自安心。” 然后派了一个王给事中、一个许主事予以协助。
不过这两位一听调查团的请求,都面露难色,说时间这么久了,可未必查得到啊。调查团急了,我们大老远过来,就为了看一眼,无论如何还请协助。
八月初二,调查团终于进入后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黄册。紧接着,他们眼前一黑。
从洪武十四年至今的徽州府黄册,足足装满了二十个书架,光是搬运工人就得一百五十人。调查团一共就三个人,外加一个编外的帅嘉谟,估计查完得八月底了。
关键他们还不许自己动手,得由王给事中、许主事两位官员查找抄录,再把抄件发给他们,效率非常低下。
那还能怎么办?查呗!他们几个撅着屁股,开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纸堆来。
这些可怜孩子没料到,就在他们辛苦工作的同时,徽州府又出事了。
八月十四日,歙县一个叫许一纯的生员, 突然上书徽州府,提出了一个新理论:“黄册的记录,并没那么不可靠!因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想要篡改实在太容易了。而《大明会典》是朝廷修的,更具有权威性。如果黄册跟《会典》矛盾,应该要以后者为准。”
这一下子,五县舆论哗然。在他们看来,这个主张实在荒唐。黄册是国初朝廷派员监修,当地人怎么可能篡改,而《会典》是资料汇编,二手资料怎么跟原始资料比可信度?
不用问,这是歙县知道黄册查询结果对自己不利,所以开始造势了!
五县毫不含糊,立刻具文反击,两边的话越说越难听。你骂我“罔上規避,侮文蔑法乱政” ,我骂你“五县奸刁,妄行捏奏”,甚至还有中二百姓跑到按察分司门口,哭着要求“恳天作主,剿虎安民。”——这是恨不得把对方当土匪给剿了。
结果正如宋仪望所担心的那样,愤青关了一批,又来一批,割都割不完。在他们的煽动下,诸县立刻又沸腾起来,局势又一次大乱。倒霉催的徽州府一面四处安抚,一面催促南京那边,尽快拿出一个结果才好。
这一等,就等到了九月中旬。调查团终于完成了工作,整理出一份从洪武十四年到隆庆六年的黄册抄件。
随之而来的,还有帅嘉谟的一份报告。
真相即将揭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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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1页:第一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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