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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必须死:万历年间的一场数学大乱(完)

前情提要:隆庆四年,徽州府歙县的一个学霸发现,歙县有一笔交了两百多年的丝绢税不合理,应该由其他几县承担。围绕着这笔赋税的归属,先后把徽州一府六县、应天巡抚、巡按乃至户部、首辅先后卷入,争吵不休。最终六县达成共识,去南京查阅黄册档案,以搞清这个历史问题。经过千辛万苦,他们总算接近了黄册中的真相……
前两章 请点击:《学霸必须死-万历年间的一场数学大乱》第一章,第二章
(提前警告,本文很长,懒得看的同学,就不必专门发一条“太长不看”了。)
第三章 稀泥中的暴乱
在这份调查报告里,帅嘉谟说,洪武十四年造的黄册,缺损甚多,尤其是最关键的“乙巳更制”以及当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记录,完全丢失。
简单来说四个字:记录没了。
啊?没了?
没了!
从徽州六县到应天两院,所有人的裤子都脱了,指望着黄册来主持公道。现在你告诉我,档案丢失,死无对证?那怎么办?
帅嘉谟对此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抛出一句话:
“切思《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黃册乃民间遵文攒造之图籍……岂奸反指府志黃册为成法,而妄奏藐《会典》、部劄为私书。”
从乙巳年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册,前后差了十七年。很有可能五县改窜黄册、府志在先,造册在后,不足为信。既然朝廷存的黄册原始记录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相信《会典》就好,不要去信府志、黄册啦。
得,事情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
说实话,帅嘉谟这个主张,实在强词夺理。汇编怎么可能比原始记录还权威?无非是《会典》对歙县有利,所以他才死死赖住这一点,没理也要辩个三分。
消息传回徽州,给本来就激烈的舆论泼上了一勺滚油。徽州府当地论坛一片哗然,直接炸版。各县大V没法讲道理了,直接改成人身攻击,污言秽语,什么都泼上来了。六县气氛紧张,几乎到了要开战的边缘。
闹到后来,连远在北京的户部都看不下去了,特意下了一道和稀泥的文,试图缓和一下气氛。
在这份公文开头,户部自己承认:“本部若径依歙县之奏,则五县不从;若径依五县之奏,則歙县不从,告讦日增,终非事体。”
那么怎么解决呢?还是我给你们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吧。
户部的方案是这样的:
由户部和应天抚、按,提供一个徽州府的部额和府额(即每年解送南京和留徽州府的税额)。然后请徽州府统计六县丁粮,加上存留本折麦米、官府办公费以及各项杂税,总算总除,平均一下。如果把那8780匹生绢算进去,而数字均平的话,说明丝绢税是歙县分内的;如果数字不均平,说明生绢是额外多出来的,就不该歙县独负。
户部给的这个复杂算法,似乎有些无理。六县人口、田地均不相同,不同等级的田地,赋税额度和内容也不相同,这么大笔一划,均平折算,未免太简单粗暴了。
户部有的是精算高手,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糊涂点子?
奥妙就在“均平”二字,这已经是这个词第二次进入到我们的视野里了。
上一次还是在隆庆年,帅嘉谟用这个词,成功地响应了国家号召,引起了海瑞的注意。而这一次,户部用了这个词,自然也有用意——因为当朝首辅张居正大人,正在酝酿把一条鞭法推广至全国。
虽然真正开始着手统计田亩,要等到万历六年,正式推行全国更要等到万历九年。但在万历四年这会儿,各种前期准备工作已经逐步开展,户部作为执行部门,自然对此最为敏感。
在户部看来,徽州为什么会起纠纷?是因为税种太杂太乱,什么“人丁丝绢”、什么”夏税生丝”、什么“亏欠夏麦”,这么多科目夹缠不清,一会儿交生丝,一会儿交夏麦,乱七八糟,折算复杂,正是旧税制的弊端,不出问题才怪。
如果能重新统计出徽州府的丁粮田亩之数,再把所有税赋合并,两下一除,均摊下去,再折成银子,这事就算彻底解决了。这个思路,恰好就是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税杂税都合并起来,归于田地,计亩统一征收银两。
所以那些复杂的算法,根本不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是为以后推行一条鞭法做准备的。
这个方案看似麻烦,其实户部的思路很清晰:在旧税法的框架下,徽州的丝绢争议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黄册已佚,赋税来源已成无头官司,两边各执一词,谁也不肯退让。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快刀斩乱麻,把历史遗留问题全数切割,重新洗牌改成新税法,问题自然消弭。
搁置历史争议,推行均平赋役之法。这个方案高屋建瓴,用意深刻,只有从全国一盘棋的高度去思考,才能想得出来。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一件往事:徽州丝绢案在隆庆五年本已归为沉寂,到了万历三年,正是因为首辅大人突兀而离奇地旧事重提,这才让徽州府心急火燎,重新激化此案。
再联想到这个户部的方案,会不会从一开始,这就是首辅大人为了推行新政所谋划的一步棋呢?
户部的这个方案发到徽州,徽州知府都快气哭了。本来六县都快打出脑浆子了,你们户部非但不解决,还添乱。可这是上头的指示,怠慢不得,徽州府只好硬着头皮开始了艰苦的磨算。
徽州府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总算赶在十月结束前,把整个六县的赋税捋了一遍。与此同时,户部、应天地方的税吏,也完成了部额与府额的梳理。两边数字加在一起总算通除,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结果。
徽州府每年该收取的赋税,夏税秋粮总计折银70944两,这个是要上缴国家的正税,雷打不动。在这之外,徽州府还要收取军需、四司、砖料、丁田、均徭、均费六项均平银,总计57129两。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所谓均平银,指的是嘉靖年间出现在江南的一种役法改革。
大明百姓除了要缴纳田赋之外,还要负担徭役,无偿为各级政府提供劳力服务。百姓最怕的,就是徭役,不仅要给官府白干不说,还得自备粮食衣物,自家田里还少掉一个劳动力,这么一来一去,负担犹在田赋之上。
均平银,就是让官府计算每年需要的徭役总数,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银两,让老百姓按丁口缴银。需要力役时,官府就从这笔银子里拨款雇佣人手。
这样一来,老百姓交钱代役,不必亲自赶去,哪怕多交点钱,至少不耽误自家农时。政府也很高兴,雇人干活,工作效率更高,还解决就业;而且摊役折银,也减少了大量的工作量,更容易统计管理,一举三得。
这个做法最早出现于浙江,经过数年试行,颇受欢迎,于是江南各府都纷纷这么搞。后来的一条鞭法的核心改革要点之一,正是这个折役入银。
徽州府此时也每年编列均平银,各县分摊统收,再分配到各个用途名目下。
比如军需银是协饷当地驻军,四司银是衙门日常杂役费用,砖料银是公共设施修葺费用,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均平银,可以不严谨地把它当成官府的办公预算。
接下来的计算,就很简单了。
在万历三年,徽州府确定的比例,是每一口人丁,需交纳均平银0.0774两,谓之丁口折银。丁口折银乘上六县在籍人丁数量,可以轻易得出六县应该缴纳的均平银税额。
再用这个数字,减去六县实际缴纳的均平银数字,如果数字是正的,说明该县比规定少交了税;数字是负的,说明该县比规定多交了税。
徽州府根据这个均平算法,提交了一份磨算报告。报告显示:六县之中,歙县多交2657两,休宁多交1639两。婺源少交989两,祁门少交217两,黟县少交了1262两,绩溪少交了1827两。
结论是:“所奏丝绢委在均平数外,原无抵补,但当时独派歙县,竟莫知其何因。”
语气很暧昧,态度却很清楚:“人丁丝绢”这笔赋税当初到底怎么来的,不必深究。但现在均平之下,再让歙县独输,是不合理的。
说白了,这笔丝绢税,还得六县一起分摊。只不过这次,有了充足的理论依据。
消息传到徽州,五县哗然,群情激愤。愤怒的群众一想,徽州府哪有这种豹子胆,肯定是上头的奸臣徇私枉法,对了!户部尚书殷正茂,正是歙县人,不用问,丫肯定暗中做了手脚,逼着徽州府偏帮本乡。
一时之间,整个徽州府除歙县外,对堂堂尚书大人骂声不绝。有说殷正茂“知亏无解,藉手戶科条陈事例,遂借以逞私臆”,有的痛斥均平之法“不论源流、不论肥瘠、一概通融混派,借均平之名,为变乱之计”,还有的连整个户部都骂上了:“以户部私计而市私恩, 以尚书大臣而变乱成法” 。什么难听的话都有,不知殷正茂在北京,打了多少个喷嚏。
民间骂声滔滔,官面上却得继续解决问题。
根据那份徽州府磨算报告,歙县负担了额外税赋,必须予以减轻。但具体如何操作,还得由地方上具体商量。
不过这事,可不能让六县自己定,那非打出人命来不可。
巡抚宋仪望行事稳重,把这事委托给了当初调查黄册时的三位监督官员: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徽州府推官舒邦儒。
万历四年十一月初八,三位官员齐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在巡抚都院的主持下,很快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
首先明确一个原则:丝绢税,是肯定不能取消。
我大明富有四海,税项一向是加派容易取消难。(其实哪朝都是这样)除非是地方上遭遇了极惨重的天灾,朝廷才会给予蠲免,且还要规定一个年限。丝绢税既然交了两百多年,已是成法,倘若轻易撤销,各地纷纷效仿,如之奈何?
上头其实不在乎你这仨枣俩枣,关键是关乎朝廷体面,先例不能擅开。所以名义上,丝绢税绝不能动,但实际上可以从别处找补。
这个方案就是在这个思路下出炉的:
“人丁丝绢”继续由歙县独交,8780匹丝绢折合白银6145两。歙县在四司银、砖料银、军需银等杂派均平银中,减免5260两,由其他五县按比例分摊补足。
这个太平府方案的本质,就是把人丁丝绢税转移到了均平银上,歙县那边多交,这边少交,缺额的部分,让五县以补交的名义均摊。
这时就能体现出一条鞭法的好处了,赋、役皆能折算成银子,互相合并冲抵非常方便,可以轻而易举将田赋税额转嫁到役银科目上去。
唯一的问题是,它换汤不换药啊。
五县本来一分钱都不用出,现在却要替歙县补五千多两银子,这和歙县原来主张六县均摊人丁丝绢税,并没有任何区别,就是换了个收税的科目而已。
这个方案报到徽宁兵备副使冯叔吉那里,不出意外地被驳回了。
徽宁兵备道是应天巡按的下辖机构,除了整饬兵备之外,也有一部分司法职能。现如今抚、按两院不方便太早发表意见,就只好让他顶到前头。
冯叔吉认为,冲抵均平银这个方式没问题,但数字实在太难看了。根据磨算报告,歙县多交了2657两均平银么?那减免5260两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再者说,休宁县的均平银也多交了1639两,歙县可以减免,为什么休宁没得到减免,反而也要和其他四县一起承担新的负担?如果按照这个方案,休宁县多交的1639两非但没减免,还得从5260两再承担一部分。
如此算下来,均平银总额不减反增,无形之中,徽州府的办公预算增加了——喂,知道你们习惯从中牟利,但是别做得这么明显好么……
冯叔吉大笔一挥,推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把5260两改成了3300两。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银子的丝绢税,实际上歙县和其他五县分别负担2845两和3300两。
这个方案是个典型和稀泥的思路:忘掉黄册与《会典》吧,忘掉当年这税的由来吧,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反正现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亏,这事就算完了,都别闹了。
这时候,已然到了万历四年的年根儿。过年期间,诸事停滞。等过完万历五年的正月,这个方案才报到户部,请尚书殷正茂酌定。
对于冯叔吉的这个方案,殷正茂十分赞同,连批了三句话:“其名尤正,其言尤顺,其事尤易。” 满意之情,溢于言表。随后他安排了一番,在四月五日正式上书。此事本来就是首辅安排的,自然批复起来毫无滞涩。四月七日,这个方案得到了皇帝的正式批准,颁下圣旨。
圣旨下发户部,户部再往下发,一级一级传到徽州府,已经是万历五年的六月初七了。
整个六县的反应,截然不同。
歙县人民的反应是:“我靠!”
他们本来的主张,正是要求丝绢税由六县均摊,这个分配方案可谓正中下怀。从此以后,他们头上的赋税,少掉了三千多两银子。从隆庆四年到万历五年,八年抗战,终于大获全胜!
其他五县,则是:“我靠!” 望着圣旨呆若木鸡,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们的抗辩白说了?黄册白查了?道理白讲了?歙县每一条主张,都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结果户部一句“均平”,就全给抹掉了?
五县明明已经提出了极为有力的证据,讲道理,可就因为歙县这么一闹,他们反而成了最后的赢家。
对于这个太平府分配方案,五县嗤之以鼻。保留一个“人丁丝绢”的虚名空壳,换成“均平银”的名目就想糊弄我们?最后还不是要六县均摊负担!婺源有一位乡宦如此讥讽道:“这是朝三暮四之术,拿咱们当猴子耍呢。”
一时之间,五县群议汹汹,无不义愤填膺,几乎跟开了锅似的。可是,这不是府议,不是部议,而是圣旨,代表了最高的意志。众人纵有不满,也不敢公开指摘皇上。如果徽州府趁机好生安抚,说不定他们会咽下这个哑巴亏,接受既成事实。
可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却彻底引爆了整个局势。
就在冯叔吉把方案上报京城的同时,帅嘉谟也悄悄地第二次赶赴京城。他怀揣着歙县乡宦提供的一笔资金,进京促成此事。圣旨发下来以后,帅嘉谟胜利完成任务,高高兴兴返回徽州。
多年努力终于得到实现,他实在太高兴了,觉得该犒赏一下自己,就用这笔赞助费从有关部门给自己运作了一副冠带。
冠带是一种荣誉的装饰,其性质就和现如今胸口挂个大红花差不多。朝廷对于乡里年高德劭的耆宿老者,有时候会授予冠带,叫做冠带荣身,偶尔也会授予见义勇为好青年,叫做冠带义士。
帅嘉谟觉得自己为民请命八年,差点连命都丢了,弄个冠带戴戴,不算过分。
歙县的老百姓,也是这么想的。等帅嘉谟回到歙县时,全县的百姓都涌出来,热烈迎接这位以一己之力扳倒陋税的大英雄。他们搞了一个盛大无比的欢迎仪式,个个手执红花欢呼,旁边还有乐班鼓吹。帅嘉谟进城以后,在百姓的簇拥之下游街庆祝,所到之处,呼声群起,俨然英雄荣归。
这边厢歙县锣鼓喧天,那边厢五县民众可都要气炸了。县城里传出的每一声欢呼,都化为一记耳光,重重扇在他们的脸上。
抗争八年,被歙县佬把这个便宜占走了不说,居然还卖乖!尤其是看到帅嘉谟这个奸佞小人,此时却耀武扬威地在街头炫耀,再想到以后繁重的税负又要沉重几分,五县民众内心的火山也再无法压制。
你们歙县不是靠闹事闹出一个减税吗?好,我们也闹!
六月十一日,圣旨转送到婺源县。其时吴琯已经去职,由徽州府通判徐廷竹临时代理政务。徐廷竹正好要去北京进贺表,还没来得及走,衙门就被数千愤怒的婺源民众给拦住了。他们手执木棍、火把,在衙门前守了一天一夜,要求徐廷竹去向上面反应,停止这种不公正的加税方案,不答应就不准走。
面对快要爆炸的民众,徐廷竹不得不口头允诺,然后惶惶离去。随即徽州府又派出推官舒邦儒,去接掌婺源县。
舒邦儒算是这个丝绢方案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接到任命后,知道这事极为棘手。可是命令压下来,他只得匆匆上路。舒邦儒一边赶路,一边琢磨着该怎么安抚婺源民众。没想到,还没到婺源呢,刚过休宁县,就被当地愤怒群众给拦住了。
眼前旌旗招展,锣鼓喧天,漫天遍野全是人,把官道生生遮断。站在人群最前头的,是当地闹腾最凶的几个人,身后还有一排排有身份的里排、 耆民。他们拦住舒邦儒的队伍,向他递了一篇抗议申文,请转交徽州府。
说是申文,其实应该算是战斗檄文。上来就痛骂户部尚书殷正茂是“权奸变制殃民,势压无容控诉”,骂完了殷正茂,又骂歙县“歙逆恃户部而变户法 , 以歙人而行歙私”——听见没有,都已经用上“歙逆”这种词儿,几乎以敌国来对待了。往后的话,更是难听:“欲赴阙上书,以声歙人变乱成法之罪,欲兴兵決战,以诛歙邑倡謀首衅之人。”——听见没有,都要兴兵决战了,不是笔墨官司,是真的要开打了。
骂完以后,休宁县更发出威胁:“一旦更派,县民情忿怒,鼓噪不服,若不及时处分,诚恐酿成大变。” 矛头直指徽州府。
舒邦儒接了这份“申文”,脸都吓白了。休宁人没客气,把他的随行书吏和仆役拽出来痛打一顿。总算舒邦儒有官身,还不至于有人敢动他。但看这个阵仗,他也只能坐低伏小,接下申文答应帮忙转交。
六月二十九日,舒邦儒好不容易穿过休宁,来到婺源,以为能松口气,结果往前一望,眼前一黑——又是数千人聚在一处,遮道鼓噪。
又来了!
这回是婺源民众,在当地乡绅的带领下聚了五千人。他们就这么围着长官身边,大声鼓噪。远远地,有一个叫程天球的乡民,居然还在县城外竖起一杆大旗,上面长长一条横幅:“歙宦某倚居戶部,擅改祖制,变乱版籍,横洒丝绢,贻毒五邑。” 那气势,就差填上“替天行道”四个字了。
在这一片诡异的气氛中,舒邦儒战战兢兢进了婺源县城。他没想到的是,等在前头的,是一番更诡异的局面——婺源县,居然自治了。
前面说了,婺源的知县吴琯已去职,代理县政的徐廷竹又忙着准备进京之事,整个婺源县在六月份出现了短暂的十几天权力真空期。
偏偏此时又赶上丝绢税闹得民意沸腾,当地豪强争执不休,群龙无首。于是一个婺源县里的有心人,趁势而起。
这个人叫程任卿,是当地的一个生员,原本负责司理署印。他在整个丝绢案中的地位,仅次于帅嘉谟,不过他的重要性,要到整个事件结束之后才体现出来。
程任卿是个有豪侠气质的人,他敏锐地注意到婺源县的权力真空,如果利用当前局势做点惊人之事,将可以在乡梓刷出极高的声望值,对未来大有好处。
于是他四处串联,拉拢当地大族和有影响力的乡绅乡宦,同时对普通老百姓宣讲煽动,声言若朝廷不肯把丝绢税改回去,就要闹事,闹得越大越好。程天球那杆大旗,就是程任卿出的主意,走到哪里都扛着,十分煊赫招眼。
婺源百姓一看大旗威风凛凛,又有人主动要为民请命,情绪无不高涨。助威的助威,捐款的捐款。一时之间,程任卿声望大涨,风头无二。
作为整个运动的最高潮,程任卿和副手汪时等人突然占领了婺源县衙隔壁的紫阳书院,成立了议事局,俨然要另立中央,成立自治政府。
紫阳书院,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和朱熹有关。朱熹朱老夫子,恰好祖籍是徽州婺源人,所以这个紫阳书院,正宗到没法更正宗了。程任卿占领这里,显然是早就谋划好的。
这个所谓的“议事局”,目的——或者说对外宣称的目的,是为了组织、协调诸县的民众抗议活动。程任卿自封管局,甫一上任,就准备了大量标语,上书“英雄立功之秋, 志士效义之日”之类的话,贴得十里八乡到处都是。
他甚至还亢奋地放言说:“但有里排一名不出, 我等赶上其门, 有一县不来, 我等赶入其县, 遍传乡镇。” 这是要把熊熊的革命烈火,烧到其他四县去。
至于那杆大旗,就戳在书院中间,威风凛凛。它已经成了程任卿和诸县的标志性约定,并有一个名称:激变旗。
那会儿徐廷竹还没走,他觉得议事局你们随便折腾,但这大旗实在是太碍眼了。激变旗?啥叫激变,就是闹事啊,你们是唯恐别人不把你们当反贼?
迫于官府压力,程任卿让程天球把大旗挪到城外,但议事局的工作丝毫不受影响,继续如火如荼地开展。他先后策动了几件大事,无不惊天动地。
一是组织千人围攻县衙,逼迫徐廷竹代传冤情;二是动员休宁县半路拦截舒邦儒,代递申文;三是策动婺源城外五千民众向舒邦儒示威。
先后数次大的抗议,议事局展现出了很强的协调能力,短时间内名声大噪。程任卿一看民心可用,赶紧发动他们征集捐款,每一石粮里征银六分,用以维持运营。老百姓一看,这个议事局连官老爷都能给斗倒,牛逼啊,这帮人确实能干大事。于是大家纷纷慷慨解囊。大笔大笔的钱财,就这么流进紫阳书院。
这个议事局乃是草台班子,既无账簿,也无监管,收多少钱花多少钱,全由程任卿一言而决。如果他想要从中渔利的话,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
财帛动人心,就算程任卿自己是干净的,也没法保证别人不眼红。议事局里有另外一个生员,叫程文烈,他看到这大笔款项,贪念顿生,暗中策划想要把管局这个位置夺过来。
这个计划的实施,就定在了舒邦儒进婺源县城之后的次日,万历五年七月一日。
书接上回。话说舒邦儒战战兢兢进了几乎进入自治状态的婺源县城,在七月一日安排升堂画卯。程任卿作为议事管局,也来到县衙,和一群里排、耆老等着接见。此前在休宁和婺源城外,议事局让这位老父母吃了两次亏,下马威也下够了,现在面谈,可以争取到足够的利益了。
几个人正在谈话, 正好来了一个歙县送信的快班,名叫王学。婺源人一听是歙县来的,登时脸色就不太好看。
偏偏这个后生态度还很嚣张,说你们不要妄想丝绢税恢复旧制了,我们歙县花了七百两纹银,搞定了府里的户房程德焕,就连你们的管局程任卿也同意了,可以说服五县认缴丝绢税。这事虞县丞也有份。
这个栽赃的手法太过明显,可愤怒群众却不管那么多。什么?革命队伍里出了叛徒?这还了得!程文烈趁机和其他几个人鼓噪呐喊,带领群众冲入县衙,叫嚣着要把婺奸程德焕、程任卿以及虞县丞拽出来。
可怜程任卿前一刻是革命元勋,后一刻就被打成了出卖婺源利益的反动分子。他大声抗辩,可是根本没人听,直接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几乎打得吐了血。程文烈兴奋地站在高凳之上,指着程任卿说给我狠狠打!这伙人打到兴头上,还拿出刀来,把二程从县衙胁迫到紫阳书院,继续施暴。
(这些细节均是供状上所记载,真不是键者脑补……)
程文烈跟程任卿打了一个两败俱伤,反而被另外两个书生渔翁得利。他们一个叫何似一个叫汪时,两人本来已经商议好了夺权之后的安排。没想到何似一上位就翻脸,把汪时也给踹开,坐上了管局的位子。何似登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清查挪用公款,一查箱底,还剩六两白银,又惹起一阵内讧争吵。
议事局的同仁们还没等分享到胜利果实,就开始争权夺利了。
舒邦儒一看这架势闹得实在不像话,正要写信回府里求援。婺源人担心把议事局的内讧丑事曝光,居然把所有送往徽州府的公文全都拦截下来,不允许传递。舒邦儒坐困愁城,这下连消息都断绝了。
婺源议事局这边大乱,休宁那边不甘示弱,也是一片喧腾。
在吴大江、程时鸣几个当地读书人以及豪强的带头之下,聚集了一万多乡民,搭着木梯,直接翻上县衙墙头,把告示榜文全书撕毁,砸掉一切和歙县有关的商铺设施;然后又高举黄旗,日夜围着县衙鸣锣呐喊,挟持知县陈履;他们甚至找了几个小厮,身穿青衣小帽,手执锁链,站在街头声称要直接把所有参与丝绢税制订的官员都锁拿进京。
休宁人也向婺源人学习了先进的信息管制经验,在各处派人把守,任何过往文书,都必须先审查以后,才能通过。 (“一票一揭, 必经休民人验而后发”)徽州政务几乎为之瘫痪。
有了婺源、休宁两县带头,其他三县也相继发出檄文,一起闹将起来。五县人民买卖也不做了,地也不种了,专门在徽州府与外界的各个路口围堵歙县商人,见一个打一个,货物全部截留抢走。甚至有一伙激进分子,要声称要闯入殷正茂在歙县的产业,烧祖屋,刨祖坟,好好给这位户部尚书点颜色看看。
一时之间,六县境内烽烟四起。整个徽州府,这回是彻底乱了。
徽州知府这下可再也无法安坐。新上任的知府徐成位一脸黑线,委屈得要死。明明是前几任知府姑息维稳搞出来的事,结果这炸弹却等到他上任才爆炸,实在太欺负人了。
他赶紧发出安民告示,安抚民众说“行府自当酌议处分,则事尚可转移”。可怜一介知府无权更改丝绢方案,又不敢瞎许诺什么,只能含糊其辞地进行安抚。
与此同时,他顾不得体面,又急忙向抚、按两院、兵备道发文求援,请求上级迅速拿出个办法来,不然徽州今年怕是连税都没人交了。
上头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徽州变乱又掀起一股离奇的巨浪。
婺源县里有一批驻军,带头的把总叫赵涞,是歙县人。他一直很想回家看看,苦于军法森严,不敢擅动。这次赶上暴乱,他连夜带兵撤出婺源,直奔歙县而去。为了掩人耳目,赵涞还派手下歙籍士兵,到处散布流言,说婺源人要暴动。(这个说法来自于婺源,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姑妄听之。)
婺源人听到歙县人造谣说他们造反,勃然大怒,议事局立刻派人到处散播谣言,说真正想造反的是歙县人。负责协调的人到了休宁,休宁这边的带头人吴大江表示,你们玩的不够狠,看我们的!
紧接着,出现了整个徽州之乱的最高潮同时也是最富戏剧性的场面。
第四章 玩大了
此前吴大江等人已经挟持了休宁知县陈履,官印可以随便乱盖。吴大江便以休宁知县的名义,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布政司衙门发去飞报,声称休宁、婺源两县,遭遇一万多名歙贼的入侵,休宁知县陈履被掳走,婺源署理县事的推官舒邦儒惨被殴打,连兵道都被围了。歙贼不日即将越境四出,情况十万火急!
万余歙贼入侵……真亏他想得出来。
这一手够绝,也够狠。那些接到急报的外省布政司衙门,全都傻眼了。
徽州的地理位置,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通衢之地。如果这里发生暴乱,整个南方都要为之骚动。因此对这份急报,各地都很重视。
可研究来,研究去,各地布政司衙门觉得很奇怪。
徽州府归南直隶管辖,按道理出了乱子,应该先往南京那边报,然后再由南直隶移文各处警告。如今休宁县的告急文书,越级不说,居然还跨境,实在蹊跷。
难道说……南京已经陷于歙贼之手?
想到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四省的布政司冷汗登时就下来了。
这歙贼太厉害了吧?当年倭寇也没这么嚣张啊!
这下子,真正是江南震动,诸省哗然,各地守备都纷纷厉兵秣马。好嘛,从前是备倭,这回是备歙。谁能知道,徽州府出了这么一个牛逼的县,敢和整个江南单挑。在那几天,歙县的地位无比高大,几乎可以止小儿夜啼。
各地的质询文牍,雪片般地纷纷发往南京。应天巡抚、巡按先是一愣,旋即大怒,责令徽宁兵道尽快查明,这歙贼到底怎么回事?
歙贼都要“袭击”四省了,徽宁兵备道怎么可能还坐得住。兵备副使冯叔吉赶紧做出反应,连发两道安民告示。
先一道语气严厉,让民众各自回家,否则“如有随途跟走,群呼类引,嚷乱有声者,即系恶少棍党”。
后一道语气柔和,说冯副使准备巡看五县,仔细倾听百姓呼声,不过天气太热了容易中暑,大家可以不必远道迎接,留几个人问话就是。
这不是客套话,冯叔吉真的亲自赶到徽州,还带着不少兵马。他一是巡视五县,弹压民乱;二是要查明歙贼的“真相”。徽州府也赶紧发出禁约,禁止六县民众互相仇视伤害,否则严惩不贷云云。
至于应天巡抚,他正忙着给那些受惊扰的外省衙门解释,南京没事,徽州也没有乱贼流出,大家不要那么紧张,来,喝点茶压压惊……
无论徽州府还是兵道,此时的态度都还好,只是温言劝慰老百姓别误会,并没摆出一副赶尽杀绝的嘴脸。可熟悉官场的人心里明白,这只是因为官员们要尽快平复乱局,等事态平息,就要秋后算账了。
一直到这时,五县里的有识之士才意识到,这回可能有点玩大了……
休宁县有位乡宦叫汪文辉,在当地极有地位,官至尚宝司卿,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最初也积极支持五县维权,可到了这会儿,他觉得不对劲了。汪文辉紧急联络了几个有力之人,说这事得往回收,咱们是维权,不是谋反,真闹大了,有理也变没理了。
汪文辉连忙准备了一份揭帖,上书徽州府,语气恳切地解释说五县并不打算闹事,只是被逼迫太甚,民心不稳而已。外头传言什么遮道殴打、竖激变旗什么的,都是谣言,我们跟舒推事感情好着呢!
他的文笔颇佳,一边解释,一边还不忘告状:
“今各县愤激,事实至此,衅孽始萌,犹可杜息。其指斥之实,惟知切齿于殷门;其号呼之状, 惟欲求申于官府,其迫切之情,惟欲求通于君父。”
三个排比,层层推进,既把暴乱这件事洗得干干净净,又指出乱源在于殷正茂这个王八蛋——我们是反奸臣不反皇上啦。
有他带头,其他几县也纷纷上书,调门一致降低,都态度恳切地表示:小民只是惊慌失措而已,只要大老爷把丝绢税改回去,我们都是顺民。
民间的调门慢慢低了下去,然后朝廷的脾气就上来了。
七月二十日,这次不是兵道,而是更上一级的巡抚都院气势汹汹地发出安民告示,这次的口气截然不同,没有含糊地称“五县”或“六县”,而是直接点了休、婺、祁、黟、绩五县的名。
􏰀“院会同按院与该道有司官另行详议。批文到日,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众者,该府肘锁解院, 先以军法捆打,然后问遣,決不姑息。”
耐人寻味的是,与这份安民告示一并送达徽州府的,居然还有一份兵备道捉拿帅嘉谟的牌面。
在这份牌面里,解释捉拿帅嘉谟的理由特别值得一读:“以歙县津貼之费,输纳冠帶,夸张梓里,以致五县居民愤恚不平,哄然群聚。”
这些钱是多少呢?一共四十两。
看得出来,上头为了尽快平复乱局,只能拿帅嘉谟的人头来安抚五县民众了。你没罪,也得挑出点罪过来——可是,帅嘉谟一手促成丝绢税改革,这个立场是经过圣旨确认的,从这里实在挑不出毛病。兵道憋了半天,只好胡乱找了个理由,说他挪动公款买冠带。
谁让你小子到处显摆,惹出这么大乱子,不收拾你收拾谁!
当然,帅嘉谟在牢里并不寂寞,因为没过几天,巡抚都院也发出数份牌面,点了五县里闹事的一群首恶分子的名字——程任卿、程光烈、何似、程时鸣等几人都在名单里——要追究他们责任。吴大江这个扰乱江南的“歙贼”发明者,也一起落网。
随着这些责任人的入狱,以及各级政府的强力弹压,加上当地乡宦拼命安抚劝说,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徽州之乱,总算逐渐恢复了平静。
可无论是应天抚、按两院还是徽州府,心里都明白,此时的平静是暂时的。暴乱的根源在于丝绢税,这个不解决,始终是个隐患。
因此他们也纷纷上书户部,表示这个丝绢税的改革方案,虽然是圣上批准过的,但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因为皇上您这把稀泥,和的还不够稀啊。
此时徽州之乱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当地,两京官场都有震动。南京礼科给事中彭应时、湖广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户科都给事中石应岳,纷纷上本,说徽州大乱肇始于丝绢税的改制,可见此事还需要仔细斟酌。
他们更指责说,户部尚书殷正茂身为歙县人,即使没有偏袒之心,也该避嫌,这次出事他责任最大。
其实这些人对于徽州丝绢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在弹章里只是几句话寥寥带过。他们担心的是,此事持续下去,会让整个江南都变得不稳定,这才是关乎利害之处。所以说,谁有道理谁没道理,根本不重要,赶紧把这事平了才是真的——正如彭应时弹章里说的:“毋得依违以杜衅端, 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
在重重压力之下,殷正茂只得上书谢罪请辞,不过并未得到批准。
他户部尚书的位子暂且保住了,但言路和群众的意见都太大了,看来丝绢税的方案,必然要做修改。哪怕已经有了圣旨,也得改。
只不过,皇上金口玉言,岂能出尔反尔。这脸,不能让皇上丢。所以修改圣旨的理由,是这么说的:“虽令由钦定,始有专擅之情,事属乡邦,不免有可疑之迹。”——到头来,还是让殷正茂背了锅。
上头的态度松动了,下面各路官员重聚太平府,再次商议。万历五年十二月,丝绢税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终于出炉。
这个方案,比原来相比本质上没什么区别,继续和稀泥,只不过这次对五县多让了一步。
歙县丝绢税不变,减免的均平银数额,从原来的3300两调整到2000两,由五县均摊。
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白银的丝绢税,实际上歙县出4145两,五县出2000两。
五县民众这次没敢再闹民变,可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你当这是菜市场讨价还价啊?一块不行就九毛,九毛不成就八毛,太不成体统了。
我们要的可不是这个!不该我们的,一分银子也不让!
反正老百姓闹了这么久,早就轻车熟路。顿时抗议申文和请愿书化为无数雪花,纷纷飞向各级衙门。官员们面面相觑,还能怎么办?继续再议吧!议到大家都满意为止。
这一议,就是将近一年。一直到了万历六年十一月初四,徽州府总算硬着头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叫做《豁免五县均平方案》。
此方案对于歙县来说,没什么太大变化。丝绢税照旧,减免的均平银数额,调整到了2530两。
但这2530两,并不会摊派到五县头上。
在隆庆六年,户、礼、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价银,减免了一部分,这笔钱一直留在府账上。同时还有一笔均平银里的军需银,每年还会剩点结余。
徽州府决定,每年从这两项合计抽走1950两,替五县补进均平银里,诸县再均摊50两,一共是2000两整。如果以后每年军需银的结余不足,则按县征派补足。
绕了好大一个圈子,等于是徽州府把这笔税的大头扛下来了。
行,你们牛逼,那就政府自己补贴吧。
这样看起来很合理,可是却有隐患。不要忘了,丝绢税转移到均平银这里,是每年都要交。而料价银是隆庆六年的减免,数量只会减少,早晚用光;而军需银结余每年都不固定,今年多,明年少,甚至可能是负数。
也就是说,政府补贴这2000两银子的两项来源,并不稳定的。时间一长,这笔钱还得让五县来承担。
前面三个方案,是横向朝三暮四,让丝绢税在六县之间来回腾挪;这第四个方案,却是纵向朝三暮四,按时间轴来腾挪。五县初期交得少,政府补贴多,以后的情况很可能是颠倒过来。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对歙县来说,减免均平银的数量是2530两。而从料价银、军需银和诸县分摊中抽走的,是2000两。
还有530两无法冲抵,账不平啊。
歙县和五县已经打滚了好多次,差不多已到底线,让他们谁多扛一分,估计都得爆炸。
要么?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从其他科目里进行调配呢?
一般的调配,是不成的。因为你这里减交,那里就要多交。算来算去,总有一个科目要吃亏。一干能吏高官,就为这区区五百多两银子愁眉不展。
这时,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如果这个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从这里抽出银子,顺便将这个科目取消,岂不正好两便吗?
什么?怎么还有不合理的税收科目?
有哇!
两个字:“协济”。
所谓“协济”,是指当一处官府出现资金紧张时,由上级出面协调,组织临近州府进行援助。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为了防备倭寇,徽州府“协济”苏、松海防,出了一万六千两银子;嘉靖三十九年,为了巩固长江防御,徽州府“协济”镇江驻军一千三百两银子。嘉靖四十年,景王朱载圳前往封国,徽州府“协济”池州一万两,用来迎接倚仗开销。
这些大头,都是因事协济,都是临时性质的,事完了,钱就停了。可还有一些“协济”,虽属临时征派,可久而久之,遂成定规,变成一项长期性的税负。
这些琐碎协济,往往与军事密切相关。因为军方的驻屯调动,不依行政划分而行,经常一跨数府数县。比如兵备副使冯叔吉这个“应、安、徽、宁、池、太六处兵备”的头衔,就是依长江而备,跨越六府。若有驻军寻求地方支援粮饷,非得通过徽宁兵备道来协调不可。
因此兵备道这边,对各地的“协济”情况掌握得最全面。
在冯叔吉的授意下,徽宁兵道清查了一遍账簿,很快从中挑选出一个特别奇葩的科目: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
这个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金衢道全称是领金华、衢州、严州兵备道,驻衢州府,和徽州府没什么关系。徽州为什么要给他们兵饷?而且这笔银子,不是解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里明明是徽宁兵备道的驻地,这笔钱的流向也太乱了吧?
原来这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为了防倭,朝廷设立了应天兵备副使,统一协调包括徽州在内的长江防务。到了四十一年,该道被裁撤,却没有下家来接盘。于是徽州府在那段时间,处于没有驻军保护的空白期。
本来朝廷觉得倭寇气焰不复往日,徽州地处内陆安全得很,这事不用着急处理。没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五年,徽州突然闹了一次矿上骚乱。一群矿工化身流贼,冲入婺源县大掠一番,徽州六县为之震动。
当时的应天巡抚刘畿手里无兵可派,就移文邻近的金衢严兵备道,希望他们就近协防。
协防需要兵饷,这笔钱自然得是徽州府出。于是徽州府专门安排了一笔兵饷,每年解送衢州。
后来到了隆庆六年,复设徽宁兵备道,把徽州防务从金衢道接过来。按说这笔饷银也该随之转过来,相应科目名称也要修改,可徽宁兵备道打起了小算盘,觉得可以从中渔利。
首先,徽宁兵备道先从徽州府征收一笔兵饷银,于情于理这都是应该的,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徽宁道给金衢道移文,说徽州防务我们接手了,兵饷银以后归本道所用。金衢道觉得这也合理,办了移交手续。
最关键的手法来了:徽宁道并没告诉徽州府,兵饷发生了转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协济金衢道兵饷银”中间加上“解池州府”四个字——意思是,以后你们交给金衢道的兵饷银,送到池州来就好啦。
徽州府非但没觉察这个小手段,还觉得挺高兴。因为解送兵饷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这么一改“解池州府”,我们还省了一笔运输费呢。阖府上下,都赞颂兵备老爷体恤民情。
就是说,徽州府每年要交两笔兵饷银,一笔给金衢道,一笔给徽宁道。其实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这两笔银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徽宁道手里。
说白了,这是重复征税。
有人也许有疑问,交两次钱,徽州府难道傻的吗?
奥妙就在这儿了。从徽州府的财务角度来看,这是两笔不同的支出,一项是给外地驻军,一项是给本地驻军。如果不知道“协济金衢道”的前因后果,根本看不出两项其实是同一项。
要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比如说大明——对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纳“协济金衢道兵饷银”,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既然没人通知取消,那么就继续交下去好了,也没人追究它是怎么产生的。那笔丝绢税也是同样的道理,歙县不也默默地交了两百年么?
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让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
看到这里,我们大概能明白,六县为什么纠结于这些税目数字了。
并非只是因为他们热爱兴讼,实在是负担太重,不堪承受。从这次争议中能看到,除夏税秋粮的正税之外,徽州府还要征收南京承运库的人丁丝绢、给地方政府的六项均平银,给工部、户部的物料银,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协济……
若是再碰上徽宁兵备道这样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运作出一笔额外的负担,负担就更大了。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员甚至还想借机运作一下,增加一点官府办公费。
更可怕的是,这些数字,只是解到库的税额,还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补平、内府铺垫等,才是老百姓最终要承担的税负。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个部门分别解送税赋,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会翻一倍。
就这样,地方杂税和临时税不断增加,附加成本随之提升,效率直线下降,整个体制逐渐变得臃肿无比,同时造就出了大片舞弊空间。大部分税额,就在这些繁琐、细碎的流转环节中,被各级操盘手们吸走。老百姓交的钱越来越多,朝廷收入却不见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里被消耗了。
长此以往,地方民怨沸腾,政府束手无策,最后的结果,就是调控失灵,天下大乱。
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其实治标不治本,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明产生“杂税”的机制。只能略微扩大税基,把问题的爆发拖延一段时间罢了。
大明亡于什么,徽州府的这笔小小税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吧。
前面说了,“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这笔税银,本身并不合理。徽宁兵备道一直很担心,万一又碰到一个类似帅嘉谟这种爱较真的人,说不定会再起波澜。所以兵备道索性大度地表示,为了徽州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们吃点亏,从这笔兵饷银里抽出530两来,把最后的亏空补上吧。
于是这笔原本是重复征收的税,就这么巧妙的洗白了。
兵备道高风亮节,解决了最后的问题,诸位官员看到了成功的曙光,连忙又经过一轮讨论,做了一点微调,使之更加完备。
比如说减免料价银的库存有限,不能支撑逐年抽调,直接并入军需银。
比如说五县额外负担的那50两也算了,省得他们啰嗦,直接也并入解池州府兵饷银。
于是,在万历七年的三月,第五版方案出炉了:
人丁丝绢6145两,仍由歙县承担,减免均平银2530两。这笔银子,由徽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合计2530两,转入均平银冲抵。
这个方案,可以说是集妥协、折衷之大成,把负担压力分散到歙县、徽州府、徽宁兵备道等诸多机构身上。
歙县少交了两千多银子,心满意足;五县一点负担不用加,也心满意足;徽州府和兵道略吃了点亏,但消弭了一场大乱,也合算。而对朝廷来说,一则上交的税款并不短少,二则趁机清理冗税杂役,统一钱粮,对一条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首辅的目的,算是部分达成——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难怪执笔者十分得意,称其为“共免两全法”。
这一次,各方面终于没意见了,上上下下俱都松了一口气。兵道赶紧发布大字榜,通告六县新的税制,并得意洋洋地宣布:“自万历七年为始,明载赋役册,永为定规。”
我相信,在张榜公布的一瞬间,这几个字轰然化为斗大的金黄色大字,配着恢弘的音乐,在徽州官场大小官员脑海中旋转。他们此时一定百感交集,涕泪交加。
不容易啊,这一场肇始于隆庆四年的大纷争,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先后五版方案,至万历七年终于彻底消弭。中间多少波折,多少折腾,总算熬过去了。
尘埃落定,生活还得继续。
让歙县人感到高兴的是,旷日持久的丝绢纷争,把各种细节、征派原理都讨论得很透彻,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脚,反而会主动找别的税目设法再减免一点。这时又赶上了朝廷推行一条鞭法,所以歙县所承担的人丁丝绢,不必全以实物交付,直接本色折银或折色折银,不必先卖粮食再买丝了,无形中又少了一层负担。
据学者考证,这么算下来,万历七年之后,歙县真正实交的人丁丝绢税,其实只有额定的七成。
这一切,都要拜那一位学霸帅嘉谟所赐。
而这位丝绢案的始作俑者,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
第五章 三个结局
万历五年七月,徽宁兵备道拿住帅嘉谟,把他关在监牢里待审。同时被捕的,还有包括程任卿、汪时在内的一伙五县闹事分子。
面对广大闹事群众,朝廷的方针是积极拿出分配方案,尽力安抚。但对于其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必须得严肃处理,杀一儆百。哪怕这人是无辜的,为了让民众顺心,也得严肃处理。
两个月后,徽州府终于拿出了初审判决:帅嘉谟、程任卿以及其他几个人,被判充军。其中帅嘉谟的罪名是“将不干己事情,捏造写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以陈奏而敛取”
在状词里,徽州府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帅嘉谟自夸有手段,向歙县老百姓收取银钱,说你们补贴我上京告状,我自有办法帮你们免征赋税。他利用歙县民众的恐慌心理,收敛了大量钱财,假公济私——比如私自给自己弄了套冠带,用的就是公款。
这是一个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决,翻译过来就五个字:“谁教汝多事?” 从官府视角来看,这起纷争根本是无中生有,完全是帅嘉谟一个人挑起来的。当初你如果乖乖闭嘴做你的数学作业,哪还会有后面这么多事?
所以官府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帅嘉谟,来换取五县的稳定。至于这个罪名是否合理,并不在考虑之列,大明律可不是你的挡箭牌。
初审意见提交给兵道。可是冯叔吉很不满意,觉得徽州府怕得罪人,给判轻了,不足以警诫别人。于是冯叔吉把这些人提到太平府,让安庆、池州、太平三府会审,再议一次罪名。
这次商议,最终给帅嘉谟定的处罚是“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这个判罚,从他本人角度实在是冤枉,但从官府角度,没弄死你,算是很讲良心了。
万历六年七月十九日,这份判决意见得到刑部尚书严清的支持,具题上奏,并于二十日拿到圣旨批准。于是一切都尘埃落定。
然后,帅嘉谟在官差的押解下离开徽州,踏上了漫漫的戍边之路。他当时是何心情,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值得欣慰的是,歙县民众们并没忘记这位帮他们减负的英雄。在《歙县志》里的义士一项,当地人专门记载了帅嘉谟的事迹,以及一段评语:“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
不知道在隆庆三年那个炎热的夏日,当帅嘉谟翻开歙县账簿第一页时,如果预知到未来有这么一场绝大风波,他是否还会继续?
帅嘉谟的经历,就讲到这里,不过故事还没说完。
因为英雄并非只有帅嘉谟一人。
在五县民众心中,也有好几个慨然倡义、奋勇抗争的大英雄。如果没有他们的拼死反抗,恐怕官府早在万历三年就把歙县的负担强加过来了。
所以这些人,也都是当之无愧的五县义士。
比如曾经卷入议事局风波的何似,在等候判决期间去世,死之前留下一封遗书,写得十分慷慨激昂:“身虽陨歿,而生平义气之正,鼎镬甘如饴,刀锯不足惧者,必不与囹圄而俱泯。”
在官府眼中,这些人是地方上的刺头,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和帅嘉谟同时被捕,罪名各不相同,有的是聚敛骗财,有的是聚众斗殴,有的是寻衅滋事,判罚也轻重不一,从杖责、下狱到流放充军都有。
其中罪名最重的,就是程任卿。他搞起了议事局,仅这一项就和别人的性质截然不同。
官府对他的判词里说: “以欺众罔利之徒,转为犯上作乱之渐,建旗张局,召号者数過万余,缚吏侮官,陆梁者状非一出,造飞言于达路,则江、浙、闽、广亦各惊心。毀禁示于公墻,则山泽闾阎几为解体。”
这些罪状,都是大犯忌讳的事儿,从判词来看,距离谋反只差了一线。最后对程任卿的判决,竟然是斩监候。
整个徽州大乱中,最终判处死刑的,只有他一个。
程任卿真是个奇人,在监狱里得知这个消息,没有哭诉哀嚎,而是慨然上书自辩。他不愧是徽州出身,自带讼师光环,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居然探讨起判决书里援引大明律和犯罪事实的适用问题。
他没否认那些指控事实,但是声称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不对,性质不适用于本案。一点、两点、三点……论点鲜明,逻辑缜密,旁征博引,简直可以拍一部大明版的律政风云。如果说帅嘉谟是数学学霸的话,那么程任卿就是生不逢时的法律达人。
这些抗辩,并未能改变他判死刑的事实。不过“斩监候”这个罪名很微妙,和如今的“死缓”一样,有许多空间可以操作。而徽州府考虑到五县民众的情绪,也不敢轻易执行死刑,一直拖着。
于是,在许多有心人的保护下,程任卿并没有秋后问斩,而是舒舒服服呆在监狱里。
程任卿在监狱里呆久了,穷极无聊。他决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写书。
狱中写书这事,在中国屡见不鲜。不过程任卿要写的这本书,和寻常的可不一样——准确地说,他不是写,而是编书。程任卿联络了徽州府的官吏和五县友人,把围绕着丝绢案的大大小小的文书,都搜集起来,汇集成册。
要知道,丝绢案持续了这么久,中间各个利益集团无数次争吵议论,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乡绅们的书信、题记、状书,诸县申文,诸府、兵道、抚、按两院一直到户部的各类揭帖、告示、宪牌、奏文、判决书、保书等等,应有尽有。
而且徽州又有“健讼”传统,“健讼”的前提是有深厚的资料基础,因此各县都有保存档案的习惯,私人还偷偷留下抄本。因此程任卿编这本书,不缺素材。他只花了半年,就编撰成一本书。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程任卿给这本书起了一个特别让人误会的名字,叫《丝绢全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讲怎么造丝绸的,以后可以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放在一个书架里。
《丝绢全书》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卷,从隆庆四年帅嘉谟上书海瑞开始,到万历七年《奉按院豁免均平公文》终(其实最后还附了一篇何似的临终说帖),一共收录了各处文书137篇,基本上囊括了整个徽州丝绢案从官府到民间的全部重要文献。
按照程任卿的想法,他编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剖白心迹,表明冤屈。很难得是,程任卿并没有一般文人的臭毛病,虽然自认冤屈,但对《丝绢全书》没有进行任何裁剪修篡,始终保持客观中立。哪怕是对他和五县不利或谩骂的文字,照样一概收录,不改一字,最多是在底下加一行批注,略微辩解几句。所以我们能看到,在《丝绢全书》里的很多文献里,把程任卿描述成了一个贪图小利、沽名钓誉的丑角。
不知道程任卿编撰到这一部分时,是不是会摇头苦笑。
很多古代事件——尤其是民间地方上的事——往往只流传下来几句大略概述,前因后果和过程细节,往往欠奉。后世之人,只好从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去猜测。像徽州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只有寥寥几句描述。光看那个,研究者恐怕只会当其是一场普通民变,一略而过。
要感谢程任卿,能保留下这么多材料,我们才得以窥到当年那一场大辩论的真实风貌,从起因到结果,从朝廷、地方官府态度到民众反映,无不历历在目,栩栩如生。
这篇小文里有大量细节描写,绝非键者杜撰脑补,实在是《丝绢全书》里收录的资料太细致的缘故。明代民间县一级事件,能记录详尽到这种程度的,可谓绝无仅有。
(附截图一张,足见程任卿所提供的信息,差不多可以当电影脚本来用了。)
程任卿的这个斩监候,一候,就候了二十年。后来他有个做官的同乡叫余懋学,上书给他喊冤,最终得以改回充军,并被发遣到边疆。程任卿这人也真有能耐,戍边期间居然还立了大功,当上了把总,最终荣归故里。
婺源人民,始终记得这位抗争英雄,也在《婺源县志》里的义士传里留了一个位置给他。而《丝绢全书》,也因此流传至今。
程任卿的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丝绢的故事还没完。
万历二十五年,距离徽州丝绢案已经过去十八年,距离张居正去世也已经十五年。这件尘封已久的案子陡然又被掀开一角,显露出了一个此前几乎没人留意的惊天细节。
掀开这一角的,是一位婺源籍的官员——南京户部右侍郎余懋学。他在这一年上了一道《豁释丝绢大辟疏》,为程任卿乞求减刑。在这篇疏里,余懋学讲述了当年“徽州之乱”期间发生的一件隐秘往事,而且牵涉到了一位曾经的大人物——张居正。
万历三年,余懋学时任南京户科给事中,以敢言直谏而著称,先后数次上书,批评张居正的种种政策太过操切,言辞十分激烈,是变法的反对者之一。张居正寻了个不是,把他削职为民,赶回婺源老家永不叙用。
余懋学返回婺源之时,正赶上徽州之乱爆发。
有人来找余懋学助威,想借用他的名声联署。余懋学为人比较警惕,没有答应,只是写了封信给徽州知府,劝说恢复旧制,语气很平和。
结果户部尚书殷正茂误以为他也参与其中,特意写信来询问。余懋学忽然意识到,这是张居正余怒未消,打算借机惩治自己,行事更为谨慎。闭门不出,也不与别人来往。
万历五年八月前后,暴乱差不多结束了,官府开始四处抓人。可奇怪的是,无论是两院还是兵道,首先发出来的缉拿令,都口口声声说是豪右宦族作乱。
余懋学这个说法,在《丝绢全书》里也有佐证,其书里收录了《查豪右牌面二张》 、《按院再议均平查訪豪右宪牌》、《都院再访豪右宪牌》四份文件,都是各级官府的明发文件。另外还有一份歙县人的举报信,说五县暴乱的主谋,在于“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为什么把矛头针对当地土豪乡宦?余懋学认为,这是得自张居正的授意,为的是把他也攀扯进来,好进一步报复。余懋学出身当地大族,又是退下来的朝廷官员,完全符合官府抓人的标准。
按照余懋学的说法,在事件期间,张居正给应天巡抚胡执礼写了封密信,指名说婺源大乱的根源,正在前南京尚宝卿汪文辉和前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同时张居正还指使都御史王篆,也写了一封信给巡按郑国仕,说余懋学和另外一个叫洪垣的休宁乡宦是主谋,一定得严惩。
甚至连殷正茂,都亲自给徽州知府写信,暗示余懋学和暴乱的关系。
种种压力之下,各级官府不得不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大张旗鼓地抓捕当地豪强。可命令传到了徽州府这一级,态度陡然消极下去——这可以理解,俗话说皇权不下乡,朝廷与基层之间隔着一道乡绅,要实施有效统治,不争取到他们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听从上级指示,使劲打击当地豪右,那会得罪一大片人,以后管起来就更难了。所以徽州府给朝廷回了一封公文——《丝绢全书》里也有收录——叫做􏰀《本府回无豪右申文 》,不用看内容,光看标题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谈不上抓捕了。”
胡执礼和郑国仕本来也只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才发牌捕拿。现在徽州府否认,加上余懋学在北京的几个朋友——王锡爵、陆光祖、李世达——也写信过来,劝胡、郑两位要守正。于是抚、按两院乐得顺水推舟,改口说既然不是豪右作乱,那一定是生员闹事,改抓他们吧。
然后,这才有的程任卿等人相继被捕。
在给这些人议罪之时,张居正因为找不到余懋学的罪茬儿,心里很不爽,又听说余懋学跟程任卿关系不错,便特意指示刑部要严办。
结果程任卿原本判的是充军,被张居正这么一插手,变成了斩监候。
这些八卦,余懋学本来是不知道的。他后来起复,重回官场。李世达和郑国仕给他出示了张居正和王篆的亲笔信,他才知道当年自己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自称当时吓得“毛发犹为悚然”。
程任卿被判死刑之事,余懋学认为不过是代他受过罢了。
这次上疏,余懋学就是希望能够申请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军流放。他还特意提及,当时的户部尚书殷正茂致仕以后,隐居歙县,也一直为程任卿释放而奔走,说明他内心有愧。
余懋学是言官出身,笔法厉害,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吐槽朝廷对徽州丝绢案的处理意见,先后列举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诬捏、四不协,如同战斗檄文一般铿锵有力。
言外之意,整个徽州之乱,张居正得负首要领导责任,是他强行偏袒歙县,强令户部、应天两院改税,五县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击,是有大义名分在的,不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民变”。
有了余懋学的奔走,程任卿总算得以减刑,有机会完成了《丝绢全书》的编撰。两年以后,余懋学溘然去逝。
余懋学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从推广一条鞭法角度出发,张居正确实对徽州之乱施加过一定影响力,但若说整件事情就为了针对一个回家待业的前言官,未免太过阴谋论了。最多是张居正搂草打兔子,顺便而为罢了。
其实只要了解了徽州之乱的整个形成过程,就会明白,这事儿跟余懋学本人真没什么关系,他单纯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别看余懋学把朝廷对丝绢案的处置批成是张居正假公济私,狠狠地训斥了一把,但他在文章最后不忘补上一句:“乃若丝绢均平,处分久定,臣不敢复置一喙,以滋纷扰。”
余懋学不傻,他心里明白,哪壶可以提,哪壶不可以提。徽州的“人丁丝绢”税惹出多少波折,费了多大力气才谈妥。他可不敢轻易言改,节外生枝。万一因为自己一言而再起纷争,徽州上下老小,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张居正容易,再玩一次丝绢大辩论?谢谢,还是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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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惊鸿同学,她在几年前说起此事,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精彩故事。包括本篇名字,也是改自她的创意。另外感谢战争史研究大叔,帮我做了不少细节上的校对。
另附几本主要的参考论文,有了这些学者细致的爬梳与研究,才有这篇文字:
《<丝娟全书>的整理与研究》
《试论明末徽州府的丝绢分担纷争》
《晚明徽州府丝绢事件的财政史解读》
《明代中后期徽州府丝绢分担纠纷与地方财政》
《明代浙江均平法考》
《明清婺源的官绅关系与地方政治:以地方公共事务为中心》
卧槽,牛叉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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