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牛死后第三天，也就是1970年5月1日，公社驻地发生了一个惊人的事件：
三百多人食物中毒，这些人的共同症状是：发烧、呕吐、拉肚子。中毒的人基本上
是公社干部、吃国库粮的职工和这些人的家属。这件事先是惊动了县革委会，随即
又惊动了省革委会，据说还惊动了中央。县医院的医生坐着救护车来了，省里的医
生坐着火车来了，中央没来医生，但派来了一架直升飞机，送来了急需的药品。小
小的公社医院盛不下这么多病人，于是就让中学放假，把课桌拼成病床，把教室当
成了病房。正好解放军6037部队在我们这块地拉练，部队的医生也全力以赴地投入
了抢救。据病人说，解放军的医生水平真高，那些打针的小女兵，扎静脉一扎一个
准，从来不用第二下。我们公社医院那些医生扎静脉，扎一针，不回血，再扎一针，
还不回血，一针一针扎下去，非把病人扎得一手血，自己急出一头汗，才能瞎猫碰
上了死耗子。
当时可没想到是食物中毒，自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那儿还没
听说食物还能中毒。公社革委会往县革委会报告时就说是阶级敌人在井水里投了毒，
或是在面粉里投了毒。县革委会往省革委会大概也是这样报告的。所以这事一开始
时弄得非常紧张、十分神秘。领导们的主要精力一是放在破案上，二是放在救人上。
据分析，下毒的人，一可能是台湾国民党派遣来的特务，二可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
马上就有人向临时组成的指挥部报告，说夜里看到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还有的人发
现敌人扔掉的电台。指挥部的人都是从县里和其它公社临时调来的，我们公社的领
导全都中了毒，而且病情都很严重。于是大喇叭里不停地广播，让各村的贫下中农
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各个村就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关到一起看
守起来，连大小便都有武装民兵跟随。同时各村都开始清查排队，让“四类分子”
交待罪行，打得这些冤鬼血肉横飞，叫苦连天。解放军也积极配合，封锁了公社驻
地，每条路口，都有英俊威武的战士持枪站岗，夜里还有摩托兵巡逻。有一次他们
巡逻到我们村后，可让我们这些土包子开了眼界。大家谁也没看到过能跑这样快的
东西。先是看到一溜灯光从西边来了，还没看清楚呢，震耳的摩托车就到了身边，
刚想仔细看看，还没来得及呢，人家已经窜得没了影。真是一道电光，绝尘而去。
折腾了几天，既没抓到特务，也没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大多数的病人也病愈
出院。县卫生防疫部门在省卫生防疫部门的指导下，终于找到了使三百多人中毒的
食物，这食物就是我们的双脊，他们说我们双脊的肉和内脏里含着一种沙门菌，这
种菌在三千度的高温下还活蹦乱跳，放到锅里煮，煮三年也煮不死它。
找到沙门菌后，阶级斗争就变成了责任事故。公社革委会沙门菌中毒事件调查
组的两个干部到我们村里来调查，把我、杜大爷、麻叔全都叫到大队部里，一个问，
一个拿着笔记录。我是杀死也不开口，问急了我就咧开大嘴装哭。杜大爷也颠三倒
四地装糊涂。于是一切就由着麻叔说。麻叔先是说老董同志给双脊做手术时故意地
切断了一根大血管，又说他拖延着不给双脊打针，他和公社孙主任早有预谋，想把
我们的双脊搞死，搞死我们的双脊，他们好吃牛肉，过“五·一”。谁知道老天爷
开了眼，麻叔说。
调查的人回去怎么样汇报的我们不知道，但这件大事最后的处理结果我们知道。
最后，所有的责任都由杜大爷的四女婿——公社屠宰组组长宋五轮承担，是他
不听孙主任的话，把有毒的牛肉卖给了公社的各级领导和机关的各位职工，导致了
这次沉痛的事件。尽管宋五轮本人也因为食牛肉中毒，而且是重症患者，但还是受
到了撤消组长职务、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无私帮助下，在省、
地、县、公社各级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308个中毒
者，只死了一个人（死于心脏病），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事要
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308个人，只怕一个也活不了，我们虽然死了一个人，其实
等于一个也没死，他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
发心脏病而死的那个人就是杜大爷在公社食堂做饭的大女婿张五奎。
我们村里的人都说他是吃牛肉撑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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