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棋迷梦入聚贤寺
河北省某高校有位姓秦的副教授，平生有两大嗜好：一是爱读书。他读书多而杂，文史、哲学、小说、故事、野史、逸文，无所不读，学校图书馆里的文史藏书几乎被他读遍。他读书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快如电子扫描，再加上他资质鲁钝，所以读书虽多却一事无成，只落个“书痴”的绰号；二是爱下中国象棋。下起棋来废寝忘食，能进入“忘我”之境。因为下棋不回家吃饭或忘记妻子交办的大事，常遭到妻子的申斥。但是，事情可以缓办，棋不能不下。他下棋虽然费了很多功夫，棋艺却长进不大，没能成为“大师”或“棋士”，却成了著名的“棋迷”。
1999年2月，秦教授退休了。做官的不愿意退休，秦教授不是官，他非常高兴退休。退休后有退休金足以温饱，可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下棋和看书。下棋树荫下，读书明窗前，其乐融融。
退休后，秦教授在中国象棋的棋艺上，另辟蹊径，潜心研究一种冷僻开局。这种开局的特点是：执红先行，第一步“车九进二”送对手一马，对手“炮2进8”吃马；第二步“车一进一”再送一马，对手“炮8进8”吃马；第三步，“炮八进三”巡河。以后看对手的应着而有多种变化。因为此开局的特点是先送对手两只马，他就把此开局命名为“送马局”。“送马局”着法怪异、搏杀凌厉，一般的业余棋手往往被杀的蒙头转向、胆战心寒，二十几个回合就投子认输。因而，他的名声大噪，被棋迷们称为“棋坛怪侠”。
秦教授读书也由“多而杂”变为“专而精”，他专读与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村和农民有关的书。小说、历史、杂文、故事、论文、传记等等，他都认真阅读、潜心研究。后来，他又萌生了写书的念头。他出身农村，又很长时间在农村教书，亲历了土地改革运动、粮棉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农村改革开放，耳闻目睹并亲身体验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村的变革和农民的酸甜苦辣。他想在有生之年把这些写一本书，记录出半个多世纪的农村变革风云。一则用以消磨余生；二则可以供有农村情结的人读。
秦教授是教物理的老师，从来没有写过文学作品。编写讲稿是轻车熟路，写作小说就不知道如何下笔了。怎么写？他很发愁。
2004年夏季的一天，秦教授吃过午饭，照例拿起一本书，躺在床上看了起来。渐觉眼皮沉重，袭来睡意。朦胧间，觉得有人喊他：“秦老师，请醒醒。我师傅命我来请你。”他睁眼一看，来人竟是个小和尚。他急忙坐了起来，惊疑地问：“你是谁？你师傅是谁？”小和尚恭谨地回答：“小僧是聚贤寺的，我师傅是本寺的方丈锐觉禅师。他老人家久慕您老的大名，特派小僧来请您老到敝寺相会。”“聚贤寺在哪里？”“不远，请跟我来。”秦教授一时好奇心起，就跟着小和尚走出门来，见还有个小和尚正等在门外。两个小和尚把他一搀，只觉得身体轻如羽毛，随着小和尚腾空而起，向北飞来。时间不大，就飞进一座大山。大山里松林苍郁、怪石嶙峋、溪水潺潺，景色清幽宁静。半山腰有一座古老寺院，山门上横着一块斑驳的匾额，上书三个苍劲的金字：聚贤寺。
他们轻轻落在山门前，就见一位宽额隆鼻、须眉皆白的老和尚迎了出来。这就是聚贤寺方丈锐觉禅师。
“阿弥陀佛，秦老施主，请，请。”老禅师双手合十、躬身行礼。秦教授急忙作揖还礼，连说：“打扰，打扰。”进入客房，落座，献茶。
“老衲听说秦老施主研究出‘送马局’，招法怪异、搏杀凌厉，特请您来赐教，让老衲也开开眼界。”老禅师开门见山。
“不敢。‘送马局’只是和一般业余棋手玩的趣味象棋游戏，不敢在大师面前献丑。”秦教授客气的推辞。其实他已经心痒难挠，想和老禅师过过招。
“施主不必客气。”老禅师吩咐小和尚，“把棋盘摆上。”
于是，秦教授用“送马局”和老禅师对弈起来。只二十几个回合，老禅师就输了第一盘。
“承让，承让。”秦教授客气着，心里却不无得意。
“咦？这‘送马局’果然厉害！”老和尚有些琢磨不透，但是还不服气，“再来一盘。”
只二十几个回合，老禅师又输了。又下一盘，又输了。不到半个小时，老禅师连输三盘。
“哈，哈，哈，‘送马局’确实厉害，佩服，佩服。”老禅师推枰而起，罢战认输。秦教授也不想再下，意欲告辞。见老禅师的客厅里摆着一排书橱，即产生了看看老禅师藏书的念头。
“大师藏书真是丰富，我可以看看吗？”
“当然可以，请。”
秦教授走到书橱前浏览起来。有两架书橱里的藏书引起了他的注意。第一架书橱里陈列的全是与党史有关的著作。其中有各种版本的有关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通史和断代史；有主席、**、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著作和传记；还有对党史和领袖人物研究的论文、专著。第二架书橱里陈列的全是与中国农村和农民有关的图书。有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张贤亮、张一弓、高晓声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有研究农民问题的专著，《中国农民问题》、《包产到户沉浮录》、《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警示录》、《饥饿引发的变革》、《**在1961》、《陈永贵沉浮中南海》等都在其中。
这两架书橱的藏书都是秦教授喜欢读的图书，他站在书橱前不忍离去，忍不住地把书橱内陈列的《中国农民问题》（杜虹著）抽出翻看起来。
“秦老施主对中国农民问题也感兴趣吗？”老禅师笑问道。
“是的。”秦教授点点头，“土改以后到文化大革命近30年来，中国农民一直在贫困中挣扎。特别是三年大饥荒，上千万的农民被饿死，其中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而在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来，绝大多数农民过上了小康生活，安居乐业。土，都是同一块土地；人，都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人，前后30年农民的生活竟如天壤之别，农村竟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建国后前30年，主席一直想把农民送入**天堂，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农民却两度被推入了‘地狱’。这是中国农民的最大悲剧，也是主席晚年的最大悲剧。”老禅师喟然长叹，“这悲剧的根源，就是因为主席在晚年走入了理论误区，照搬‘斯大林模式’，自以为是建设社会主义，其实，没弄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知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后30年，邓小平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原因！”
“说的好！说的好！一语中的。”秦教授对老禅师的看法非常感兴趣，就把书放进书橱，洗耳恭听，“请大师说的再具体些。”
老禅师觉得遇到了知音，也来了谈话的兴趣，就和秦教授重新落座品茶，侃侃谈了起来：主席是一代伟人。他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唤起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初期，主席的头脑是清醒的，他集聚党内外的精英制定了《共同纲领》，实行了一整套符合国情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搞了土地改革运动。广大贫苦农民都分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由衷的爱戴、感激**、**，歌唱**是“大救星”。
可惜好景不长，主席由清醒渐渐进入梦境，走入了理论误区，他把“斯大林模式”错误地当作科学社会主义。
主席的伟大理想就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最后实现**，把中国人民——当然包括农民——尽快地领进**天堂。他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呢？主要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消灭了私有制和个体经济，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劳动集体化；第二，消灭了两极分化和剥削，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第三，限制直至消灭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
**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到了**，上述的三个特征更加突出：公有化程度更高，实行全民所有制，连家庭都消灭了，社会成员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消灭了城乡、工农、脑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平均主义达到了绝对程度；彻底消灭了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
他还设想，先在农村建立起“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公社，再由若干个农村公社围绕着城市组成更大的**公社。这样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滚雪球的方法，在全国建成含有许多**因素的社会主义公社，再过渡到**社会。
这些，都远远超越了中国的实际国情，他没有弄清楚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无异于拔苗助长！
主席认为，凡是和他的“社会主义模式”对立的东西，就属于资本主义。比如，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单干、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农民经商、进城打工、雇工、放贷、个人发家致富等都是资本主义。他所一直担心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取消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出现了单干、经商、雇工、市场经济和两极分化等现象。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实现**？他采用方法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群众运动，狠批资本主义，不断强化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纵观建国后前30年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他的“社会主义模式”为指导的。国家——当然包括农村——前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农民的酸甜苦辣，都是以这种错误理论为指导的实践造成的。
前30年，农村为什么搞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什么一再打击“包产到户”？为什么一再打击农民经商和打工，打击所谓的“投机倒把”？为什么不断地限制家庭副业、“割资本主义私有尾巴”？为什么把斗争的矛头总是对准富裕中农？为什么把两极分化视为洪水猛兽，不允许雇工，不允许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为什么不停地搞政治运动狠批资本主义？为什么搞“农业学大寨”？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脱离中国实际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
老禅师喝了一口茶，接着谈论下去：纵观农村变革，可以分成六大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2）：制定《共同纲领》，进行土地改革。
建国前后，主席头脑清醒、谦虚谨慎，他在1949年9月召开全国政协会议，集聚党内外精英，实行民主决策，制定了符合国情的国家根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合作”，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来领导各个阶级。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并存”，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各种合作事业。”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对象，而不是被消灭的对象。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被国家保护的，也不是被消灭的对象。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市场经济，允许雇工自由、经商自由、借贷自由、租赁自由；鼓励农民勤劳致富。根据《共同纲领》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相似。所不同的就是不搞对外开放。因此，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它民主改革，很快的恢复了国民经济。消灭了延续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个体经济土地所有制。农民分得了土地，改善了生活。新中国欣欣向荣。
第二阶段（1953——1956）改造农民，过急过粗的搞合作化运动。
1953年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改造农民、消灭小农个体经济。通过互助组转为初级社，再转为高级社，一步步地剥夺农民。农民土改时分得的土地连同全家人辛勤劳动积累的财富，都被一步步地剥夺去归了集体。农民失去了土地、耕畜和农具，只能靠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生活。农民们开始踏上了通向“贫穷”的崎岖小路。
第三阶段（1957——1958）：高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
1958年，主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来，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统称为“三面红旗”。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实质是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不讲实事求是，不顾客观规律，只靠人的主观意志和干劲，大搞群众运动。“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上并超过英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等口号震天价响；农业大放“高产卫星”，牛皮一个比一个吹得大；工业保“钢铁元帅升帐”，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公社化运动，就是在农村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公社规模大，把几十、几百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大公社；公社公有化程度高，把高级社的土地财产和农民的自留地、林木、家畜甚至房屋都无偿的收归公社所有。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农民参加集体劳动要“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也要“集体化”。河北省徐水县还搞起了“**试验”。许多公社都急急忙忙向**过渡。这样，农民们就被剥夺的一干二净。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也失去了生活和吃饭的自由权。他们事实上已经沦为依附于公社、供公社干部任意驱使、奴役的“农奴”。认为这样的公社离**已经不远了。建立这样的公社，再加上大跃进运动，全国农村刮起了“五风”，国民经济和广大农民遭到了严重损失，农民立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第四阶段（1959——1961）：进行“反右倾运动”，全国出现大饥荒。
主席发现了“五风”问题，于1958年底开始纠“左”，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主席忽然转变态度，整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全国全党掀起了反“右倾”运动，导致“五风”更加肆虐，这对农民犹如雪上加霜。1959年至1961年，全国发生了大饥荒，成千万的农民被饿死，其悲惨境况甚于旧社会。农民被推入了“地狱”。
第五阶段（1962——1965）：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四清”运动。
面对严重的饥荒，主席退居二线，让**等在第一线主政。**等实行了一系列救民的政策，例如，拨给农民自留地、开放农贸自由市场、允许农民有搞家庭副业、搞小开荒等的小自由，支持农民迫切要求的“包产到户”。因此，农民才能度过饥荒，爬出了“地狱”，又能吃上一口饭。
1962年8月，主席又亲临第一线，重弹“阶级斗争”的老调，对**等人横加指责，大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批判“三自一包”和“投机倒把”（农民经商）。1963年5月开始，在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1965年1月，又制定了《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中，把“包产到户”和“投机倒把”（农民经商）作为主要的批判靶子。把农民又推到了“地狱”的入口。
第六阶段（1966——1978）发动文化大革命，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
主席认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向**过渡”的最大阻力。于是，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决心打倒**，摧毁**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臭**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向**过渡”扫除障碍。**等许多人被整死，更多的人被整得死去活来。这期间，大力推行“农业学大寨”运动，把“大寨经验”神化为“圣经宝典”，学不学大寨经验，成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试金石。“大寨经验”主要是：1、狠抓阶级斗争。宣扬“大批促大干”，鼓吹“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结果，导致乱批乱斗，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
2、盲目追求“大”和“公”。宣扬生产规模越大越先进，公有化程度越高越革命。鼓吹“穷过渡”，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再过渡到公社。
3、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定额管理，搞“大概工”、“政治工”。大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
4、狠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统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说什么“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5、限制市场经济，不许农民经商、打工，严厉打击“投机倒把”。
6、大搞水利工程，实行“大兵团作战”，搞“**协作”（实际是刮“共产风”）。
主席幻想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把人民公社恢复到1958年的“一大二公”，加速“向**过渡”。结果，又一次使大批的农民缺粮挨饿、乞讨逃荒。农民再一次被推入了“地狱”。
1976年9月主席逝世，10月逮捕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主席的继承人坚持“两个凡是”（凡是**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他在副总理陈永贵的协助下，依然大搞“普及大寨县”，农民仍然在“地狱”里挣扎着。
第七阶段（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在）：实行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深化农村改革。
农民才从“地狱”里被救了出来，一步步走上小康。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雄才大略、英名盖世的一代伟人，竟然在晚年走入了误区，在探索强国富民的道路中出现了失误，一直到去世也没能回过头来。唉，这是天数呀！孽缘，孽缘，阿弥陀佛！”老禅师满脸的悲戚和无奈，慢慢地端起了茶杯。
“中国党内外人才济济，为什么竟没有办法阻止主席在失误的道路上走下去，眼睁睁的看着农民悲剧的发生？这太可悲了！也太可怕啦！”秦教授的心潮也激荡起来。
老禅师呷了一口茶，缓缓地说道：“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研究主席的权威专家从六个方面分析了原因：1、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导致‘家长制’、‘一言堂’，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一切都是党委一把手说了算。这就造成了党中央主席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2、以人治代替法制。造成‘权就是法’、对权失去监督的现象。于是，党中央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他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3、战争时期实行的‘高度集权制’以及主席在历史中形成的崇高威望，在各级干部和群众思想中形成的思维定势；4、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等级观念’、‘定于一尊’、‘忠君思想’的毒害。因此，使主席产生了‘君临天下’的心态；使高层领导人和广大干部、农民都衷心承认主席的‘君主’地位，都心甘情愿的以主席的‘臣民’自居，要当‘贤相’、‘忠臣’、‘顺民’，都恪守着‘忠君报国’、‘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信条。他们把维护主席的‘权威’当作自己的最神圣的义务。有的人尽管遭到主席的错误批判和处分，也认为是‘不才明主弃’，作违心的检讨，以维护**的威信和权威；5、小农经济和文化落后，使广大农民缺乏民主法制意识，产生了一种习惯势力，就是需要有一个贤明的‘君王’保护他们，赐给他们幸福。而具有崇高威望的主席就是他们心目里的‘明君’、‘大救星’，他们自发的热爱、拥护自己的‘大救星’；6、主席本人默许乃至提倡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康生等一小撮佞臣推波助澜、制造个人迷信、神化主席。
除此之外，我觉得还应该补充这样一条：主席及他的佞臣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乱施淫威，严厉镇压‘冒犯君颜者’，对维护主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推行‘左’的一套理论和实践，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接着，老禅师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事例：1953年到1955年搞合作化运动时期，**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老资格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专家邓子恢，对过急过粗的搞合作化进行了劝谏和抵制，遭到了多次批判，被嘲笑为“小脚女人”，说他是“右倾”，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许多干部、农民因为对合作化有不同的意见被扣上了“右倾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漏划地主富农分子”、“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破坏集体经济”等帽子挨了整。
1957年，许多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热心的帮助党整风，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意见，惹得大怒，开展了“反右派”斗争，55万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十几万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57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第三号人物、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第五号人物、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等，因为反对和纠正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多次受到严厉批评，说他们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逼迫他们不断地做检查。第二号人物、中央副主席、人大委员长**也作了检查。
1958年，批判所谓的“促退派”、“算账派”、“稳妥派”、“观潮派”，把对“三面红旗”持怀疑态度或稍有微词的干部当作“资产阶级白旗”拔掉。对这样的干部和群众进行辩论、批判、斗争。
1959年庐山会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中央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因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就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随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有300多万说了真话、抵制“五风”的党员、干部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批判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矛头直指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副总理陈云、总书记邓小平和邓子恢、彭德怀等。
1963年到1965年开展了“四清”运动。一大批支持“三自一包”的基层干部和搞“三自一包”的农民群众被安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破环集体经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挖社会主义墙脚”、“投机倒把分子”、“漏划地富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漏网右派分子”等罪名，遭到了残酷的打击。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为首的一大批曾经劝谏、批评、抵制过“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扣上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黑帮分子”等等大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斗争和残酷的迫害。以国家主席**为首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以**夫人王光美为代表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被投进了监狱。……
“你看，这阶级斗争的大棒何等的厉害！对一意孤行，谁能阻止得了！”老禅师无奈的摇了摇头，叹息道，“唉！这就是劫数，在劫难逃啊！”
对老禅师独到的见解，秦教授肃然起敬。他接着请教：“那么，对主席该怎样评价呢？”
“就主席的一生来看，他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后半生，领导党和人民抵御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重要的历史功绩和探索的首创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的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老禅师呷了一口茶，“他是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为了强国富民，对社会主义以至**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探索。他的这种精神以及从他的失误总结出来的教训，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我国之所以走改革开放之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应该说与这笔宝贵的财富有很大的关系。任何伟大人物的思想和实践，都要受到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局限，都要受到他的阅历、经验、文化素养、气质性格等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的晚年错误。他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不应该过分的追究他个人的责任。”
老禅师摇摇头，慢慢地端起了茶杯。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实不相瞒，我想写一本反映农村变革和中国农民历经苦辣酸甜的书，正觉得无从下笔。听了大师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秦教授离座，连连拱手。
“不敢当，不敢当，施主过誉了。”老禅师连连摆手，“施主想写这样一本书，真是太好了！后代读了这本书，当会重温历史教训，将更加坚定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衲有两本书相赠，算做老衲对施主写书所尽的绵薄之力。”说罢，从书橱拿出两本书递给秦教授。秦教授一看，一本是《领袖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中国农民问题》，杜虹著，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他喜不自胜，连声道谢。
“这两本书是公开出版的权威著作，施主写作时务必要参考这两本书。”老禅师谆谆叮嘱，“务必！务必！”。
“谢谢大师指点！”秦老师毕恭毕敬，“弟子记住了！”
“老秦，老秦，快醒醒！该去买菜啦！”秦老师浑然惊醒，见自己正躺在自己的床上，老伴正站在身旁呼唤他。可是，他的手里却拿着《领袖传（1949——1976）》和《中国农民问题》这两本书。
刚才在聚贤寺的事到底是梦？还是非梦？他自己也闹不明白。哼！管它是梦不是梦，残年日子无多，要抓紧时间快写。于是，秦教授早起晚睡，坐在电脑前打起字来。经过四年的紧张劳动，终于写出了初稿，他也患了白内障，眼睛近乎失明。
写作过程中，老伴经常叨咕：“你写这些危险题材干嘛？你忘了，有许多写书的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份子’，在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啦？你可别惹麻烦，又被整得妻离子散啊！”
秦教授笑笑，说：“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呀！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我写的是历史，不是恶意诽谤，即使某些观点错误，也是学术问题，不会扯到政治上去，你放心吧！”
秦教授把初稿给女儿看。女儿笑道：“您写的不像小说，倒像是讲课的讲稿。”
秦教授苦笑着说：“我写了一辈子讲稿，没有写过小说呀。唉，爱像讲稿就像讲稿吧，反正把我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的心得写出来，读者能看明白也就行了。”
女儿说：“你写的这种体裁，适合在‘百家讲坛’上讲。如果请易中天老师在文字技巧、篇章结构上加加工，我看可以上‘百家讲坛’。”
秦教授说：“目前，这种题材还没有人敢到‘百家讲坛’上讲，‘百家讲坛’也不敢请人讲。”
女儿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你写的这些东西。”
秦教授说：“我不想找出版社，我想找个文学网站发表。如果网站不发表，就留给外孙看。反正我这是消磨余生，并不是靠稿费生活。”
于是，秦教授就选中了一个文学网站。于是，秦教授的这部小说，更准确的说，这部讲稿，就在网页上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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