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个目光敏锐、思想活跃、见多识广的群体，他们最关心国家大事，极爱对国家的方针政策评头品足，针砭时弊。纵观历史，诸如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等政治斗争，都有知识分子在那里摇唇鼓舌、煽风点火，制造舆论、出谋划策。中国**最初不就是由一群知识分子搞起来的么！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清朝为什么大兴文字狱？熟悉中国历史的主席对于这些，知道得非常清楚。
贯彻落实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消灭存在几千年的私有制，这必然引起社会的震动，这些“儒”们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消灭私有制他们能支持么！他们一定会叽叽喳喳地说三道四，阻挠反对。梁漱溟不是已经跳出来了么！知识分子中何止一个梁漱溟。
主席反复思考之后，下定决心：“必须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1954年10月，主席抓到了机会。
一天，主席的夫人、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收到了两篇文章，都是批判红学家俞平伯的。文章作者李希凡、蓝翎，是两个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人。俞平伯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早年著有《红楼梦辨》，与胡适的名著《红楼梦考证》齐名。1954年3月，《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作者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心得。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
**如获至宝，风风火火地来找主席。
“主席哦，了不得啦！你看看这两篇文章。”**把文章递过去。
“嗯？”主席愣了一下，把文章接过来。
“这两篇文章是山东大学毕业的两个青年人写的，敢向资产阶级权威开火，了不得！了不得！可是，《文艺报》的总编辑冯雪峰不愿意登。”**有些愤愤了，“是他们母校的《学报》登出来的。”
“哦？有这等事？”主席开始重视，展开论文看了起来。**在一旁叨咕：“《文艺报》是冯雪峰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
主席一摆手，说：“你去找邓拓，让《人民日报》社转载。”
**找到邓拓，不料，被邓拓婉言拒绝。邓拓说：“这样学术争论的文章还是《文艺报》或者《光明日报》登载比较合适。”**就拿着主席的令箭打电话给《文艺报》和《光明日报》。然后，如此这般地向主席汇报了一遍。主席大怒，于1954年10月16日，提笔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了一封信，他提笔写道：
“驳俞平伯和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以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的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本来，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平等研讨的方法来进行。但是，主席在这封信里，认为对俞平伯的批评，是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认为不支持或不积极支持这种批评的有关负责人，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主席硬把学术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去。
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会上，对在《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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