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粮食市场还是自由市场。农民上缴了农业税后，粮食就可以自由上市。经营粮食的，除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还有私人粮商，后者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三分之一。遇到灾年，或是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时，这部分粮商便同国家争夺粮源，哄抬粮价，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原料的需求量和城镇人口迅速增加，急剧扩大了商品粮的需求量。小农余粮户有待价惜售心理，国家收购粮食遇到很大困难。1953年是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第一年，粮食的收购和供应就出现了紧张局势。一方面，粮食收购困难，完不成计划；另一方面，城镇粮食供应不足，有脱销现象，私人粮商乘机哄抬粮价，京、津等大城市粮价上涨。据粮食部的报告，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收入粮食547亿斤，支出587亿斤，收支相抵出现40亿斤赤字。各大城市的粮食库存迅速减少。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在这一年又受水灾，预计减产70亿斤，对严峻的粮食供销形势无异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形成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制止，势必极大地妨碍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步骤的实施。
主席立即要中财委拿出具体解决办法。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城楼会议室里，**中央最高领导层正在就一项重大政策问题做出决议。负责财经工作的副总理陈云，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分析研究后，就改变粮食现行的购销办法向主席作汇报，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主席当即表示同意，并要陈云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10月2日晚，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陈云作报告，全面分析了全国粮食的严峻形势，指出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导致物价全面波动，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和投机商人。
陈云说，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陈云说：“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城市就会出现粮食危机，工人、市民就会饿肚皮，国家的经济建设就没法进行；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有可能反对，甚至会出现暴乱。我们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两个中间必须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的家伙。但是，也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陈云提出了八种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供大家选择，他本人选择的一种方法是：在农村实行定量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陈云选择的办法。
主席作会议结论，赞成陈云的报告。他着重地分析了农民和农村的现状。他说：“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
“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后面这一翼，如果没有粮食征购这一项，就不完全。他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
根据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建议，把“定量配给”的提法改为“计划供应”，相应地将“粮食征购”改为“计划收购”。
1953年10月16日，**中央做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简称“粮食统购统销”。粮食统购统销从12月初开始，结合农村正在进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除个别地区）普遍地实行了。随后，又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1954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销。
粮棉油的统购统销政策主要内容是：1、关闭粮棉油市场，不准自由买卖；2、政府规定农民的口粮、种子标准，余粮和棉花、油料一律卖给国家；3、农民和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口粮、棉布、食油实行定量供应；4、购买粮食、粮食制品、棉布、食油都要凭政府发给的“购买粮油证”、粮票、布票，等等。从此，国家把人民的吃饭穿衣管起来了，全国人民都过着吃穿平均的贫苦生活。
统购统销政策的具体实行是这样的：国家先预订一个全国的收购总指标，分配到各省，省再逐级下分，地、县、区（撤区后是乡）、村、农民，这是“国家任务”，必须完成的。农民应该卖的“余粮”数目，采取自报公议再由支书和村长最后确定。这样，农民的脖子最后就被村干部卡起来了。让你卖多少就必须卖多少，如有怨言和抵抗，就被扣上“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总路线”、“不跟**走”等等大帽子。轻的被辩论批判，重的就要进监狱。
统购统销政策使农民失去了多打粮就能吃饱吃好的指望。农民觉得：反正收了粮食也是政府的，即使是丰收年景，上面规定的口粮数也不会高到使农民吃得十分饱。到了荒年则不必太愁，反正没吃的了国家不会看着饿死。这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便一落千丈。
这个政策，按主席的说法，叫做“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
不仅农民，全国有很多体恤农民的干部也反对这项政策。主席于1958年5月17日下午，在**八大二次会议曾说：“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很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这一来很多人因此被指为“反革命”，进了牢房。高级干部如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就被指为“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而被撤了职。
主席把粮食统购统销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他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仅仅看作一项解决当前粮食供求困难的应急措施，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改造个体农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他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又有利于粮食统购工作的进行。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一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
粮食统购统销，促使主席的思想发生了转折。他不再同意邓子恢“稳步前进”的主张，他要“快马加鞭”大办初级社了。当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制定之后，他就指示中央农村工作部立即准备召开全国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搞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并尽快的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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