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4年，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广东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主要表现在军民关系紧张，政府财政信用降低以及罢市，抗税情况增多。
军队巧立名目强取豪夺，在当时已是司空见惯之事。
最典型的，是军队以“护商”的名义欺诈商人。
军人一般在水，陆两路设立各种名目的护商机关，商旅一过必定征收“保护费”。
仅韶关至广州，途中便有20余处这类关卡。
最大的有3处：隶属于广东江防司令部的“护商事务所”，隶属于驻粤滇军第二师的“护商队”，隶属于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护商监理处”。
“此等护运机关，直等海盗之营寨。”
另外，令民众惊恐不已的是军队强行拉夫。
滇军，粤军在广州长堤一带强行拉夫，行人纷纷走避，“各军司令部前环立妇孺涕泣哀求。”
大元帅府令广州市公安局24小时内募兵3000人送往东江战场。
次月初，大本营兵站总监报称数月来在广州市募夫3万余人，已雇募殆尽，要求孙中山批准各军在驻地自行补充兵源，此举使军队随便拉夫的行为越演越烈，以至行人奔避，商贾裹足，30光天化日之下多次发生开枪打死民夫之事。
政府失去财政信用，社会上抗税，罢市之风此起彼伏。
大元帅府财政部宣布推迟两个月偿还一切到期债务。
此后，大元帅府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分别陆续发行没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证的“军用手票”，“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约数百万元。然而，几乎无一完成发行任务，少量流向市面的亦常遭商人抵制。
6月广州米行商人集会，抗议政府在无抵押情况下向米商借军粮。
后来财政当局不得不以米行集中的沿江一带价值约32万元的公地作担保，才向米商借得24万元的军粮。
8月，当大元帅府军政部再次要求米商提供3万担军粮时，米商以6月份的粮款尚未付清为由予以拒绝。
为表示对当局财政政策的不满，许多商人，企业主往往采取消极躲避的方式。
当大元帅府宣布实施"征收广东全省爆竹类印花税暂行章程"时，广州市郊不少烟花爆竹厂或停产或将工厂迁出广州地区。
10月，广州总商会许多会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纷纷避匿。
同月底，香港南洋烟草公司广州办事处为躲避省财厅提出的5万元借款要求，突然关门。
二．
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对于商人，企业主来说，并非初衷。
由此带来的人民失业，物价飞涨，官商对立，社会矛盾激化，是任何有理智的政府不愿看到的。
孙中山也深知这一点。
他曾作过许多努力，试图将社会矛盾缓和下来。
为了解决军队截留税收的问题，反复召集财政会议，迭次下达财政统一令。
然而，各军将领对孙中山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特别是占据富庶地区省佛，南(海)，番(禺)，顺(德)及北江沿岸的滇军和西江流域及江门一带的粤军，其将领虽公开表示按照孙中山的要求，限时交回财权，但时限一到又自食其言，其它各军也步其后尘。
峰虽有三令五申，然占领财权之军人，卒无响应，此种恶例一开，几成军人当然享受之权利。
故司财者虽数易其人，然终乏朮挽救此积重难返之弊"。
1924年8月，广东商团于两月前向国外订购的一批价值约100万元的新式枪械弹药运抵到了广州。
当商团欲凭大元帅府军政部于8月4日颁发的，有效期为3个月的枪械进口许可证向海关领取这批武器时，被粤海关税务司告知，非有大元帅府的命令不得提取。
初时，大元帅府指这批枪械的进口许可证在时间上不合常理（武器在两月前订购，许可证在武器到岸前6天才申领），疑为私运武器，宣布吊销这一进口许可证。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大元帅府秘书处公开承认这批武器确为商团所购，并非私运，只是申领许可证时在时间程序上出错。
既然如此，为何“扣械事件”最终还是走向激化，从而导致“商团事变”发生呢？
研究整个事件的过程可以发现，在解决事件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来自明的，暗的金钱交易贯穿其中，反映出当时社会业已存在的财政、经济危机，并一直影响着事件的解决过程。
在商团事件中，由于廖仲恺主张快刀斩乱麻，平定商团，因而受右派包围，被迫辞去广东省长职，周恩来发表文章大力支持廖仲恺。
商团事件后，周又以伍豪笔名发表文章，称孙中山“重廖远胡”，胡更不快意。
廖仲恺对周恩来也很器重，称他是内不可多得的人才。
当然在周刚到黄埔军校后，与蒋介石在很多事情上也是心有默契，容易达成共识。
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和廖仲恺被刺等事件上，周恩来和蒋介石的观点比较一致，彼此进行了较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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