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满清王朝的最后灭亡，在中国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特殊时期。
封建统治死而不僵，阴魂不散，国民政权建而不立，难行其势。
因此，形形色色的军事巨头各据一隅，把国家变成了若干块肥肉。
最初在袁世凯时代担任其陆军总长的段祺瑞，曾在1916年当选为民国副总统的冯国璋以及那个臭名昭著的复辟狂，“辫子将军”张勋等，都是这路货色。
他们依仗手中的兵权，占领一省或数省，军事上相互对峙，政治上尔虞我诈，动辄火并，生灵涂炭，把全中国老百姓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历史到了20世纪初，辛亥革命已经取得成功多年，在号称“民国”的旗帜下，新一代军阀浮出水面，冯玉祥，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及曹锟，张作霖等名气渐大，并且分成了直系，皖系，奉系三个主要派系集团。
军阀与商团狼狈为奸，受派系利益的驱使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兴风作浪，或兵戎相见，血流成河。
或握手言和，灯红酒绿，把整个华夏笼罩在一片乌烟瘴气之中。
而国民军的主要创立者和领导者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生于直隶青县。
行伍出身，辛亥革命前为北洋军第二十镇管带，并参加了滦州起义。
在袁世凯亲信陆建章的扶植下，冯迅速被提升为旅长，所部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为冯氏起家的资本。
此后，冯参与反袁护国，反对张勋复辟，支持护法战争。
1921年，冯所部扩编为第十一师，冯任师长，兼陕西督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任河南督军。
冯虽依附曹锟却非曹嫡系，故始终受到直系吴佩孚等排挤，被调任陆军巡阅使闲职。
冯勤于练武习文，且治兵有方，颇重视军队教育，或宣扬传统道德，或求诸西方基督精神，但始终缺乏明确的政治理念。
冯玉祥因1924年第二次直隶大战期间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此京政变而名声大噪。
冯，胡，孙在北京政变后组成了国民军并分任国民军一，二，三军军长，冯兼任总司令。
冯玉祥驱逐逊清废帝溥仪出紫禁城，又数电邀请孙中山北上，一时博得了社会的普遍同情。
然而，冯玉祥并不理解孙中山事业的意义，在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同时，又促段祺瑞复出主军，加张绍曾为总理主政，试图把各派政治力量纠合在一起，来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
二．
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迅猛发展，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也因惧怕工农运动而动摇起来。
他们极力支持和纵容拥有军事实力并蓄谋的蒋介石发动政变，建立反动统治。
在中国内,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麻痹,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无力阻止局势的逆转。
蒋介石集团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与周密部署，1927年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实行清党,屠杀人和革命群众。
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峙，并与帝国主义协同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
汪精卫在4月初从法国回上海，随即赴武汉。
他把自己装扮成“左”派领袖，取得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大权。
武汉政府为了打开局面,决定第二次北伐,任唐生智为总指挥。
4月19日在武昌南湖誓师，21日沿京汉路向河南进发。
这时冯玉祥也由陕西向开封进攻。
5月下旬,北伐军三个师在临颍十里头战役中击溃奉军主力。
北伐军与冯部国民军合作，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但武汉政府面临外交孤立，经济困难，军人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
汪清卫6月19日到徐州与蒋介石达成“清党”协议，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
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夭折。
奉系张作霖挥师入关，在追歼直系残余的同时更欲染指京畿。奉张害怕冯玉祥独控北京政权，极力捧段再起。
参与策划了北京政变的段祺瑞此时已无军事势力，只能行靠奉，国两大实力派的支持才能上台。
冯，张均力主对长江各省直系实力派用兵，段则坚决反对，试图保存直系残余为己用，以维持对奉、国两系的政治均势。
冯玉祥在各方的军政压力及既得利益诱使下，改变了自己拥戴段孙合作，建立一个左倾色彩的中央政权的政治初衷，最终和奉系及段祺瑞达成组成执政府的政治交易，段以执政名义集元首和总理于一身。
段祺瑞独自出山总揽大权使冯玉祥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不仅无法向孙中山等左派人士交待，国民军所获实际利益比期望的又少得多，在奉军的强大压力下冯又不敢力争。这种结果是冯玉祥军阀实用主义立场及个人性格所决定的。
冯玉祥的一生中，在很多重大军政事件的处置上都有虎头蛇尾，瞻前顾后，左右摇摆不定的特点。
这在北京政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北上途中所说的：“当初北京发生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像真有革命色彩，后来就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到别种力量的牵制，不像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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