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国民党军界中派系众多，仅中央军里就有“保定系”，“日本士官系”，“黄埔系”三大系统，另外还有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粤军，晋系，桂系等等。
中央军代表国民党军队的嫡系，其余被称之为“杂牌军”而“黄埔系”则为嫡系中的核心与骨干，是国民党在历次战争中，特别是蒋介石实行军事独裁的重要支柱。
由于“保定系”将领受过严格而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有着较高的军事素质，因而特别受到国民政府，军队和各地方集团的重视，不少人成为中央军事机关及各治一方的封疆大员。
如曾任参谋总长和国民党副总裁的陈诚，国防部长白崇禧，先后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和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副参谋总长郭寄峤，郭忏。
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等。
在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剿总”司令以上的将领中，“保定系”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保定系”中还有不少人，成为以后许多军校的领导和骨干。
保定军校在中国近现代军事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的军事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清末到民国期间，保定军校生先后在陆军小学及各地军校任职者甚多。
保定军校的教学方法和教育体制及训练方法也为以后各类军校所模仿。
黄埔军校创办后，其教育体制和训练方法多循保定军校，其教内容也多与之相似。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黄埔军校的各级领导，教官，多为保定军校生。
何应钦长期追随蒋介石，成为蒋家王朝几十年统治的重要支柱。
蒋何虽为留日同学，且又同在陈其美手下共过事，但两人以前并无深交。
何应钦到军校后，工作谨慎，办事认真，思想右倾，且无不良嗜好，无论在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内一找必到。
这些都受到蒋介石的赞赏，并逐渐加以信任，常把一些重要任务托付给何。
何受到如此重视，也知恩必报，带着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等一批军事教官，干得愈加出色，深得蒋介石的欢心。
蒋，何之间的关系，从此也愈来愈密切了。
以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组成两个教导团，何任第一团团长，钱大钧，刘峙，顾祝同为他手下的营长。
他亲自率领黄埔学生军，在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讨平刘，杨叛乱等作战中，屡建战功。
北伐战争中，何应钦先后升任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第一路军总指挥。
1927年7月，桂系首领白崇禧等“逼宫”，要蒋介石下野，与白私交不错的何应钦态度暧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蒋介石无奈，只得通电下野。
当白崇禧在会上要蒋离职时，蒋回顾何，而何一声不吭，蒋伤心异常，拂袖而走。
蒋事后说：“当时只要他何应钦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
这是蒋，何的第一次矛盾。
从此，蒋何间埋下了芥蒂。
二．
“长城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部长黄绍竑等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
表面上看，好似南京政府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实际上却另有含义。
比如何应钦表面上似乎是作军政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代任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的张学良，统领华北各省军队。
何应钦一行于2月28日凌晨抵达北平。
几天后，就传来消息说，热河省主席，酷爱老虎的汤玉麟对日军一枪不放，先是把200多车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运到天津租界，后又于3月4日率部下逃到承德。
手下弃阵地逃跑，张学良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
于是，何应钦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北平军分会的代理委员长。
何应钦当上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后，因长城战事日益紧迫，加强了北平的戒备。除了调部队布置城防外，何应钦还宣布北平城夜间戒严。
当时，日本在北平已设有公使馆。东城区苏州胡同一带，是外侨尤其是日侨活动的地方，他们不守中国驻军的戒严令，经常到处游荡。
一天晚上，日本驻北平公使馆的武官酒井隆喝得醉醺醺的，在苏州胡同一带东游西逛，受到中国哨兵的盘诘。
酒井隆感到很没面子，当场向哨兵扬言：“要找你们最高长官理论。”
第二天，酒井隆带上两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气势汹汹地闯到新华门，声言要到居仁堂面见何应钦，抗议“中国士兵对日本军人的无理”。
中国宪兵按照制度，要求酒井隆单独进去见何应钦，随来的两名日本士兵不得入内。
酒井隆不同意，大闹起来，居然毫不知耻地当众解开裤腰带，对着居仁堂的照壁撒尿，显出一副流氓无赖嘴脸。
何应钦命令北平军警，以后对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要“客气，礼貌”。
他在私下里被人称为“何婆婆”，除了说他办事优柔寡断外，还特别指他涵养好，对敌人有“婆婆心肠”。
然而“婆婆心肠”施于敌人，不能不令人齿寒。
既然是中央派驻华北的最高官员都如此窝囊，前线将士的士气和长城抗战的结果是不难想见的。
果然，悲壮的长城抗战仅坚持了两个多月就全线放弃了。
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
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默认了以长城为“国界”，同时长城以南的华北广大地区划为非军事区，中国不得驻军，而日军却可以随意出入，日本因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暂时停止了军事进攻。
何应钦为避免日方的纠缠，于6月13日回了南京。
但日方如影随形。
终于，经与日方秘密会商，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
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臭名昭着的《何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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