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党为了表示团结各党派抗日，在南京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由国民党，，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建派的领导人组成。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移驻重庆的命令。
武汉沦陷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机关迁到重庆，在重庆半山新村三号设立了中央办事处，对外称联络点。
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前身是1930年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创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称第三党。
1931年11月，邓演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后，其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33年福建事变时，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布解散。
1935年11月，章伯均等人在香港重建该组织，并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抗战爆发后，解放行动委员会先后发表了《八大政治主张》，《我们对抗战建国纲领的意见》、《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等文件，全面阐述坚持抗日民主的政治主张。
解放行动委员会到重庆后，仍然坚持抗日民主的主张，积极开展抗日民主活动，为实现其政治主张不懈地努力。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各中间党派的活动中心也逐步由南京经武汉转移到重庆，响应国民政府共赴国难的号召，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展开了积极有效的抗日活动。
这并不是一栋很大,很好的房子。
房子有点像上海的蹩脚的三楼三底，大门是一个石库门。
奇怪的是，使我们怎么也不能想到的是国民党的特务居然也住在里边,同在一个大门内。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栋房子是老百姓的住房。
当初租借时,还有一部分房子为老百姓住着，有些不愿赶走他们，就一同住着，而特务们却以老百姓的身分千方百计慢慢地挤了进来，代替原来的住户。
联络处的同志也知道了这伙新来房客的背景，可是一时找不到旁的地方，在国民党统治的重庆，哪里找得到没有特务的地方呢?
因此还得决心住下去，直到联络处离开重庆。
这栋房子分三层，第一层，进大门，左手临天井那间小屋是特务们的厨房，厨房里经常有特务守候，窥察所有住在里面的人们外出，和从外边进来的人，并且暗中拍照。
因此那时在重庆的进步人士来办事处时沪一进门总是把帽子压得低低的，头垂得低低的，快步冲过天井到里边去，躲避特务照像的第一个关口。
走过天井，一进门，右手边一个楼梯，楼梯是通特务房间的，特务们上楼走这个楼梯，进来的人万可别走错了。
二．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楼下三间屋子都是联络处的，左边的一间是会客室，这间屋子楼上的那间又是特务的，特务曾经从楼上穿过地板，也就是在会客室的天花板上装了一个窃听器。
右边的那间是联络处饭厅，有几张饭桌,条凳，他们常常就在这间屋子里接待客人，举办谈话会。
当年到重庆叶剑英就同志曾在这间屋子和很多人谈过话。
这间屋子好象离特务的房间远一点，但特务们常常在楼上他们那间屋子的走廊上偷听，这三间屋子的对门，原来还有一排矮屋，也是办事处的。
左边又伸出了一间小楼，，从小楼上可以监视这个院子，这间楼自然也是特务占用的，现在幸好这些屋子已经被火烧了。
办事处用的楼梯是在饭厅的后边,楼上有四间屋子。
饭厅上立的那一间，是王春立的，办公睡觉都在那里。
中间那间屋是黄老住的，这间屋子与特务的屋子，只隔着薄薄一层板壁。
屋外边有一个小凉台。间壁特务住的那间房子的凉台比这个凉台突出三尺光景。
站在这两个凉台上的人可以悄悄谈话，手长一点的还可以握手。
黄老屋子的后面有一间很小的屋，大约是秘书住的。
后边还有一溜长的不成形的屋子，就是大门进来过道的上边。这间屋子曾经住过很多很多同志。
大都是地铺，可以多挤一些人。
叶剑英同志等都在这里住过。
这间屋子有一个窗户正对着特务屋子的窗户，中间相距最多六尺。我只能想象那时这窗户也许就不打开的吧。
第三层楼面积差不多，不过是阁楼，屋顶很低，窗户很小，这三间屋子是机要科。
据说那时在机要科工作的同志，不管天热天冷每个人都是不能独自下楼的，也就更谈不上出大门了。
房子就是这个样子。
屋外密密分布的特务就更多了。
这就是那个时候工作的地点和环境。
但它却真叫人不得不想象，不能不想象。
在这几间屋子子中徘徊，流连，不愿走开，说不清楚的感情，思绪的确太纷乱，爱，感动，尊敬，许多崇高的感情从他的心中升起，可是对敌人卑鄙，龌龊，可恶的手段，一切愤怒的敌忾也交织在一起，如同长江与嘉陵江似的，两股洪流在胸中冲激在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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