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6一朝天子一朝臣
“学会掖县话，就把马刀跨；会说掖县腔，能把师长当。”据说张宗昌出任山东督军后，往往有同乡投奔，一般都会安排个职务，或是小吏或是警察，大多是安置在亲兵组成的护卫营中，此谓跨马刀；而招降土匪，其中的老乡往往授予高官，此谓当师长。所以掖县话成为当时想去张宗昌那里谋职的人竞相学习的地方话，学会掖县话冒充张宗昌的老乡也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结局。
这句流出于世的顺口溜只是张宗昌利用同乡关系编织政治机构的生动写照，不仅是同乡关系，其他的旧部署，同学，同伍，师生，同乡同族，结义盟拜，联姻裙带，亲朋好友等各种能网罗的关系都是当时主政的军阀之间，军阀笼络亲信，下属投靠上面的纽带，利用这些纽带，军阀及其党羽结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结构体系。
但这个体系的根子却在于主政的军阀那里，是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往往新一任军阀一上台，就会清理前任军阀的班底，对于要害部门主政的人都换上自己的亲信。让后从厅长直至县长都会一**的替换，所以各县县长往往是随军阀的更替而更换的。
官僚政客深谙其里，颇也知趣，在自己的主子倒台调任之后，往往是一部分追随主子迁往他处；一部分自动请辞，即便勉强留下来的也是战战兢兢小心的伺候新主子，这部分人往往不是老主子的亲信，或者是些技术性较强不好接任的部门，关键是其部门油水少无关紧要。
有了这样的良好底蕴，陈剑锋在得到护军使任命的通告后，下辖区域的官员交割非常顺利，这些琐事由张维汉王思亮等人看着处理，反正现在的所有官职是临时代理的，这个时代称之为“署”，连总理部长都是署理，更何况小小的县长了。
“沿用旧制”是陈剑锋制定的初始施政方针，所谓的政策并没有根本上的好坏之分，关键在于执行，如果执行不利，好政策被唱歪了经，本来利民的好事却成为祸民的坏事，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失败其随推行的政令固然有不足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根本的原因却在于下面酷吏执行时出了大问题。
对于路明行前提出的“土改”方案，陈剑锋直接予以否定，土改是必须进行的，但什么方案的土改？土改后农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呈现何种样子？到底实行什么样的农村政策和土地政策？这些问题前一发动全局，很麻烦，暂时不能碰。
在没有完全了解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前，在没有拥有自己忠实能干的班底和完全掌握在手精锐的军队之前，在没有完成一个好的完善的策划规划之前，什么也不能乱动。特别是农村这样的火药桶。
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南京政府都没有去做触及农村的大规模变革，都试图绕开了这个棘手的问题，所以直至国民党败退到台湾，都没有将统治真正有效的延伸至乡村。如同国民党政府一样，现在的北洋政府的统治基础也不是在农村，而是在民国的大小城市和交通口岸，这从其驻军的部署就可以看的明白。
大军阀统治的政治基础在城市，同样的经济基础也是在城市，维系中央的北洋政府日常运作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关税和盐税这两大税种，其余的土地税收则掌握在省级及以下的大小军阀手中。
省一级政府除了设置督军和省长之外下辖警察财政实业教育四厅，这些厅长除了对督军省长负责之外，还要直接向对应的中央部委负责，他们的任命原则上是要由中央同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使得即便在军阀连绵混战的乱世，中央的政令得到一定程度的上下通畅，这一现象在教育系统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管主政中央的军阀和不同派系的地方军阀有多大的矛盾，地方上教育拨款几乎都是正常给付。
但是这些厅长毕竟是在督军的手下，很多人都是督军的亲信，所以这种形式上的政令统一非常脆弱，各地督军经常截留应当上缴中央的税款和路款（铁路的营运收入），与关税和盐税一样，铁路的营运收入也是维系中央政府运行的主要财源，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在湖北得以东山再起，又整饬出一支二三十万人的大军，所需费用几乎全部来自京汉铁路的路款。
这是中央政府和大的军阀的收入来源情况，至于省级和其以下的大小军阀的收入除了刮地皮之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厘金”，就是国内贸易的过境税，厘金制度伴随的是“捐”，捐厘制度是无法度可依的税收收取方式，税率多少全由收取方自专，可以说是各个军阀随意为之。
省级军阀因对其下属的掌控程度不同，也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是现在四川实行的防区制和湖南的军区制，防区军区的军阀首脑掌控下辖地区的军政司法和经济大权，俨然就是土皇帝。
另一种则是山东这种军政民政分开但以军政为主的恪守原满清的督抚制度的地区，这种方式下，督军对其下属镇守使和道县的掌控力度较大，下辖部队的所需军费大部也由其调集拨付，军队对地方民政和经济生活的干涉较少，但军阀毕竟是军阀，各处的小军阀也是巧立名目，征收各种税捐。
除了土地税即“赋”丁税（徭役）和其他的税负之外，真正给百姓造成负担沉重的祸首的却是“摊税”，摊税从字面上来说很是简单，分摊的税。督军或者下属大小军阀为了兴建工程或者扩充军备等各种名目需要筹款，就将所需款项按照县乡分配下去，然后或是按人头或是按田亩分摊下去到每家每户。
摊税没定例，征集也没有具体的法度，乡间有实力的官吏豪绅地主商户可以“承包”本地分摊的税额，然后加派一定的“辛苦费”下去收缴，辛苦费定额，如何确定纳税依据，额度，纳税针对的是人或者地都有这些承包人决定。
摊税的征集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征集对普通百姓的祸害可想而知了，但更严重的是摊税不仅没有定例，而且不是常例，何时收，收多少都有督军和下属随时而定，有时短时间就有好几拨。这样让下面的百姓如何活？山东逃难的难民大多不是逃天灾，多是逃这种**。
海防护军使署辖区仅在名义上是山东督军的下属，所以本辖区的军政民政经济司法等一切事宜都有护军使擅专，说白了就是辖区的土皇帝。不仅本辖区的税收除了盐税烟酒税等国税交由中央处理，其他税收捐厘全部由自己处置，而且如果胶济线路权从日本人那里收回，按照其辖区管段长度还要从路款中分成。
不仅如此，作为直属中央的海防师独立旅还要从陆军部那里获得军械军需以及从财政部那里获得军饷。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个很怪异的时期，直皖大战前的三年里作为对手死敌的直军奉军还要从段祺瑞掌握着的中央政府那里获取军需和军饷。应该不是“还要”是“还会”或者是“还能”。
新成立的中央政府无钱，无法足额给付海防师和独立旅的军饷以及军营部分军械军需的添置费用，以及护军使属的开办费，所以韩钟鸣作为陈剑锋的代表，讨价还价将所辖地区前五年内的盐税烟酒税和关税打包定额直接截留作为上述费用，后五年的上述税费作为护军使署以及所辖军队的经费，除了必须要的军械，中央政府不再给付经费。
在经过测算以后，财政部陆军部和相关的国外银行协商，关税盐税烟酒税这些大额税种已经全部抵押给外国银行了，所以涉及到这些税种的事宜，中央政府竟然不能擅专，必须先得到那边的首肯，外国银行掌握的数据甚至比中央政府还要详尽，看到这些地区的这部分收入极少就和中央政府确认答应了陈剑锋的要求。
陈剑锋笑死了，当然是乐得，这可是得了大便宜了…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