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军事上虽然选兵练兵不缀，尤其亲自重视水兵的操练，但由于过早自翦羽翼，过多猜忌，派出去打仗的除了慕容彦超，其他的都不是即位前的高级将领，其意思就是不想高级将领再立功震主。
所以打后蜀就用了几年。其实擒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几个国主都很快的,但此后的叛乱，使他放了很多兵马屯驻。而且由于猜忌，不断杀中低级禁军兵将，又大量屯兵京城。因此统一的步骤非常慢，十六年里，真正用于攻克其他政权政治中心的时间是两年不到。但正因为他的恐惧，他重用文官，同时又控制贪污和骄横行为，并且建立了通判等监管制度，因此文治比此前此后的时代，应该说是好非常多。而且对高级将领，主要采用结亲家和外放的办法，最多是流刑，因此可以说猜忌而不残忍，是其在位十多年的一条主线。由于皇帝经常依靠一派制衡另一派，因此常造成党争和阿附。这一点，自赵匡胤重用擅长人事管理的赵普时就开始。宠信时，什么都可以原谅,不能忍受结党欺主但结党欺主不绝，而且因为正在宠信或倚靠重臣的原因，对告发重臣的人贬斥以至流刑，而不根据当时的事实和理据。猜忌或不需要时，把多年以前的事情或旁支小事拿出来作为罪状打到。大臣们纷纷揣摸皇帝和当权者的心思，总迎合搞一些阴私事或“发”阴私事。因此熙宁变法的失败和北宋灭亡，其祸根早已经埋下。可惜了一个“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皇朝。坐而论道的礼仪一废，士大夫其实已经不可能得到皇帝的真正尊重。士大夫只是被利用，但皇帝也被士大夫利用了。因言治罪但不至于死，保持了皇朝不会有极端虐民的局面出现。在内政上来说，扭转五代武将虐民的局面，以文臣代替（或监督）武将治理地方确实是他的巨大贡献。可以说，这个皇朝的特色为他朝所无，也是民众的实际所受压迫最小的皇朝。但不能高估，本朝因为言论被处死的人应该说是99.999%没有了，但还是一大堆让人不满甚至不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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