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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五十来岁的饱经风霜的男人,一位农场工。托马斯曾经给他动过手术。这人每年一次被送到矿泉来疗养。他邀请托马斯与特丽莎去与他喝一杯。考虑到法令不允许狗进入公共场所,特丽莎便把卡列宁送回汽车。她转来时,那人已在附近一个酒吧找了张桌子,正在说:“我们的生活平平静静的,两年前他们甚至还选我当了集体农庄主席呢。”
“恭喜你。”托马斯说。
“你知道怎么着,人们死活都要往城里搬。头儿们,当然喜欢有人愿意留下。他们不可能开除我们。”
“这是我们向往的。”特丽莎说
“姑娘,你会闷得哭鼻子的。那里没什么可干的,什么也没有。”
特丽莎注视着农场工晒得黑黝黝的脸庞,觉得他非常和善可亲。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有人和善可亲!她眼前浮现出一片乡村生活的幻景:有钟楼的村庄,田野,树林,顺着沟渠奔跑的小兔,以及戴着绿色帽子的猎手。她从未到农村住过,对乡下的想象都是听说来的,或许是从书中读到的,还或许是无意识地从古老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这些幻景在她脑子里栩栩如生,如同家庭影集中老祖母的旧式照片,明白而清晰。
“你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那人指着脖子后面脑神经与脊髓相连的部分:“这儿还是经常痛。”
他仍然坐着,托马斯摸了摸那儿,简单地给这位从前的病人检查了一遍:“我再没权利开处方了。不过,去告诉现在给你看病的医生,就说你跟我谈过了,我建议你用这个药。”他从皮包里的便笺本上撕下一页,用大写字母写了那种药的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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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动身回布拉格。
一路上,特丽莎郁郁沉思着工程师怀里的她那张**照片,努力想安慰自己,即使那张照片确实存在,托马斯也永远不会看见的。它对他们仅有的价值无非是讹诈她的资本。他们把它寄给托马斯的话,这一价值就随之消失了。
但是,如果那些警察不能利用她,他们会决定再干些什么呢?照片只会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可保不住他们也许仅仅为了开个玩笑,把它用个信封寄给托马斯。
托马斯收到这样一张照片又会怎么样?会把她赶走吗?也许不会,很可能不会的。但他们那易垮的爱情大厦必然会摇摇欲坠,因为大厦只有她忠诚的柱子作为唯一支撑,因为爱就象众多帝权:一旦他们建立的信念崩溃了,自己也就随之消亡。
现在,幻景又出现在她眼前:一只沿着沟渠奔跑的兔子,一个戴绿色帽子的猎手,以及乡村教堂的钟楼,高高地升起在树林之上。

她想告诉托马斯,他们应该离开布拉格,离开这些把乌鸦活活埋在地里的孩子,离开这些警察特务,离开这些用伞武装起来的妇女。她想告诉他,他们应该搬到乡下去,那是挽救他们的唯一出路。
她转向他,但托马斯没有反应,两眼直视前面的路。就这样,因为她未能逾越他们之间沉默的屏障,她失去了说话的勇气。她又一次体验了从佩特林山上下来时的感觉,胃在收缩,以为自己要生病了。对她来说,他太强壮,自己太柔弱。他发出那些她不能理解的命令,她努力奉命执行,却不知道为什么。
她想回到佩特林山上去,要求带枪人用眼罩蒙任她的双眼,让她靠在那棵栗树的树干上。她想死。
29
醒来时,她发现自己一个人在家。
她走到外面,开始朝堤岸那边走去,想去看看瓦塔瓦河。她要站在它的岸边,久久地狠狠地看着河水。漫漫水流的壮景将会抚慰她的灵魂,平息她的心境。河水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不停地流淌,纷坛世事就在它的两岸一幕幕演出,演完了,明天就会被人忘却,而只有滔滔江河还在流淌。
她凭栏凝望河水。她是在布拉格的郊外,瓦塔瓦河已流过了市区,把光荣的城堡和那些教堂留在身后;就象一位演完下台的女伶,疲乏不堪,仍在恍惚沉思。它从肮脏的堤岸之间穿过,被墙垣和栅栏所束缚,而墙垣栅栏还约束着众多的工厂和遗弃了的运动场。
她凝望着河水——它显得更凄凉更暗淡——她突然看见河的中部漂着一个异物,红色的,对了——是一条板凳,一张带着铁支架的木板凳,布拉格的公园里多的是。木凳正往瓦特瓦下游流去,后面接着又是一张。一张又一张。特丽莎只能这样猜想,布拉格公园里所有的凳子都流入了这滔滔河水,远远地离开城市。好多好多的凳子,越来越多,象秋日的落时被流水从树林里洗刷出来,零落漂去——红的,黄的,蓝的。
她转过身,朝身后看去,象是要问路上行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布拉格公园里的凳子都漂到河里去了?但每个擦身而过的人都很冷漠,对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流经他们短命之城的河流,毫不关心。
她再一次俯脚河水,心中悲伤如割,她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次告别。
大多数的板凳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几张后来的凳子隐隐浮现:几张黄色的,最后一张,是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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