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窗子外是一个山坡，长满了枝干歪扭痉挛的苹果树。密密树林在山坡之上占据了一大块空间，山岭的曲线一直伸向远方。黄昏降临的时候，皎洁的月亮升入白晃晃的天空。特丽莎向外走去，久久地站在门槛上。一轮玉盘悬在尚未黑下来的夜空，看似人们早上忘记关掉了的一盏灯，一盏灵堂里的长明灯。
沿着山坡生长出来的弯弯苹果树，没有一棵离得了他们的扎根之地，正如无论是托马斯还是特丽莎都离不了他们的村庄。他们已经卖掉了小汽车、电视机、收音机，这样才从一位搬家进城的农民那里买来了一栋小小的房舍和花园。
对于他们来说，乡村生活是他们唯一的逃脱之地。只有在乡村，人员才会出现经常的紧缺，居住设施才会富余宽松。去地里或树林里干活，不会有人来找麻烦看你过去的政治表现，也没有人嫉妒你。
特丽莎庆幸自己终于放弃了城市，甩掉了醺醺醉鬼对她的侵扰，还有在托马斯头发上留下隐名女人的下体气味。警察局不再来纠缠了。同工程师的那段插曲与佩特林山上一幕混为一体，她很难说清那是真实还是梦境。（事实上那工程师是秘密警察雇佣的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借一套房子用来幽会并且不再与同一个女人来往的男人，也并不少见。）
不管怎样，特丽莎高兴地感到她终于达到了目的：她和托马斯单独生活在一起了。是单独？让我说得更准确一些：“单独”生活，意昧着与以前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断关系，把他们的生活一刀两断。然而，他们还是生活在人们的陪伴之下，与这里的乡下人工作在一起，完全感到温暖如家。他们经常互相串串门。
他们那天在有俄国街名的矿泉区，碰到那位地方集体农庄主席。当时特丽莎在自己心中发现了一幅田园生活的图景。这幅图景来自她曾经读过而且至今记得的书本，或者来自她的先辈。这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大家一起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生活常规：星期天的教堂礼拜，男人们得以避开自己婆娘的小酒店，星期六在小酒店厅堂里的乐队演奏以及跳舞的村民。
然而，当局管治下的乡村生活已不再具有往昔的模样了。教堂在附近的村庄里，没有人到那里去；小酒店变成了办公室，男人们找不到地方聚会和喝啤酒；青年人也没有地方跳舞。教堂庆典假日已被禁止，没有人关心非宗教的种种取代性活动。最近的电影院也在十五英里外的小镇上。这样，一天吵吵嚷嚷嘻嘻哈哈地劳累下来，他们只能把自己关在四壁之内，被散发出袭人寒气般怪昧的现代家具所环绕，呆呆地看一阵闪来闪去的电视。他们除了晚饭前顺路到某个邻居家扯一两句闲话以外，从不到别人家去做客。他们都梦想着搬进城去。这样的农村生活对他们来说，哪怕微乎其微的一点趣味也没有。
没有人愿意在这里定居，也许正是这一事实使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的控制。一个农民，不再拥有自己的土地，仅仅只是个耕地的劳动力，便无须再对什么家乡成工作尽心尽力。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没有什么值得害怕。这种冷漠的结果，是农村保存了更多的自由和自治。集体农庄主席不是从外面派来的（象城里所有高层的经理那样），是村民们从他们自己当中推选出来的。
人人都想离开，于是特丽莎和托马斯就成了一种例外的情况：是自觉自愿来的。村民们都想争得机会，以便去镇上东游西荡混上一个白天，特丽莎和托马斯却情愿呆在乡下，这样的话，不用多久，他们对村民们的了解，比村民们的互相了解还要多。
集体农庄主席成了他们真正的至交好友。他有一个老婆、四个孩于，一头喂得象狗一样的猪。猪的名字叫摩菲斯特，它是这个村庄的骄傲和主要兴趣焦点。它可以回答主人的召唤，总是很干净，有粉红色的皮肉，踏着四蹄大摇大摆，很象一个大腿粗壮的妇人踩在高跟鞋上。
卡列宁第一次看到摩菲斯特，十分惶惶不安，围着它嗅了好久。但他很快就与对方交上了朋友，友好之至，甚至爱它胜过爱村子里的狗类。确实，他对狗类除了蔑视外别无任何好感。这些狗总是被套在他们的狗舍里，老是傻头傻脑并且毫无目的地叫嚷不休。我平心而论，卡列宁极为欣赏自己与猪的友谊，正确地估计了自己同类的价值。
主席很高兴帮助他以前的外科医生，尽管他同样处在发愁的时候，办不了更多的事。托马斯当上了小卡车司机，把农庄工人送到地里去，还拉点设备什么的。
集体农庄有四个大大的奶牛棚，还有一棚小母中，共四十头。特丽莎负责照管这些牛，每日两次把它们送到草场去。一些较近又较为容易进入的草场，都要被割得光秃秃的了，她只好超着中群到山地里去放牧，渐渐地越找越远，越跑越宽，一年下来，就把四周远远近近的牧场都跑了个遍。如同在她小镇的青春岁月里那样，她总是带着一本书，白日来到牧场上，便开始把它打开，读起来。
卡列宁总是陪着她，见到小奶牛活泼得过分，或者试图摆脱人的控制，它就学会了猪搞叫，显然把这一切于得有滋有昧。他毫无疑义是他们三个中间最快活的一个。他前所未有地取得了时钟掌管者的地位，以至如此受到尊敬。乡村生活中无即兴可言，特丽莎和托马斯的衣食起居都越来越按部就班，接近他的时间表。
一天午饭后（这个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小时的闲暇），他们带上卡列宁到屋后的小山坡上散步。“我不喜欢他跑起来的样子。”特丽莎说。
卡列宁的一条后腿有点跛。托马斯弯腰细心查看了一番，发现在跗关节附近有一处小小的伤口。
第二天，他把卡列宁置于卡车驾驶座前，顺路带他去相邻的一个村庄，找一位本地的兽医。一个星期后，他又去看了一次兽医，回家时来了一个消息：卡列宁得了癌症。
托马斯花了三天时间，加上兽医的帮忙，给他动了手术。托马斯带他国家时，他还没有完全解除麻醉。他睁着眼，呜咽着，躺在他们床边的小毯子上，剃得光光的一只大腿上，切口和缝合的六针令人心痛地明显可见。
最后，他试图站起来。他失败了。
特丽莎一阵恐慌，担心他再也不能走路。
“不要着急，”托马斯说，“他还在麻醉之中。”
她试着把他抱起来，但被他咬了一口。这是他第—次咬她。
“他认不出你，”托马斯说，“他不知道你是淮。”
他们把他抱到床上，没过多久，他和他们一样睡着了。
凌晨三点钟，他突然把他们弄醒，播着尾巴爬到他们身上，一个劲地贴上来蹭着，怎么也不满足。
这也是他第一次把他们弄起来！往常他总是等着他们中间的一个醒来，然后才敢于往他们身上跳的。
现在还是深夜，他却无法控制自己地突然来了。谁能说出他在康复的路途上走了多远？谁知道他正在同什么幽灵搏斗？他正在家里，同他亲爱的朋友在一起，他似乎正强迫他们来分享一种极度的欢欣，一种回归和再生的欢欣。
２
《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人，是为了让人去统治鱼、禽和其他一切上帝的造物。当然，《创世纪》是人写的，不是马写的。上帝是否真的赐人以统辖万物的威权，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上，倒有点象这么回事，是人发明了上帝，神化了人侵夺来的威权，用来统治牛和马。是的，即使在血流成河的战争中，宰杀一匹鹿和一头牛的权利也是全人类都能赞同的。
我们受赐于这种权利的原因，是我们站在等级的最高一层。但是如果让第三者进入这场竞争——比方说，一个来自外星的访问者，假如上帝对这个什么说：“子为众星万物之主宰”——此刻，《创世纪》的赐予就成为了问题。也许，一个被火星人驾驭着拉套引车的人，一个被银河系居民炙烤在铁架上的人，将会回忆起他曾经切入餐盘的小牛肉片，并且对牛（太迟了！）有所内疚和忏悔。
特丽莎伴着牛群行走，赶着它们，为职责所迫而对它们给以约束，因为小牛们活蹦乱跳，爱往地里跑。卡列宁总是陪着她，天天如此随她去草场已有两年了。他总是乐于对牛群的严厉，冲着它们吼叫，维护自己的权威（他的上帝给了他统治牛类的威权，他为此而骄傲）。然而今天，他实在困难重重，—靠三条腿一跛一跛，第四条腿上还带着正在化脓的伤口。特丽莎总是弯下腰去抚摸他的背脊。很清楚，动手术两个星期之后，癌症还在继续扩散，卡列宁将每况愈下。
路上，他们碰到一位邻居，那女人脚踏套鞋急着去中棚，却停了够长的时间来问：“这狗怎么啦？看起来一跛一拐的。”“他得了癌症，”特丽莎说，“没希望了。”她喉头梗塞，说不下去。那女人注意到了特丽莎的泪水，差点冒起火来：“天呐，不要跟我说了，你要为一条狗嚎掉一条命呵！”她并无恶意，是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想安慰特丽莎。特丽莎懂得的。在乡村这一段时光里，她已经意识到，如果乡亲们象她爱卡列宁一样也爱着每一只兔子，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屠杀任何禽兽，他们和他们的禽兽就都要饿死。但是，眼下这位妇人的话还是使她一震，觉得不够友好。“我懂的。”她顺从地回答，很快转过身子径自走了。她对狗所承担的爱，使她感到隔绝和凄凉。她掺然地笑笑，对自己说，她需要把这种爱藏得更深些不至于招人耳目。人们想到某人爱着一条狗的话，必然会纷纷义愤。但如果哪个邻居发现特丽莎对托马斯不忠，却会在她背上开玩笑地拍上一掌，作为暗中团结一致的信号。
象平常一样，特丽莎在山路上继续走着，看着她的牛互相挤擦，想到这是些多么好的小牲口。安详、诚实，有时候孩童般地活泼，看上去都象些故作稚态的老人。没有什么比牛的嬉戏更使人动心了。特丽莎在它们的一些滑稽动作中得到乐趣，不禁想到（两年的乡村生活中，这个观念一直在不断地向她闪回），一个人简直是牛身上的寄生虫，如同绦虫寄生在人身上：我们吸血鬼一样**着牛乳。非人类的生物可能在他们的动物学书本里是这样来界定人的：“人，牛的寄生物。”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界定当作一个玩笑，用一种自觉优越的哈哈笑声把它打发。但是特丽莎是认真对待它的，因此发现自己处于某种不安全的地位：这种观点很危险，正在使她与人类的其他人拉开距离。尽管《创世纪》说上帝给予了人对所有动物的统治权，我们还是可以解释，这意昧着上帝仅仅是把它们交付给人来照看。人不是这颗星球上的主人，仅仅是主人的管理者，于是最终应该对管理负责。笛卡儿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认为人是“mat—treetproprietairedelanature（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毫无疑义，他的这一步与他直截了当地否认动物有灵魂，有着深深的联系。笛卡儿说，人是主人，人是所有者，因此野物仅仅是一种自动机，一种能活动的机器。一个动物感觉伤心，这不是伤心，只是一种不中用了的装置发出刺耳噪声。一辆马车的轮子咬咬嘎嘎作响，并不是什么痛，只是需要加油而己。所以，我们毫无理由为一条狗在实验室被活活剖开而悲伤。
牛群开始吃草了，特丽莎坐在一个树桩上，身边的卡列宁把脑袋搁在她的膝头上。她回忆起约摸十年前在报上读过的一条补白新闻，仅仅两行宇，谈的是在俄国某个确切的城市，所有的狗怎样被统统射杀。这是一篇不显眼而且看来没什么意义的小文章，但正是它，使她深深感到了对祖国那个超级邻居的绝对恐怖。
这篇文章是后来一切事情的预兆。入侵后开始的几年，恐怖统治还不怎么典型。整个民族没有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上赞同占领当局，占领者们不得不搜寻出少许例外，把他们推上台。但是他们能到哪里去找呢？对当局的忠诚和对超级邻居的热爱都死了。他们只能找那些为了什么事来报复生活的人，找那些脑子里总想报仇泄愤的人。然后，他们不得不注重、培养和保持这些人的侵略挑衅素质，给他们一些临时的代用品进行实践。他们看中的代用品就是动物。
很快，报纸开始推出特写专栏，组织读者来信运动，比方说，要求在市区范围内消灭鸽子。鸽子眼看着将遭到灭绝。但最主要的运动矛头是指向狗。人们仍然在占领的大祸中惶恐不宁，电台、电视台以及报纸却大谈特谈其狗：它们怎样弄脏了我们的街道，怎样乱喊乱叫，怎样危及我们孩子们的身体健康，百弊无利，百害无益，而且还得绘它们东西吃。他们煽起的热潮如此丧心病狂，以至特丽莎一直害伯哪位疯狂的暴徒会来伤害卡列宁。仅仅一年以后，积累起来的怨很（怨恨一直在发泄，落到动物头上只是作为一种训练），找到了它的真正目标：人。人们开始从工作岗位上被赶走，被逮捕，被投入审判。动物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
卡列宁把头静静地搁在特丽莎的膝头上，她不停地抚摸着它，另一些想法又在脑子中闪现：对自己的同类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绩。她不得不公平大方地对待其他村民，是因为不这样做她就不可能生活在那里。即使是对托马斯，她的爱举也是出于责任，因为她需要他。我们从来不能确定地指出，我病人际关系中的哪一部分是我们感情的结果——出自爱慕、厌恶、仁慈，或者怨恨——还有哪一部分是被各自生活中某种永恒的力量所预先决定。
真正的人类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无权力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其基本的测试（它藏得深深的不易看见），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如动物。在这一方面，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溃裂是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至其他一切裂纹都根源于此。
有一头牛对特丽莎表示友好。小牛停下来，用棕色的大眼睛盯着她。特丽莎认出了这头中，一直叫它玛克塔。她总是乐于给所有的牛取名字，不过牛太多了，她做不到。不久以前，大约是四十年以前，村庄里所有的牛都是有名字的（如果有一个名字就意昧着有一颗灵魂的话，我可以说，这些中都有一颗憎恶笛卡儿的灵魂）。但是后来，各个村庄都变成了大集中的工厂。牛只能在牛栏里五码见方的一块小地方毕其终身。从那以后，它们就没有名字了，成为了machinaeanimate（能活动的机器）。世界证明了笛卡儿是正确的。
特丽莎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见她坐在树枝上，抚摸着卡列宁的头，反复思索着人类的滨裂。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尼采跑上前去，当着车夫的面，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
这件事发生在1889年，当时尼采也正在使自己离开人的世界。换一句话说，他的精神病就是在那时爆发了。但是正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他这一动作的广阔内涵是：尼采正努力替笛卡儿向这匹马道歉。他的精神失常（这是他最终与人类的快别）就是在他抱着马头放声痛哭的一瞬间开始的。
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尼采，正如我所热爱的特丽莎——一条垂危病狗把头正搁在她的膝盖上。我看见他们肩并着肩，一齐离开了大道向下走去。那条大道上正前进着人类，“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
３
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对自己的后裔目不转睛，惊讶不已。两个面包圈当然绝对安详，只有蜜蜂摇摇晃晃转着圈，好象中了毒，过了一会儿，它升起来，飞走了。
这事发生在特丽莎的梦里。等托马斯醒来，她告诉了他。两人都从这个梦里找到了确切的安慰。这个梦把卡列宁的疾病变成了孕生，生产的一幕和生下来的东西又可笑又动人：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
她再次被一些不合理辑的希望所纠缠。她下了床，穿上衣。随着外出买牛奶，面包、面包圈等等，这里的一天又开始了。她叫上卡列宁，发现对方除了抬头以外没有其他反应。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参加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常规仪式。
她撇下他独自去了。“卡列宁呢？”柜台里的女人已经象平常那样，准备好了卡列宁的面包圈。特丽莎将其放入袋子带回家，取出来递给仍然躺在门道里的他，希望他能过来取定。但他只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托马斯看出特丽莎心里多么沉重。他用自己的嘴叼住面包圈，面对着卡列宁四肢落地，慢慢地爬过去，
卡列宁的眼睛随着他转，似乎透出了一丝兴趣的微光，但仍然没有振作起来。托马斯把脸凑到他的鼻子跟前，他身子还是没有动，但张嘴咬住了面包圈的那一端，想把它从托马斯口里拖出去。托马斯这才松了自己的这一端，好让卡列宁能够完全吃掉它。
还是四肢落地，还是弓若背脊，托马斯退了一点点，开始狺狺叫，让对方以为自己要争夺面包圈奋力一战了。一会儿，狗也狺狺叫唤作出反应！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卡列宁还爱玩耍！卡列宁还没有失去生存的愿望！
这些狺狺叫声是卡列宁的微笑，他们希望它能够继续下去，尽可能长久。于是托马斯爬回他那里，咬着卡列宁嘴里露出来的面包圈另一端。他们的脸如此贴近，托马斯可以嗅到狗的呼吸气流，可以感到卡列宁鼻上的长毛拂得自己痒痒的。狗又叫出一声，嘴巴**着；现在他们各自咬住了半个面包圈。卡列宁犯了一个老的策略错误：丢下了他的那半个，希望捕获主人口中的那半个，总是忘记了托马斯有一双手，并不是一条狗。托马斯没有吐出自己口里的半个，顺手又捡起了地上的另一半。
“托马斯！”特丽莎叫起来，“你要拿走他的面包圈吗？”
托马斯把两个半块都放在卡列宁面前的地上，对方很快吞下了一个半块，叼着另一半得意洋洋了好一阵，炫耀他的双双获胜。
他们站在那里看着他，又一次觉得他是在微笑，他的微笑能持续多久，生活的主题就能持续多久，就能抗拒死神的判决。
第二天，情况确实显得有了改善。他们吃了午饭，又到了带他出去作常规散步的时间。按照习惯，他要开始跑步了，在他们之间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从不停歇。然而在这一天，特丽莎取来皮带和项圈，只被他兴趣索然地看了看。他们努力放出兴高采烈的眼光（为他高兴和为了使他高兴），给他鼓劲，让他振作一点。长久的等待之后，他仍然使他们遗憾，靠着三条腿踉跄了一下，任她套上项圈。
“特丽莎，我知道你讨厌照相机，”托马斯说，“但今天带上吧，你说呢？”
特丽莎打开了橱柜，翻找那台抛弃了多年也遗忘了多年的照相机。“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这些照片高兴的，”托马斯继续说，“卡列宁曾经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曾经？什么意思？”特丽莎好象被蛇咬了一口。照相机就搁在她面前的橱柜里，伸手可得，但她不愿意弯腰取出来，“我不愿意带上它。我不去想什么失去卡列宁。你呢，提起他的时候却用过去时态！”
“对不起。”托马斯说。
“没有什么，”特丽莎温和些了，“我发现我每次想他都是用过去时态，我总是把它们从脑子里赶出去。我不愿意带照相机，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在沉寂中走着，沉寂是他们不用过去时态来思索卡列宁的唯一方式。他们不让他跑远了，久久地与他呆在一起，等待他的微笑。他没有笑，只是伴随他们走着，用他的三条腿一跛一跛。
“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特丽莎说，“他并不想散步，只是为了让我们快乐。”
她的话中透出一种悲哀，她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快乐的。他们不是没有悲哀而快乐，恰好是因为悲哀而快乐。他们拉紧了手，眼睛中都闪动着一幅共同的景象：一条跛脚的狗代表了他们生命中的十年。
又走了一会儿。使他们极为沮丧的是，卡列宁停住了，往回走去。他们也只得转身。
大概就是在那一天或是第二天，特丽莎走进屋时正碰上托马斯在读一封信。听到门开了，他把信**另外一沓纸当中。但她还是看见了这一动做，出门的当儿还注意到对方把那封信塞到了衣袋里。不过他忘记了信封。特丽莎看见他离家出门，立即把信封找来细细研究了一番。信封上地址的字迹眼生得很，但非常工整，她猜测这是出自女人之手。
他回家来，她淡淡地问来了什么信没有。
“没有。”托马斯的话给特丽莎注入了一种绝望，比绝望更糟糕，因为她对此已经渐渐不习惯了。不，她不相信他在村子里有个秘密情人，要是那样就完了，但绝不可能。她清楚他在每分钟工余时间里做的一切。他一定是与布拉格的某个女人藕断丝连，那个女人与他来说意义如此重大，以至她不再在他头发上留下下体气昧以后，他居然还想着她。特丽莎不相信托马斯会为了那个女人而离开自己，但是他们两年乡村生活的幸福，看来被几句谎言玷污了。一个旧的念头向她闪回来：她的归宿是卡列宁，不是托马斯。他走了之后谁来给他们的岁月之钟上发条呢？
思想推向未来，一个没有卡列宁的未来，特丽莎有一种被抛弃之感。
卡列宁正躺在角落里呜呜哀鸣。特丽莎走入花园，目光落在两裸苹果树之间的一块草地上，想象在那里埋葬卡列宁。她把鞋跟扎入泥土，在草丛里划出一个长方形。这里将是他的墓**。
“你在干什么？”托马斯很惊奇，象几个小时前她看见他读信时的惊奇一样。
她没有答话。托马斯注意到她的手好几个月以来第一次颤抖了，他紧紧抓住它们。但她把手挣脱出去。
“这是卡列宁的墓？”
她没有回答。
她的沉默激怒了他，终于使他爆发：“你先是责怪我，说我想他的时候用什么过去时态，而接下来你干了些什么？你到这里来安排后事！”
她转身用背冲着他。
托马斯退回自己的房间，狠狠地关上门。
特丽莎走过去，推开门：“别成天想着你自己，至少也得为他考虑考虑吧，”她说，“你把他闹醒了，他现存又开始呜咽了。”
她知道自己是不公正的（刚才狗并没有睡着），知道自己的所为就象最粗俗的泼妇，一心要刺病人并知道痛得如何。
托马斯蹑手蹑脚走进卡列宁躺着的房间，但她不愿让他单独与狗呆在一起。他们一人一边，双双把头向卡列宁凑过去。这一动作中没有什么和解的暗示，恰恰相反，他们各自都是单独的。特丽莎与她的狗共处，托马斯则同他的狗共处。
他们被分隔了，各自形影相吊。说来也惨，他们就—直这样呆着，度过了卡列宁最后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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