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7年至1909年期间，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遥控了国内六次起义，均以惨败而告终。一败再败，而至六败，不少革命同志意志消沉，意丧气沮。
由于许多款项用处不明，章太炎等人就四处宣称孙中山贪污公费，在同盟会内部掀起“倒孙”活动，并表示要恢复昔日的“光复会”，不再承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
内哄外忧，同盟会的活动陷入低潮。
目睹如此情势，铁血青年汪精卫，准备冒死一搏，以身为殉，到北京去刺杀清朝大酋。
至于他去北京的目的，在致孙中山的书信中表露无遗：
“无如革命党之行事，不能以运动为已足。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有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民）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故运动与直接激烈之行动，相循而行，废一不可……（我此行目的），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
对于如此类近自杀的冒险行动，青年汪精卫却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根基，即“炊饭”理论。这种思想，他以“守约”为笔名，曾在《民报》第26号上表露过：
“不畏死之勇，德之烈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熟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煨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水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
所以，革命党人，要勇于担当，甘愿为“釜”为“薪”，合为“炊饭”。一伺“饭”熟，即可喂饱“啼饥待哺”的四亿民众。
得知汪精卫要亲入北京行刺满酋，好友胡汉民苦劝。
汪精卫慷慨作书，解释自己以逞一烈的原因，信中他仍以“炊饭”为喻：
“欲牺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恒’，一曰‘烈’。恒乎烈乎？斯二者欲较其难易，权其轻重，非可一言尽也。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饭受煎熬，久而不渝。此恒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担负重任，集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者也。”
“薪之为用，炬火熊熊，顷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饭以是熟。以烈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种者也。……”
他表示，自己日后“虽流血于革命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如此豪迈悲壮之举，古今罕见，恰似当年荆柯刺暴秦。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乃那个时代慷慨悲歌的先行者们的大浪漫真旨所在。
于是，偕同红颜（胖红颜）知己陈璧君，汪精卫与喻培伦、黄复生等七人组成暗杀团，日夜在日本、香港等地秘密筹划，训练不辍，准备暗杀清朝高官。
与日后相反，当年汪精卫诸人，冒死归国，献身就死，一心只想救国爱国。
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人无限叹息。
最早，汪精卫诸人想对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下手。在听到大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的消息后，几个人就改道去武汉，于汉口火车站一带踩点摸路，准备行刺。不料，端方走了水路，刺杀计划未成。虽如此，汪精卫等人秘密携至的炸药不少留在了武汉的孙武处，日后武昌起义，正好供义军使用。
反复磋商后，汪精卫觉得，还是在北京的满人权贵多，于是决定潜入京城，伺机动手。
如此非常之谋，陈璧君本人不仅步步参与，其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个是义薄云天。
汪、陈二人先分路，后在东北的大连聚合，然后化装成夫妻，最终一起抵达北京。
此前，喻培伦、黄复生已经先行归国。他们在北京顺治门外租了间房子，佯装开照相馆，制弹弄枪，等待汪精卫的到来。
有意思的是，这间本来用作暗杀行动掩护幌子用的“守真照相馆”，生意特别兴隆，天天挤满了人前来照相，银两还真赚了不少。
汪精卫到北京，最早想刺杀庆亲王奕劻。但这位王爷特别多疑。受惊兔子一样，警觉异常。他府邸的保卫也属于特级，根本下不了手。
接着，听说前往欧洲代表清廷祝贺英王加冕的两个宗室贝勒载洵、载涛二人要回京，汪精卫就想率人在前门车站用炸弹把二人炸死。岂料，当天火车晚点，接迎的官员又多，满站台都是红顶子，根本辨认不出谁是贝勒谁是普通官员。
当时的炸弹，不像今天这样威力大到能炸死几百人。同时，汪精卫等人也怕误杀无辜百姓，就只得中止计划。
选来选去，汪精卫遂下决心，要弄就弄最大个的，最终把目标锁定在摄政王载沣身上。
但是，这位“皇爹”身边，护驾卫兵更是不少，一铁壶的炸药量，肯定炸不死他。
思来想去，几个人就专门向铁匠铺订制一个大铁桶，号码巨大，可容近五十磅炸药。
行动目标选定后，黄复生负责踩点探路。几天下来，他发现，载沣上朝，每日必经鼓楼大街。寻摸几日，几个人正好在鼓楼附近发现有截矮墙。
于是，汪精卫就决定择日蹲伏于墙后，待载沣经过时，忽然出现，投出炸药，力争把他当时炸死。
不料，“吉人”天相，清政府忽然派人在鼓楼大街翻新马路，摄政王载沣一行不再走那条路线上朝。
路线一改，几个人只得作罢。
再探了几日，侦知载沣上朝还必须通由烟袋斜街，汪精卫等人就想在那里下手。
烟袋斜街街道很窄，想搞暗杀，没地方躲藏，他们只能想办法在当地租房。当时烟袋斜街无房可租。此计又不通。
又寻摸了数天，找来选去，惟剩一处地点可以下手——什刹海旁边的甘水桥。
当时，甘水桥三门环水，居家稀少，水畔有数棵大木矗立，几可掩人。
几个人在附近的清虚道观租了一所房子，加紧准备，想在甘水桥下埋放炸弹，等待载沣一行经过时，及时引爆，把他这个清朝大酋送“上天”。
行此惊天大事之际，胖姑娘陈璧君不再忸怩，表示说要把自己的女儿身献给汪精卫。
汪精卫慨然不受。但他明明白白地对陈璧君表示：一旦事成后二人侥幸不死，他一定会娶陈璧君为妻。
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三个人，赶着一辆骡车，连夜把炸弹运往甘水桥下。
他们正要挖坑，突然一只发情的野狗乱叫，立时周遭吠声一片，三人匆忙离去。
第二天深夜，三人复来，费了很大劲，才刨出一个土坑。挖扒停当，他们把大炸药罐子埋入桥下。岂料，他们铺设电线时，因先前算计不精，发现铜线太短，不能引出。无奈之余，他们只得悻悻而返，准备转天继续工作。
第三天夜间，一切工具、铜线、钳镊准备周全，黄复生、喻培伦先至，二人低头猛干。
唏唏嗦嗦间，深更半夜的，忽然有个人影闪出，出现在桥头，东张西望，小脑袋还直往桥下探头。
黄复生见此人行踪诡谲，心内发慌，忙把喻培伦唤至近前，让他先返回，通知汪精卫不要前来。
喻培伦走后，黄复生本人从桥孔另一端潜上，藏在大树后，伺察来人。
眼看那个人，手拎灯笼，桥上桥下一通转悠，未几匆匆离去。
见此情形，黄复生着急。他即刻下桥，扯起已经放开的铜线，准备携物撤离。但坑里的大铁罐太重，他一个人根本无法再从坑内移出。
半个时辰以后，脚步杂沓，出现了三个人，提一盏灯笼，跑至桥下。
在黑暗中，黄复生模糊看见，三个人中，除刚才的拎灯笼的人以外，隐约还可看见一个巡警和一个宪兵。
至此，这次行刺计划又遭失败。
其实，先前提灯笼而来的人，不是秘探，也不是政府巡更人，而是个新近戴了绿帽的车夫。三天前他老婆跟野汉子跑了，这车夫心如油煎，夜不能寐，提灯乱找。“奸夫淫妇”没找到，却在甘水桥下发现了革命党人的惊天大秘密。
清政府“有关部门”不敢怠慢，他们很快就把桥下大铁罐子挖出。
摆弄半天，师爷、衙役们谁也弄不清这东西是什么。
最后，他们找来美国、日本使馆的人过来看，才赫然发现这是一颗大炸弹。
日本“专家”猪脸抖动，仁丹胡猛翘，比划着说：“这个，威力大大的！爆炸，两三里地的东西，全死啦死啦的！”
清朝官员一听，全明白了，敢情这是要炸死我们摄政王爷啊。
由于主制炸弹的喻培伦专门学过化学，制造工艺很精，美国使馆的人察看后，认为这炸弹是“原装进口”。
日本人却对大铁罐子的粗陋表示怀疑，双方争辩不休。
清朝衙役见多识广，忙热情送走两位高矮各异的东西洋人。然后，这些人仔细合计了好久，就忙派人在北京的铁匠铺巡察侦问——那大铁罐子的制作工艺，显然出于北京城内的铁匠。
清政府私下忙得欢，市面却很平静。
这一来，汪精卫等人就麻痹了，没有及时撤离北京。几个人仍旧呆在照相馆，商议下一步新的暗杀计划。
当然，风声也传出一些。市井小民们纷纷传说，谁谁要炸死谁谁——有说有人要炸死摄政王，有说摄政王要弄死庆王，也有说贝子溥伦想把摄政王炸死，他自己取代溥仪当皇帝，还有说乱党已被捕获就地正法云云，但听上去皆似谣言，不一而足。
从武汉到北京，汪精卫等人所带的一批炸药基本用光。几个人商量后，只能再行分工，分别前往日本、南洋找钱找炸药。
在北京，只留下汪精卫和黄复生二人留守。
他们有所不知的是，清廷衙役已经发现了铁罐的制造者——骡马市大街永铁工厂。
看见一大群衙役如狼似虎而来，那里的铁匠铺东家挺冤：我们是应“守真照相馆”的伙计送来的样式锻制的，谁知道这大铁罐子做啥用？
又不是锻刀打剑做武器，铁匠铺确实没责任。
顺藤好摸瓜。知道了订制铁罐子的买主是谁，一切就好办了。
衙役们不闲着，翻蹄亮掌，提枪抡棒，很快就一举端掉了“**照相馆”，逮捕了汪精卫和黄复生。
依据《大清律》，这二人必死无疑！
刺杀摄政王，如此惊天大案，当然不能为一般官员主审。清廷委派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主管此事，亲自审问。
善耆，乃清朝开国王爷豪格的直嫡子孙。豪格嘛，乃清太宗皇太极长子。
庭讯之时，汪精卫、黄复生二人，争先恐后，各自强言自己是主谋，都把对方说成是从犯。
如此情形，时所罕见。
特别是汪精卫，玉树临风，铁骨铮铮，言语气度，卓尔不群，超出凡俗，使得主审官肃亲王善耆大加嗟讶。
后来，当汪精卫说出他自己正是《民报》的主笔时，使得肃亲王立刻大张其嘴，恭身而立——王爷太崇拜面前这位英雄小伙了，虽然他自己身为清朝皇廷血亲，可读了不少期被内廷特务送呈浏览的“大内参”《民报》。
先前每每读之，肃亲王爷均拍案不已，大叫“汉书可以下酒”，一直深为汪精卫文章中的识见所折服。
如今，《民报》的主笔“精卫”，竟然以阶下囚身份出现在北京，又是亲自策划刺杀摄政王的大逆之犯，不得不让肃亲王惊为天人。
汪精卫自供千余言，笔下生风，一挥而就。同时，他在庭上当众抗言清廷“立宪”之虚伪，痛陈中国即将亡于外国列强之现状，慷慨激愤，斗志昂扬，毫无一丝惧死畏葸之心。
以当时大逆之罪，汪精卫自忖必死。他在狱中朗然独坐，吟出《被逮口占》四首：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其中第三首，最为时人钦慕传诵。
狱卒把这几首诗呈给肃亲王善耆。细看诵读之下，这位清朝王爷百感交集——如此大好青年，竟为大清逆臣！如果他能为国家所用，救亡图存，共商大事，大清何其有幸也！
于是，这位时年44岁的肃亲王，放下至尊王爷的身架，屈尊俯就，亲入狱中，与27岁的青年刺客、革命家汪精卫共座辩谈。
这两人，言来语往，惺惺相惜。
他们的核心争论点，在于君主立宪问题。
肃亲王善耆谆谆而言，似乎很有道理：
“革命党宣扬灭满兴汉，乃狭隘的民族仇视。如果国内流血革命发生，外人不正好可以趁机侵乱中国吗？邻国日本，君主立宪，就是我们大清的成功榜样啊。”
汪精卫断然否定：
“日本明治维新，绝非不流血革命，乃当初西乡隆盛首发干戈，用武力倒幕而成。如今中国的‘立宪’，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国……”
这二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虽然不能彼此说服对方，但相互间渐渐生出倾仰之情。
在当时，肃亲王与汪精卫的这种“化敌为友”，也成为海内外津津乐道的一时佳话。
日后，“汉奸”帽子扣上，汪精卫当时这种面对虏王的义士慷慨，也被人泼污成汉奸卖国贼“软骨病”的提前发作。而汪精卫当时与肃亲王的辩论，也变味成了他“很早就与清朝政府在狱中勾结、妥协、出卖革命”。
作为肉身的人，汪精卫在狱中作《中夜不寐偶成》，诗中表现出他纤敏、感伤、复杂的内心世界：
飘然御风游名山，吐噏岚翠陵孱颜。
又随明月堕东海，吹嘘绿水生波澜。
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其间歌且舞。
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此身在何处。
三更秋虫声在壁，泣露欷风自嗽唧。
群鼾相和如吹竽，断魂欲啼凄复咽。
旧游如梦亦迢迢，半敕寒灯影自摇。
西风羸马燕台暗，细雨危樯瘴海遥。
结案之时，为了撇清和“避嫌”，清廷的汉官都主张杀掉汪精卫。
确实，汪精卫的“罪行”，放在清朝往前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宗族连诛的可能。
世易时移，以肃亲王善耆为首的清朝亲贵，不少人主张免杀——朝廷正在推行立宪，应该非常注重时议。而汪精卫、黄复生二人，只是革命党派来的暗杀小组中的一小部分。杀此二人，复来二十人，二百人……冤冤相报，何时可了！
所以，肃亲王等人主张对汪精卫诸人“从宽”发落。
即使是身为刺杀目标的摄政王载沣，也在案卷上批复道：
“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指汪、黄等人）系与政府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该生等躁急过甚，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
也就是说，摄政王载沣认为汪精卫是“为国罹罪”，即救国心切一时糊涂，干了错事。这样，既显示了清廷的“怀仁宽大”，又显摆了他本人的“能撑船”肚量。
于是，清廷很快以小皇帝名义的“上谕”宣告，汪精卫、黄复生被判“永远牢固”，其实就是变死刑为“无期徒刑”。
只要青山在，何怕没柴烧！
大好人头保得住，日后万事如春风。
如此结局，大出世人所料。而同盟会的同志亲朋，比如胡汉民，早在汪精卫入狱时就写好了悲痛的“悼诗”：
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
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
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
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
其实，身在囹圄的汪精卫，不仅没吃苦，反而因肃亲王之令，广受优待。
小伙子在狱中，新房子，好家具，好吃好喝。如此锦衣玉食囚徒，绝非是卖友卖革命得来，乃是其大义凛然和翩翩风采而致。
而在汪精卫入狱时最心焦的，不是别人，正是其红颜知己陈璧君。
烦如釜上蚁，悲似失魂雁。
当时，陈璧君正和喻培伦一起回东京买炸药。闻知心上人被逮，她失魂丧魄，竟然当着同盟会大骂喻培伦临阵逃脱，留下汪精卫当替死鬼。喻培伦无法自明，只能默默忍受。日后，在1911年4月广州起义中，为彰明自己的清白，这小伙子身背一筐手榴弹，奋勇杀敌。伤重被俘后，他慷慨就义，留下响彻千古的名言：“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千辛万苦下，陈璧君与几位同志辗转各地筹款，终于回到北京，想设法去解救汪精卫出狱。
在狱中吃着陈璧君托人送来的鸡蛋，汪精卫百感交集。他咬破手指写下五个字：“勿留京贾祸”。
在心中，他生怕爱人再遭清廷逮捕。毕竟，刺杀摄政王一事，陈璧君一直有份参与。
众同志纷纷出谋划策，想营救汪精卫出狱。救人心切的陈璧君，甚至想出挖地道砸牢房的拙计，均告不通。
得知汪精卫被捕入狱的消息，孙中山倒有主见：“谋杀太上皇（摄政王）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汪精卫不杀，乃为革命党之气所威慑耳……”所以，孙中山认定要继续起义，才有日后汪精卫出狱的那一天。
孙中山对于国内诸事，一般皆料不准，惟独这话说的一点也不错。武昌起义爆发后，惶骇万状的清政府在请袁世凯去镇压的同时，在北京抓紧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力图以此“高姿态”收买人心。
所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万事大吉。
26天后，清廷以皇帝名义宣发谕令，把汪精卫、黄复生等人释放出狱。
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风采。
秋风正紧。阳光照耀在脸色略显苍白、憔悴的汪精卫脸上，美男子英神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剧的、崇高的美感。
那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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