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林的大脑开始重复我发出的字母讯号，也就是说，想这些字母，它发射出固定的电波，在胶片上变成特定的符号。我开始打乱次序‘口授’字母，大脑一点不错地重复了它们。事情办妥了。
不过，大脑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它能把字母连成词，理解其意义吗？我‘口授’了一个字‘林’，等着大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把它重复一遍。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胶片上显示的信号是：‘我’。林显然是在回答：‘是的，我是林。’这个回答令我是那样欣喜若狂，在那一瞬间我甚至要认为，吃人生番们不愿意吃林的脑子是大大失算了呢，他的想象力比我预期的要强得多。
以后的事就好办一些了。又经过几次实验后，我准备要和它进行交谈了。我不再嫉妒商博良的荣誉，尽管我的成就还无人知晓。
我同时一下子又想尽快知道图尔纳的下落，又想知道林的大脑在想什么、感觉如何。然而对活人的关心应该放到首要地位。于是我向大脑提出有关图尔纳的问题。针在胶片上动起来，脑子给我发来了一份电文：‘图尔纳还活着。我们在峡谷遇上热带暴雨。’
“在哪儿？’我用手指一点一横地向大脑发报。
大脑相当准确地给我指出路线方向，根据它的指点我们到了这里，到了这个地方。‘向北走到阿杜瓦，快到7公里时往东拐……’这是大致方向。可再……唉，要是林活着，他也许能把我们领到地方。可要是让他说说图尔纳到底在哪儿，他恐怕跟现在一样说不清楚。高高的阿姆巴。陡峭险峻的悬崖峭壁。深深的峡谷……这种描述可、以用于成千上万的阿姆巴和峡谷。
我虽然办到了不可能办到的事——在林死后1个星期让他的脑子说话；可还是不能从大脑里得到我所需要的情况。
我一连几个钟头地跟它费劲。脑子看来是累了，有好长时间不回答我的问题，后来倒给我提了个难题：‘我自己这是在哪儿，我出了什么事？怎么这么黑？……’
我能跟它说什么呢？林身体的这一部分显然还认为自己的身体还是完整的呢。对林的残余说他早就死了，光剩下一个脑子，我可不敢。也许这个回答会使林的意识震惊，林的脑子承受不住这一事实，会发疯的。所以我就耍了个滑头——以问代答。
“‘您现在感觉如何？’我像个医生似的问脑子。于是脑子开始向我‘述说’它的印象。它看不见，听不见。嗅觉和味觉也没有了。它能感受到气温的变化。它经常感到‘头冷’（您知道，阿比西尼亚的夜间往往相当冷，日夜温差能达到30多度。虽然我预先采取了措施，用人工‘头骨’保护它免受外界气温影响，但脑子毕竟能感到气温的波动），脑子还能感觉到我按压它的‘头顶’。它常说：‘有人按我的头顶。’
“‘您疼吗？’我问。
“‘稍微有点儿。我的腿好象麻了。’
“您可以想象一下这有多么有趣！要知道恰好大脑皮质的顶叶包括控制运动和身体下半截一直到脚尖的感觉神经。这样，我就有可能从控制各种感觉的角度验证一下脑子每一部分的作用。”
瓦格纳教授从搁板上拿起一本书，打开之后，让我看一幅插图。
“您看，这就是神经中枢图。”我按遍了大脑的所有沟回，问它有什么感觉。
“我看到了模糊的光，’当我按到视觉中枢时大脑答道。
“‘我听见了吵闹声。’这是听觉神经受到刺激时的回答。
您要知道，每种神经对不同刺激只做出一种反应：视神经只向大脑传输光觉，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光照、加压和通电——对它进行刺激。其他神经也是如此。我的按压使大脑中枢一会儿觉得见到光，一会儿听到闹声毫不足奇，关键在于我刺激哪一个中枢。这为我的观察打开一个广阔视野。
“然而这段时间脑子在想什么呢？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向脑子提出了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它相当乐意回答。‘林’想起了他所遇到的一切（林的脑子始终认为林活着）。
“它告诉我，他们——图尔纳、林和向导怎么到的提格雷，怎么决定的下到一条大峡谷里，在哪儿遇上的大暴雨。汹涌的洪水在峡谷里把他们冲走了。有好几次他们在急转弯处撞到石头上，最后他们被带到一条宽阔山谷的一个大水塘。水塘里的芦苇挡住了洪水冲来的垃圾、树枝，甚至还有整棵的树，形成了一个大水坝。他们几个陷进了这个水坝。趁着水坝还没被冲垮，他们还没有被来势更猛的洪水冲走之前，无论如何得离开那里。爬上岸去是不可能的。洪水波涛汹涌，树枝条缠住了人的手和脚。而水还在一直往上涨，漫过了水坝顶。这时图尔纳对自己的同伴喊道，唯一的途径就是爬过水坝跳下去，趁着水还没灌满水坝下游，找个高处逃生。他们就这样做了。克服巨大的困难爬上水坝，从10米高处跳下，他们落到了尖利的石头上。向导摔破了脑袋，被水坝下游的一条小河冲走了，图尔纳摔折了腿，但他克服了巨大困难爬到了岸上，只有林一个人毫发无损。他俩找到了一个座落在阿姆巴上的贫穷的小村子。图尔纳走不了，林一个人去亚的斯亚贝巴求援。他顺利地走完了全程，可就在离城10来公里处有几个强盗袭击了他，把他的头打破了。林从昏迷中醒来之后，居然还有力气走到雷舍尔的门口。他就在那儿摔倒，失去了知觉。然后他苏醒过来，见到了雷舍尔和我，说了几个词就又不省人事了。”
“以后又怎么样了呢？”我颇感兴趣地问。
“以后，”脑子回答道，“我又恢复了知觉。可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我觉得我被捆住手脚扔到了黑牢里。除了回忆我的生活，我什么也干不了了。就在这回忆之中，时光过去了……”
我问过林的脑子好几次，让他确切地给我描述一下走到他们遇上暴雨的峡谷的路，但林还是说不清楚，我已经失去了根据脑子的指点找到我朋友的希望。
“‘要是我能看见，我就能把您领到那个地方，’脑子说。
是呀，它要是能看能听，事情就好办多了。我能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脑子只能在眼神经受到刺激时感受到模糊的光，就像我们合上眼皮后眼球受压时好象看到红斑红圈一样。但这不是真正的视觉呀。怎么才能让脑子获得真正的视觉呢？
有一个计划让我想了好几个钟头，我想，能不能把林的脑子移植到一头动物的脑腔里呢。这个手术的难度我倒不在乎。只要……找到能放得下林的大脑的脑腔，神经、血管和别的我全可以缝上。所以说整个任务就在于寻找。
我在心里把各种动物的脑重量和体积跟林的大脑一一作了比较。林的大脑重1400克。大象的大脑重5000克。唉，对于人脑来说，大象的颅腔太大了点儿。鲸鱼的脑子重2500克。这已经快符合要求了。可我手边又没有鲸。再说，鲸就是到了阿比西尼亚的阿姆巴之间，又能干什么？而其他动物的脑子跟人相比就大小了：马和狮子——600克，牛和大猩猩——450克，其他猿猴还要轻，老虎——只有290克，绵羊——130克，狗——105克。
要是一头大象或是马拥有林的大脑就有意思了。那时想必能找到去峡谷的路。遗憾的是这种手术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这个任务很有意思，也许将来一有机会我就要做做这种手术。
“但眼下，我想，我得想办法尽快达到目的才成。于是，我就想出这个来……”
瓦格纳教授站起身，走到帐篷里被一块帘子挡住的一个角落，把帘子撩起一角说道：
“您是否愿意赏光参观一下我的实验室呢？”
这个角落只有从帐篷厚实的帆布透过来的一点光，所以十分昏暗。我看到了放在一只匣子里的大脑，它的外面有一个略微发黄的透明外壳，上面有一个玻璃罩。另外一个匣子里放着一个玻璃缸，玻璃缸盛满一种溶液，缸底有两只大眼珠子。从这对眼球上通出来好多细线。
“没认出来吧？”瓦格纳教授笑着间道。“这就是昨天的牛眼。没有比这再容易的事啦！我把这神经末梢缝到林的大脑的眼神经上。当牛和林的神经长到一起时，林的大脑就又能用牛的一只眼见到光明啦。”
“为什么是一只眼？”我问，“难道您光给林的大脑一只眼吗？”
“是的，这原因是，我们的视觉比您想象的还要复杂。眼神经不光向大脑传送视觉形象。它还和许多其他神经，尤其是和控制眼肌运动和语言器官运动的神经有关。由于这一复杂性。视觉系统才需要两只眼——任务相当困难。
“要知道林的大脑不能控制眼睛的转动，不能使两眼聚焦，所以，它只要能调整一个眼球的焦点就行了。”
当然，这不是一种完整的视觉。我得拿着这只眼睛，像举着一盏灯似的往四外照，当脑子认出周围的地形之后，同样以不完整的方式——用摩尔斯电码——进行指点。
这样做麻烦当然不少。而雷舍尔只会添麻烦，也许还会把整个事情搞糟。
那还成，一个相信灵魂不死的人，突然发现他朋友的灵魂被这样关了起来！
所以我决定这样打发雷舍尔。告诉他我也认为再这样漫无目的地寻找图尔纳毫无意义，他愿意回国就回国，愿意去别处就去别处，我相信雷舍尔会非常高兴地离开我开路。那时我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当然，这还得需要您答应给我帮助。”
我非常乐意地同意了。
“啊，那就太好了，”瓦格纳教授说道。“我估计天亮之前林的脑子就能看见了。我发明了一种加速组织生长过程的方法。到那时雷舍尔恐怕在忙着收拾离开，而我们则出发去找我的朋友。请您明天一大早就做好出发准备。”
四、不寻常的向导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瓦格纳教授的帐篷里。他一如既往地微笑着迎接我，只是笑容里带着一丝狡黠之意。
“一切有如列车时刻表一样准确，”互相问候之后他说道，“雷舍尔先生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的难过之情，叹了几口气，眨巴两下眼睛，很快就心平气和地收拾东西准备动身。到了半夜，这里就没了他啦。我也没浪费时间，您看吧。”
一只大牛眼在脑子的“额头”下望着。它盯住了我，看得我甚至有些恐惧起来。
“另外一只眼睛我留作备用，以防万一。它保存在特殊的溶液里，坏不了。”
“这只眼能看得见了？”我问。
“自然啦，”瓦格纳教授回答说。他迅速在脑子上按了几下（玻璃罩揭开了），然后看着胶片。
“您瞧，”瓦格纳教授扭过脸来对我说道，“我问脑子，什么人站在它前面，它相当准确地说出了您的外貌。现在我们可以上路啦。”
我们决定彻底轻装，甚至连向导和挑夫也不带。要是他们见到一只牛眼为我们带路，不知该怎么想呢！为了防备在路上遇到当地人，瓦格纳教授巧妙地给盛着脑子的匣子做了伪装，只给眼睛留出一个小孔。记录脑子发出电文的胶片露在外面，我们可以从上面看到我们是不是正确地按它的指引走路。林没让我们失望：他的视觉记忆十分好。就算脑子不能用语言说出整条路线，但现在它还是成了个不错的向导。能看到熟悉的地方，大概脑子也相当高兴。它非常愿意指引我们。
“往前……左拐……再左拐……往下……”
我们不无困难地下到一条深深的峡谷里。夏季的暴雨已经过去，谷底也已经没水了。但这里恶臭弥漫，动物的尸体和腐烂的植物散发的气味叫人无法忍受。山里的居民不可能到这里来，他们怕这股难闻的臭味。
“这里就是原来的水坝，”脑子发出信号说。10米高的水坝除了在谷底留下点儿垃圾外，什么也不剩了。我们来到一大片空地上。这里好象是几十条山间河流的汇合处，但只在下雨时才有水漫山遍野地流过来。
在我们到达那个村子之前，我们得经过一片植物茂密得令人惊讶的森林，我们只得绕了一个足有好几十公里的大圈。在这样的森林里，就是大象有时也会把牙折断。
最后，我们在那个贫穷的阿比西尼亚小村里找到了图尔纳教授，他住的草棚既不能挡风，也不能避雨。幸亏天气暖和，图尔纳没有遭受风寒饥饿之苦。他自我感觉还不错，只是走路还费劲。图尔纳见到瓦格纳教授惊喜交加。
“雷舍尔和林在哪儿呢？”
好在“林”什么也听不见，瓦格纳教授也就用不着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告诉图尔纳是怎样一个非凡的向导把我们领来的。图尔纳摇了摇头，略一沉吟，笑了：
“这只有您，瓦格纳教授，才能想得出来！”说完，他拍了拍朋友的肩膀。“他在哪儿？让我看看他。”
当瓦格纳教授揭开匣子，露出从里往外看的牛眼时，图尔纳对它鞠了一躬，而瓦格纳教授给脑子发报转达了图尔纳的致意。
“我怎么了？”林的大脑问图尔纳，但图尔纳没法向它解释，它得了什么怪病。
这就是全部故事。我们——图尔纳教授、瓦格纳教授和我——一起回到了欧洲。雷舍尔比我们到得早。对不起，我还忘了提我们的另一个旅伴。林的脑子也跟我们一起回来了。我们在柏林和图尔纳教授分了手。临别之际，他保证对任何人也不提起林的大脑这一回事。
这个大脑至今大概还活在瓦格纳教授在莫斯科的实验室里。至少在1个月前我收到的一封信里，瓦格纳教授还写道：
“林的脑子问您好。它很健康，而且已经知道林只剩下了一个脑子还活着。这个新闻并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叫它吃惊。‘总比什么都不剩强。’这就是脑子的回答。
我进行了很多次非常有价值的观察。此外，脑细胞开始生长啦。现在林的大脑一点儿不比鲸鱼的轻。但它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聪明些……”瓦格纳教授就此故事写道：
“不仅组织，就是从人体割下的整个器官；都能继续生存甚而生长。科学家们（布朗-塞卡尔、卡雷尔、克拉夫科夫、布留霍年科、切丘林等）已经复活了手指、耳朵、心脏，甚至狗的头颅。在用血液或与血液化学成分相近的所谓生理溶液供养的条件下，组织和器官能存活相当长的时间，组织甚至能活好几年。因此，复活大脑在科学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我怀疑是否能同这样复活的大脑进行交谈。脑和神经在工作时的确产生电磁波。这已从别赫捷列夫、巴甫洛夫和拉扎列夫院士的研究中得到了无可置疑的证实。然而，我们还没有学会‘读’懂这些波。拉扎列夫院士就此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写道：‘我们暂时只能肯定这种波的存在，但还不能确切搞清它们的作用。’如果我能复活林的大脑并与之进行交谈，我会非常高兴，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可能只是一种科学展望而已。
瓦格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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