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里，哲更忙了，我知道他为解困房的事情在四处奔波，但是我却敏感地感觉他变了。很多时候都对我不理不睬，只是一个人坐在床沿发呆；可有时他又会突然紧紧地抱住我，炽热地狂吻着，仿佛要把一生的爱全部印在我的唇上。
哲反差极大的言行举止让我很不理解，我频频追问原因，他总是摇头说没事，但我感觉他的话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烦躁。
星期天的傍晚，我猫着腰在石板旁洗衣服，忽然摸到哲的口袋有团硬硬的东西，掏出展平一看，是张关于解困房的公告。报纸被水漂湿显得有些模糊，但那一行哲用红笔画过的字却是那么触目惊心：“申请解困房的两人均须持有厦门常住居民户口。”我的心哗啦啦往下沉，仿佛可以听到落地时“咚”的声音，我没有厦门户口，如果哲与我领了结婚证，就够不上条件申请解困房了。哲数日来的矛盾与反常已经找到了答案。
那夜，哲没有回家，我一个人蜷缩在床角整夜整夜地流泪。
第二天哲回来的时候，我已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
“春子，这是干吗？”哲看我的阵势，有些意外。
“阿哲，我知道你做梦都想拥有一套房子，我不想妨碍你，你……你找个有厦门户口的女孩子吧！”我的鼻头有些发酸。
“你，都知道啦！”哲神情凝重，“春子，你理解我吗？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没有殷实的家境，一切只能靠自己奋斗，商品房有很多人一辈子也买不起。这次的解困房首次出售，机会难得，我……”
“你不用解释，我不怪你，”我勉强地想装出一副笑容，努力了几次却还是无法做到，“再见，阿哲。”我提着行李包跨出门槛。
“春子。”哲在后面唤，我停住了脚。“春子，我真的爱你，我真的很想与你共同拥有我们的爱情容器。”哲追上来吻着我的耳垂温柔地说着，我的泪在刹那间滚滚而下。
“阿哲，我们过几年再买房子好吗？机会总还会有的，多熬几年也没关系，我不怕苦的。”我心存希冀地回头看哲。
哲低下头沉默了好久，“机会这种东西其实有时也很难说……”他的眸底流淌着痛苦。我失望地静默着，轻轻拿开哲的手臂，重新从地上提起行李慢慢向前走去，高跟鞋撞击着石板路，一步步像踩在刀尖上。走到巷口，哲又低低地叫：“春子……”我的心被这一声呼唤搅得生疼，不由得再一次停住脚步。哲终究没有再往下说什么，许久，我们就那样僵立着，巷口有人骑着自行车来了，我抬手抹去脸上的泪，义无反顾地走出巷子，没有再回头。
元旦的时候，哲结婚了，对方是哲供职的外企生产线上一名普通的女工，比哲大了好几岁，小学毕业，长相也极其普通，但她是本地人，她有一本正式的厦门常住居民户口簿。哲与新娘相处的时间前前后后不足两个月，不知情的人都诧异哲的选择，只有我清楚他的用意。
哲结婚那天，我揣着一颗支离破碎的心踏上了回乡路。火车开走时，很大的响声，轰隆隆的，将往事全都推了过来，书店的相识、月夜的初吻、同居时的疼爱、相处时的呵护……一幕幕交替出现，最后定格成了离别时哲那张痛苦而又矛盾的脸。我最爱的人已经步上红地毯，去赴另一个女人的生命之约了，为了得到“爱情容器”，他最终还是狠心扔下我们的爱情，刻不容缓地做了房子的俘虏。
我相信哲是爱我的，但我还是有一种被挫败的感觉，我输了，输给了一本单薄的厦门居民户口簿……
现实是无情的，不为我们左右，爱与不爱之间并非横亘一条天堑，有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位转换只是源于某种**的膨胀。在利欲面前，从来都很少有人可以潇洒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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